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蜀乱天府之国变人间炼狱（第2页）

面对清军的屠杀暴行，公元1646年归顺南明的农民军将领郝摇旗、刘体纯等人，联合抗清地主武装王光兴、谭文等人，在夔州、远安、竹溪、施州广大区域的山岭之间建立基地，拥兵数万，抗击清军，史称“夔东十三家”。

夔东十三家的根据地在如今的三峡地区，此处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而且是四川入湖北的通道。义军此时在根据地内减租减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巩固根据地，一时间夔东地区呈现出“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的景象，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短暂的恢复，成了蜀乱中的一块“乐土”。此时清军刚刚入川不久，军纪败坏，这一地区的抵抗情绪十分激烈，如果要剿灭夔东十三家，必然上演一场血战。清军权衡利弊之后，决定绕开夔东地区，直接南下剿灭南明政权。直到十几年后清军彻底消灭了南明政权，才开始对夔东地区抗清武装的绞杀。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九月，清军集结大军开始对夔东十三家进行围剿，战事惨烈。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康熙三年，夔东十三家最后一支部队李来亨部被消灭。清军在剿灭起义军的过程中，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以确保“扫穴无遗类”，坚持斗争21年之久的夔东十三家被清军剿灭。然而清军平定四川没过多久，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又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为战场。

为什么四川会频繁地成为战争的主战场？这与四川重要的战略位置密不可分。首先四川“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重要的战略基地，纵观历史，秦朝开发蜀地使国力大增、三国刘备据蜀而有天下三分，都证明了四川作为根据地的重要性。另外，四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出可近中原腹地，退可守千里沃野。就连近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也是将西南作为大后方才得到了休养的时机。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吴三桂起兵时，郑蛟麟、吴之茂响应吴三桂叛于四川，兵祸使四川再遭**，“十室九空，……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军入川，供给遇到了极大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上奏折向清廷求援，此时主政的康熙却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川蜀之地几经兵祸瘟疫，百业凋敝，百姓手中哪还有余粮？但有了圣旨，清军便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屠杀川民，很多城镇呈现出“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的景象，就连政府官员也逃遁得不知所终。清军入关时原始游牧民族的野性再一次暴露出来，一直到康熙二十年这场浩劫还在雅州等地发生，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以至于大批难民不得不往川西谋生。

由于各方政治势力长期在蜀地进行角力，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权力真空地带，滋生了“摇黄”势力，无疑让蜀地战乱雪上加霜。

在四川兵祸持续之时，相继出现了“遵天王”袁韬、“逼反王”刘维民、“黑虎混天星”王高、“夺食王”王友进、行十万等一系列集团，“摇黄”是对这一系列性质相同的集团的统称。虽然有很多武装集团，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的范围还是在四川。相比起张献忠的部队，这股武装力量的残忍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由失去土地的流民组成，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口号，军纪更是无从谈起。长期以来受尽了阶级剥削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困苦之中，一旦有了权力，这群人的欲望便无限制地放大，化身为魔鬼。

正因如此，“摇黄”的破坏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张献忠部更为强大和残忍，所掠之地，丁壮被掳，妇女被**。崇祯九年，“摇黄”尽掠通江等县，造成赤地千里。

欧阳直在《蜀乱》里描述说：“乙酉（清顺治二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正是因为没有政治纲领，当时的几方政权都没有把“摇黄”作为政治敌人来重视，也无暇顾及他们，因此“摇黄”得以滋生和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通常是军队进剿，“摇黄”便遁入山林，官军去后，他们又照常出来劫掠。在川东、川北之地，“摇黄”活动更为频繁。这一区域本来就地瘠田少，百姓死亡不计其数。

崇祯十一年之后，“摇黄”的势力越来越大，川东、川北民不聊生，就连陕南也遭到了入侵。随着“摇黄”势力的扩大，很多乡绅、豪霸、亡命之徒，也都乘机加入，教唆**烧杀之技。

欧阳直就曾落于“摇黄”行十万部，在军中他常常见到他们杀人作乐：士兵常常把小孩抛向空中，然后用枪接住；把人绑在树上，将内脏掏出……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摇黄”侵蚀着蜀地，其破坏力之大，行事之残忍可见一斑。这股势力直到清朝定鼎中原之后才被清政府消灭。

而在长期的兵祸中，又催生了令人咋舌的“虎患”。

一队百姓高度警惕地行走在“密林”中，他们手持棍棒，排成环形，中间的几个人手持木桶，整个队形快速地往三十米外的水井方向移动。到达水井时，手持武器的人们迅速散开，面朝外包围住水井，手持木桶的人们迅速开始打水，打完水后他们又恢复了之前的队形，快速撤离。

这是顺治八年居住在成都市中心的老百姓日常取水的一幕。当时的成都是什么样子呢？可以从南明总督李乾德给孙可望（张献忠部将，后归降南明政权，随后降清）的信中看出来：“荆棘塞道，万里绝烟，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迹。”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人类文明似乎从四川的大地上被抹去了。原先的良田万顷、市井繁华**然无存，不要说偏远的县城，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都变得是残垣断壁，植物疯长，飞禽野兽游走其中，成都原先的蜀王府也是野兽成群。文人王沄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入川时，目睹蜀王府荆棘丛生，成都更是“山麋野豕，交迹其中”，以至于幸存的居民将蜀王府称为“棘园”。如此环境下，老虎更是疯狂繁殖，在四川造成了为祸一方的“虎患”。

来看下欧阳直的记录：“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而且这时的老虎还掌握了新技能——“逾屋上墙，浮水登船爬楼。”欧阳直本人就曾经历过虎口逃生。约在公元1647年他到达资阳、简阳县交界处的密林时，突然遇见四只老虎，但是这些老虎并没有吃掉欧阳直，而是从他身边“细嗅而过”。在宜宾、泸州等地，他又见到老虎多得像羊群一样的壮观场景。这些老虎在四川各地横行无忌，吃人无数，而且为祸时间长达半个世纪，造成了四川人口的严重损失。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四川的考官方象瑛在《使蜀日记》中还记载了到达新都县时看到的情景：“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在闹市区仅有茅屋十余座，其他地方杂草疯长，而且还能到处看见成群的老虎，可见蜀乱破坏之大。

四川因为虎患到底丧失了多少人口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了，但是可以从四川巡按张瑃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看出老虎的威力：“从陕西、甘肃入川的移民506人，被虎食228名；复又新招移民74人，被虎食42人。”

“蜀乱”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猖獗的虎患呢？我们知道，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川西平均海拔为三千米，而川东以丘陵盆地为主，全川地貌复杂，山地居多，气候湿润，植被茂盛，非常适合老虎生存。另外就是兵祸导致的虎患，大量的战争与杀戮导致川中人口锐减，城镇乡村荒废，很多地方荒无人烟，老虎等猛兽失去了重要的天敌，这为老虎提供了极佳的生存环境。在虎患最严重的地区，老虎竟然吃人都吃腻了，经常是撕咬几口便离去，以至于后来顺治、康熙时期，入蜀任职的官员第一件工作就是组织人力围剿老虎。

在天灾、兵祸、虎患之后，我们再看看蜀乱中的瘟疫。

崇祯六年，鼠疫首发山西。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随着流民波及，北京变成了人间炼狱。昌平州的记载中称鼠疫为“疙疽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此次疫情大约夺走了20万北京人的性命，京中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随着流民、兵祸的日益蔓延，鼠疫和其他疾病同样也传到了蜀地。

据《四川总志》记载：“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仍频。”当时四川主要有哪些流行疾病呢？我们先来看下症状：有的人患病以后，头大如斗；有的人双眼赤黄外凸；有的人双腿肿胀像马蹄一样，不能行走。凡是有以上三种症状的人基本就只能等死了。从以上的病例来看，蜀地的传染性疾病已经远远超出了鼠疫的范畴，霍乱、肝炎、疟疾数疫并发。同时在清平世道为人们看家护院的狗，在乱世也化身为恶魔——各个城镇以及郊野山林出现了大批携带狂犬病的野狗，它们往往几十成群，以死尸为食，频繁袭击路人。被疯狗咬伤的人往往会得上“疯病”（狂犬病），数日则毙。

直至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四川等地还经常出现大规模的疫情。

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在天灾之后会出现大的疫情，封建统治者会将这些情况与“天谴”“气数”“天道轮回”挂钩，其实这一系列的灾害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明末首先出现了大面积、长时间的自然灾害与病虫害，从根本上破坏了农业体系，其结果就是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这种情况下人的各项器官活动强度会明显降低，代谢水平下降，所以容易感染疾病。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灾害导致的饥饿往往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和叛民，从而引发兵祸。灾害和兵祸造成的人牲死亡，尸体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使病菌继续污染食物和水源，同时老鼠、跳蚤等害虫还会大批量地携带病菌，增加了传染媒介。

对于明末大疫病的流行，吴又可创新性地认识到了关于控制传染媒介的重要性，创立了“温疫”学说。他认为当时的疫病不是个体本身造成的，而是通过空气传染的，人对不同的病原体的适应性、抵抗力都不同。一旦相互接触就会传染，带来意外的灾难。他认为疫病“自口鼻而入”，并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救治办法——提倡病患“戴口罩”和“隔离”。吴又可于1642年写成《温疫论》一书，领先西方的疫病学说二百年。

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蜀乱，昔日的天府之国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人口的锐减不再累述，就连四川境内的文明也毁于一旦。彼时成都街巷尽毁，城内百草丛生。成都一些水井之中水已枯竭，塞满人骨。四川境内千里无人烟，无鸡鸣犬吠，虎啸狼吟响于耳边。偶见一人，也是“断手瞎眼”，不成人状。

介于四川破坏之大，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清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往四川移民，并且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开启了四川移民热潮。其中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外来移民大约占了一半，湖北籍移民最多。因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由湖北进入四川较为方便。

在一百多年的移民过程中，全国各省总共有一百多万人定居四川，为蜀地的重建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而四川也逐渐在政治稳定、气候变暖的清朝中期慢慢恢复了天府之国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