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4 天理的至尊实用理性史观（第1页）

2。4“天理”的至尊——实用理性史观

“礼治”的幻梦，似乎又要死灰复燃了——不，它并没有“死”，即便在唐代，伦理观念、门阀观念，也不曾被推倒。它延续下来了。到宋代被强调到更高的位置上。

但显然，过去的“礼治”已不适应受到佛教文化思想冲击的时代了。社会群体伦理等级的和谐岌岌可危，因此，个体的自觉被推到了首要地位。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人伦、人道，必须靠对个体的道德训诫才可能得以实现。这样，儒家以礼——仁治天下，就得把个体道德与尊天命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社会的伦理要求。

于是，从群体的伦理自发到个体的伦理自觉，就显得尤为紧迫了。

理学，作为越过自发的伦理阶段向实川理性完善的统治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理学家们煞费苦心，把“天命”作了改造，言天命与个体自觉处于和谐之中，道德规范既在人之外，也在人之内，从而不可逾越。于是，封建伦常——“三纲五常”上升为先验的“天理”；而道德律——“仁、义、礼、智、信”则上升为“天性”了。天理与天性相吻，世界便太平无事了。“不偏不倚”、“恒常不变”。人生在世，格守伦常，则率由“天性”，体现了天理。天人关系及人际关系便统一了起来，个体的道德行为也便得到调节。通过“格物、致知”，则明天理；“正心、诚意、修身”则守天理；“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由此及彼、由近及远而行天理。这种“圣人之道”，则泯灭人性，贵义而贱利……伦理的原则从此不是自然的直觉和派生，而成了一种理性精神，其思想之网更加严密，成为了枷锁与侄桔。

但朱熹无限感慨的是，“天理”总是敌不过“人欲”的，世风日下，两汉不如三代，隋唐又不如两汉。汉高祖“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唐太宗更是“无一念不出于人欲”，“王道”失传，“道统”断纤、“两千年之间、有眼皆盲”、“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工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旦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所以，理欲之争便导致了王霸不敌王道，盛世不复再有，而后惟有霸道衰世了。所以得把历史往后拉至三代的“王道”才行。

这种历史倒退观，其实是伦理观不断瓦解的过程，这并不难理解。光靠某一种观念治理社会，必然会如此。所以，所谓“礼治”也成了泡影，朱熹竟不主张“严以济宽”，要把他的“王道”强加于历史过程了，竞然提出：“号令即明，刑罚亦不可弛”；“某当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因为“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谋坏了这宽字”。“与其不遵以梗吾治，何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何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语类一O八·论治道》）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礼治”的梦幻终是梦幻。

人们不难看到，除了由此导致两次落后民族人主中原外，在明代，其严刑酷法、特务政治等等，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更是空前未有。

倒退的历史观必然伴随有倒退的历史。自以为美好的“三代”一旦强加于社会，则更是残酷、恐怖之极。

所谓宋代以来的“务实”，实是统治者**裸的镇压、帝王被抬到了最高的地位，不主“孝”而主“忠”，便是为维护其残酷的统治。“礼治”——靠伦常维系，成了“人治”，靠帝王的德行了。这反映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便是“天生黑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通鉴》卷六九“臣光曰”），把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里出现的君权制度，说成是与民俱生的永恒真理。

如果说，在柏拉图的历史模式中，有这么一个大循环，由理想国政体一贵族政体～财阀政体一民主政体～潜主政体，而后又回到理想国政体，即哲学王的统治的话，在理学家的模式中，只有君主政体内的王道与霸道、治与乱的单一往复。

但这里还有一种循环或互补。

暴君政治，必然导致暴民政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是太微不足道了，一场灾荒便是饿俘千里。每次劫乱，都是杀人如麻。这里无意贬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及积极作用。但是，朱元璋称帝后，是“蜕变”、“腐败”，还是本来如此，这恐不是心理学家回答得了的。这可是最正经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惟一标本。连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花鼓里也唱“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他给老百姓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恰巧是灾难。（水浒）中写李速“排头砍去”，不也正是这种暴民意识么？有暴民意识而成为暴君，倒是顺理成章的。试想想，哪位暴君要“成大业”，不是视百姓如矮蚁，修长城、修大运河，多少生灵涂炭。正是这种暴君——暴民意识，才有历代的军阀混战，迄今仍有的宗族械斗、吃大户，乃至于“文革”的“造反运动”绝对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恰巧是暴民政治。民主，是人民自主；暴民政治，则是一种变态的表现。我们历来不敢引人“暴民政治”这一概念，所以就无以解释历史上许多事件或“运动”。

研究中国独有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规律性问题，迄今仍没有大的突破。这正是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毫无疑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以反抗压迫与剥削为起点的，也就是说，以自由、平等为起点，与整个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一致的，其进步意义不容否定。但是，自由与异化、平等与等级之间的转化，却又在农民军中异乎神速地得以实现。那么，它的自由平等本来就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其实，黑格尔倒是说对了，中国人“这种平等确实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习惯于这样一种平等，一人之下的什么都没有的平等，而不是什么都有——生来俱有的权利的平等。他们习惯于把整体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把“金口玉牙”当做了“佛语纶音”，领袖则成了自然、宗教、皇权三位一体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儒（皇权）、释（宗教）、道（白然）三教合流的至高无上的真命天子。所以，任何农民起义的结局，哪怕是胜利了，也不会产生新的政体，而只能是旧的等级制度改头换面的复生或强化。元好问讥朱温、王建诗：“围棋局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固然有蔑视称帝的农民起义头目梁太祖及前蜀主王建的味道，却也不无深意。朱元璋的例子不重复了，连《水浒》中“梁山伯英雄排座次”，到最后哪还有什么自由平等的影子呢？恰巧以绝对的等级作了终结，这种伦理秩序下的自由，与法律承认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过是一种一定等级范围内的自由与臣服罢了。

这便是中国理学的“中庸”——对立即互补，历史也是如此，乱治对立，起义与招安对立，却又互相补充，以达至整个古代社会的超稳态效应。就如王道与霸道一样，说到底也就是一回事。

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实质：不承认根本的对立，抗御任何外来的冲击。

朱熹所改造和发挥的《大学》中直线推导“知止一有定一能静一能安一能虑一能得”为《四书集注）中的“功能圈”的循环模式，则是理学在这方面的证明。

他是这么注释的：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则虑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便是“止之至善”了。

善，又是伦理范畴了。“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语类》卷二四）。历史也就这般“定位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