2 6 自由的彼岸美学史观（第1页）

2。6“自由的彼岸”——美学史观

人们对历史怀有那么浓烈的兴趣是为什么？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又为的是什么？同样，史观的演变与进步到底又说明了什么？

对历史的兴趣说到底是对自身的兴趣，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兴趣，所以才有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

史学的发达正是为了了解人类自身，研究人类的本性。所以，科林伍德认为：“人性的科学只能由史学来完成。”他进一步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至此，是否就己经把一切说尽了呢？

人“已经做过了什么”，这是过去，由此得知“人是什么”，这个“人”，也仅仅是过去的人，但史学的目的仅仅为了过去，为了现在么？对人的理解，就已到了终点么？

事实上，人类对历史的关注，更重要的在于对未来的向往，不是“已经做过什么”，而是“应该做些什么”，从“做过”之中了解到哪是该做的与不该做的，虽然无法改变历史，却总想把握未来。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提出了“美学史观”这个概念。

这也是基于从人的了解出发的。

这一史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植根于过去业已有过的史观之中，早在人类文明发端之际，人们就热烈地向往着无限自由的境界，不物于物，取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审美观。因此，从庄子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到阮籍的“顺情适性”（阮籍《乐论》），强调人生的乐趣在于精神自由、个性得到自由自在的发展与满足，均可以寻到它的轨迹，只是当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显性因子”，物质财富极为贫乏，这一追求是无从达到的。庄子死后寂寞了几百年才被提起，阮藉、楼康不是穷途大哭而返便是被杀害。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不也正是对人的追求的了解么？那时，人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只是可望而不可即。

而人的追求总是不竭的，人的潜能的发掘也无可估最。正如科学家所报告的，人的大脑中大部分脑细胞，迄今未曾发挥作用——当然，比人猿时期发挥的要大得多。猿人是无法理解集成电路、宇宙飞船的。人在历史中不断激活出无穷的智慧，这也是“告诉我们人是什么”的过程。高速摄影机拍下人的特异功能的照片，不是仍无法用当代的科学成就去解释么？未来世界该发展到什么地步——也就是人的自由程度达到什么地步，谁可以断言？“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语）也只是抽象的把握。天人合一，就是生态的平衡。

也正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想象几百年后的世界，恐怕比钻木取火的原始人想象今天一般那么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迄今仍未走出它的蒙昧史，或马克思说的“史前史”，尚未达到自由。

人的本质，也就是对自由即美的追求。这比用善恶、真伪来解释要合理得多。

设想一下，若太空上已有数倍于地球人类史的智能者，将怎么看待地球上的战争、竞争等异化现象呢？异化，便就是愚昧的后果。

一说到“异化”，我们马上就又想到在首篇提到的，最早反对异化的思想家庄子了。他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深刻的影响，也反过来证明文学说到底便是反对人的异化的内在情感的曲折宣泄。有人说，文学从来与政治不能合拍，“文以载道”只会拒绝文学，所谓“政治”，无非是异化了的社会之功利罢了。这不无道理。几千年来，这一反异化的呼声不曾断绝过，禅宗主张“即心即佛”，后来则由李赞发展为个性解放的思想，要求冲决“条教禁约”：

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李氏文集·明灯古道录》）

所以，他的“童心即真心”论，在近代中国被视为“异端”，成为启蒙思想的先声。

这样，我们在论述历史的进程之际，由人开始经历了各种异化力量的左右，又回到了人的本题上来了。

这便是前篇所提的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其实，从知识、智慧的价值上过来，也同样上升到人的价值观念上来了。而人是无价之宝，用价值这个概念便有点不那么合适了，在高频率的价值更新中，价值消失了，人却更突出了。

但这决不是群体的人，而是一个个自由的人，一个个获得自由发展了的人——如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家族相似”的现象。庄子反异化，且不说马克思也反异化，视人的复归为未来，我们更看到，庄子的学说与海德格尔及其存在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更发人深思的是，正是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门新学科——未来学正在兴起。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说等等，日趋向前发展。我们不必在这里对未来学多加描绘，但它至少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发展进人了“目的性”阶段，或者说可以对历史作出选择了。摆脱了“人为物役”的异己力量的制约。

当然，这种选择还不是最终阶段，但多少比过去多了极大的自由度。

人不再为温饱而忙碌，不再为物质财富操心，也才有精神的自由境界，才有纯粹的情感存在，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大脑的潜能。而今，为世所累者可谓是百分之百，庄子早就看出了这种不幸，才呼唤“不物于物”。而他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才高喊“归朴自然”，如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卢梭等人一样。

只有来个否定之否定，当社会的物质财富达到了不需让人操心的丰足，人才可能充分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主观趋求，才会按照美的观念去构造未来的世界，“得至美而游乎至乐”。

我们不妨把这称为美学史观。

历史这才是艺术，才是自由，才是美！

且慢！

在中国，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同，如果过早地提出这种史观，也就是说，不等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到上面所说到的丰足的程度，便过早沉酒于文化与道德的陶冶，这势必又会逆转到了原来的伦理社会。李白也早在诗中讽刺过儒家文化，历来对经济是束手无策的，他在（嘲鲁儒）中写道：“鲁史读五经，白发死章句，回以经济策，茫茫堕烟雾。”大一统的“计划”，无非是把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理想强加于社会经济，结果只会对经济起到破坏作用。不讲经济规律，无视商品经济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便有了过去二十多年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更不能把这描绘为“礼治”社会。礼与美是不可以画等号的，但古代中国却常常把这画上等号。前者在中国人的伦理观上看，是否定功利、不包含功利的，所谓“贵义贱利”便是这个意义，它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意识中的深层沉积。其实，对伦理史观而言，它表面上否弃功利，实际上却包含有极端狭隘的——只维护一人、一家、一族的统治与利益，所谓“舍身取义”，不就是为的君主之义么？“文革”中更推向极端，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穷过渡”，以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取消任何个性、情感，从唯物史观的初级阶段倒退回伦理史观阶段，所谓的“至善”不仅取消了功利，也取消了美——不妨想想“红海洋”之类壮举。可以说，这便是极“左”的某种表现特征。后者作为美，它是超越功利的，但是，不包含功利则无从超越，忘记这一点，便很容易与伦理的，‘善”相混，在史观上，则会导致倒退。只有包含才能超越礼的标准是善与恶，实用的标准是有利与不利，美的标准是超善恶亦超功利的。一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只用礼的标准衡量，是简单的、平面的，用价值观念，也就带有历史主义了，用美学观念，便超越了时空，达到了永恒。这似乎说得空了点。但换句话来说，一部作品的美学追求，不恰巧是对永恒的迫求么？不朽之作，它的首要点是美而不是其他。

历史进人美的阶段，它也便是永恒了，也就是自觉的和自为的了。我们把文学观念纳人历史观念，似乎有点唐突。但罗素说的历史是艺术，未免早了点，他说的艺术应更正为工艺，尚不是天然浑成的，而只有在这个阶段，历史才是真正的艺术。

但目前发达国家出现的“东方化”的征兆——仅仅是征兆，不能过于夸大，却是这种历史进程的先声。因为在这样的国家，已不怎么存在公开的阻挡科学与经济变革的力量了，人的兴奋点，就在于精神的自由，纵然他们还没走出价值观念的范畴。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有众多的译本，不少作家都以老子的格言作为座右铭，庄子更与现代西方某些哲学形态相通，如前所述，其表现出的崇高的生活理想，美得简直教人倾倒。何况它的文字、形式的高度的技巧，更谓出神入化，巧夺天工，至于禅学引起的热潮，则更发人深省了。这无一不是在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充分自由的境界，追求归真反朴、复归自然的表现。

当然，也有人以此津津乐道，用来讥评当前中国向外来文化学习、吸收、扬弃的这一历史阶段。这种人只能是对历史一无所知，对未来也一无所知，自然对人类文明也一无所知，一旦这类人的狭隘的文化历史观念占了上风，中国势必出现前面所预言的悲剧性的逆转，这不是没可能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