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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朱由检——孤独的皇帝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紫禁城。

不远处传来隆隆炮声，寝宫内桌上的菜肴还算丰富，但是所有人都毫无食欲。“皇上如听臣妾之言及早南迁，不致有今日！”周后啼哭着向崇祯帝朱由检说道。皇帝此时早已没了与周后昔日的温存，但见他手握利剑，目露凶光回道：“事已至此，可以一死！”听了这句话，周后与几个儿女挥泪诀别，随后便在坤宁宫自尽。

眼见周后身亡，朱由检手执利剑分别砍向安乐公主、昭仁公主。杀女之后他似乎着了魔一般，欲将后宫嫔妃全部斩杀。大内顿时血流成河，宫女太监四散而逃。众人的尖叫似乎将这位得了“失心疯”的皇帝的魂魄拽了回来，他脸上迅速恢复了以往的神态。朱由检找到几位皇子，并交代心腹太监将他们带出宫。望着皇子远去的身影，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玄武门。

已近三更，雾大雨疏，虽然近四月天，但是如此雨夜还是带有一丝寒气。朱由检来到紫禁城后边的煤山，这时他还心存一丝幻想，也许上天庇佑，会有勤王之师逆转战局。他想在这个制高点看看远处的战况，但见黑夜里远处点点火光，听着不时传来的零星炮声，他知道大势已去。这时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生在帝王之家的心志让他眉宇间顿生一股英气，朱由检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道“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书毕在寿皇亭边自缢而死。

伴随着崇祯皇帝的死去，正史上记载的国祚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覆亡。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第十六位君主，相比明朝历代君王，他虽然算不上明君，但至少也不昏聩。朱由检聪敏好学，勤政节俭，但在其执政的十七年中，整个王朝反而江河日下。

朱由检运气的确不好，到他上位之时，朋党、边患、饥民、腐败这些重症已经将大明朝的肌肤彻底侵蚀，政治腐败、武备孱弱、道德沦丧、经济崩溃，命运选择了崇祯，但历史却抛弃了他。

时间回到万历三十二年，常州府。

无锡东门弓溪旁新落成的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尤其引人注目，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书院内一人正对“四书”经义做讲解，台下人则全神贯注地聆听。讲师叫顾宪成，这座他亲自创办的书院叫“东林书院”，这也许是最接近日常讲学的一幕。

顾宪成为官直言敢谏，经常对朝政弊端有所非议，从而触怒了神宗被革职。

他决定回乡从事讲学活动，由于在士大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得到了包括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等众多官员和文人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十月，由顾宪成主导，其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成立了东林大会，定期举行讲会，吸引了众多的学子官员，由此东林声名大噪，号称“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而一讲就是四年。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神宗看到这行字双眉紧皱。几天前内御史徐兆魁等朝臣反映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并与户部尚书李三才结成“东林党”，经常“杂以时事”，刊印讲义涉及政治，胁迫地方干扰行政等。皇帝还没做出反应，光禄寺丞吴炯等正直的官员对徐兆魁的奏折提出异议，由此掀开了关于“东林党”是否乱政的长期讨论。

从本意来说，面对糜烂的朝局，回乡的顾宪成有心回归学术。明朝虽然是我国封建集权趋于鼎盛的时代，但是也是思想与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催生出了影响整个亚洲的阳明心学。但是顾宪成对阳明心学的理念不甚认同，他意欲正本清源，重整道德，传达孔孟儒学，回归程朱理学才是顾宪成开办书院的目的，讲学的内容也大多是“四书”经典。在顾宪成等人看来，朝堂之上政清人和，在野为民回归儒学正脉是重整道德的重要标志。

但是以顾宪成为主的讲学团体确实具有着一定的“精神洁癖”，正本朝纲、清除思想流弊是他们对现实的美好愿望，并致力于通过道德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的传统行为准则。但是这些人往往止步于学术讨论而很少有实际干才，因此美国学者贺凯形象地称东林团体是“道德的十字军而不是改革家”。而掀起波澜的徐兆魁的奏折，背景则是阁臣李廷机意欲阻止户部尚书李三才入阁的斗争，李廷机团体污蔑李三才结党营私，同时含沙射影地指出其后的党就是东林书院。天真的顾宪成知道此事后写信向朝廷解释，正好被李廷机团体利用大做文章，而且这个误会越来越深。到了天启朝，东林书院的一些成员回归政坛，并且与魏忠贤团体抗争，从而引得魏忠贤的嫉恨，后者更是欲要把东林党除之而后快。天启五年，东林书院终被明廷禁毁。

可以说从一开始，东林党就从来没有形成过党派，只不过是对政见或者学术思想一致的一群人的统称，但是明朝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起初的争执还能够为国家计，到后来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只是因为政见的不同而互相参奏、诋毁，在政局上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必须“站队”，这样就给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党争一直贯穿于整个明朝后期。

除了无尽的党争之外，人才的匮乏也是令崇祯帝头疼的一件事。

相比于明朝初期三杨辅政，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冯宝二人组，崇祯年间无论是内阁还是司礼监堪用之才实在不多。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共换掉了十七任内阁首辅，继位的第一年，内阁首辅就换了四人。而这些阁臣确实不堪重用，有的人连基本的行政素质都不具备，甚至在给皇帝的票拟中经常会出现错别字。有一次皇帝问周道登“为何宰相要用读书人”，他竟然恍然不知，当着皇帝的面回复要查查书才能知道。如此庸才竟然能够忝居内阁首辅，崇祯朝的政治昏聩可见一斑。

另外，崇祯帝的处事风格和性格缺陷也导致了很难有人能和他“搭班子”。年轻气盛的皇帝初登大宝，心中万丈豪情，目中无视一切。身系九州万邦，应该包容天下，他却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和做事的细节。而且崇祯似乎还有道德洁癖，他认为即便是唐太宗这样的盛世之主不免也有“玄武门之变”这样的道德污点。总是这样的严于律人，试问能有谁可以入得了朱由检的“法眼”？此外，由于幼年时长期处于压抑和不安全的环境中，崇祯帝形成了自卑和敏感的人格，他最恨别人欺骗自己，十分多疑，这样的皇帝实在是让人难以相处。

在历经了多轮的内阁换血之后，朱由检终于发现一个阁臣堪用，那就是少詹事（主管太子教育）刘鸿训。他年轻，有干劲，有想法，很多事情能和皇帝合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机会成为辅佐良臣的人，却因为建议崇祯拿出内帑银来抚慰官兵令皇帝心生嫉恨。崇祯在生活中十分小气，衣服穿破了都舍不得换新，就是这样一位皇帝，让他拿出内帑银来赈济官兵，无异于心头割肉。就这样，崇祯对刘鸿训的青睐也戛然而止。

其实崇祯朝不缺文臣武将，但是由于皇帝自身的性格缺陷，把一张张好牌全部打废了。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紫禁城。

袁崇焕跪在建极殿外的平台上，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第一，为何要杀毛文龙？第二，为何要引清军入京？第三，为何要伤满桂？

虽然身上披着厚实的貂皮大衣，但是袁崇焕还是感到了刺骨的凉意。袁崇焕没有回答，皇帝似乎也不愿意让他回答，很快锦衣卫将其拖下了大殿。此时身旁的祖大寿战栗不止，年近七旬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泣泪乞求崇祯三思，而皇帝丝毫不予理会，至此崇祯皇帝废掉自己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

就在一个多月前，皇太极率领八旗劲旅绕开山海关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入关攻占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星夜回驰抗击后金军，史称“己巳之变”。进攻受阻的皇太极玩起了“反间计”，在北京城内散布谣言污蔑袁崇焕是后金军的内应，于是就出现了刚才的一幕。

平心而论，在对袁崇焕一事的判断上，对于还不及弱冠之年的崇祯来说是不小的考验。抛开皇帝本身多疑的性格不说，他的政治经验也比较少。纵观有明一朝，从太祖废丞相起，整个国家的权力就被分割成很多部分，被内阁、六部、司礼监等部门分治，特别是军权的设置，早已被朱元璋打散。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论是历朝历代的权相、宦官怎样权势滔天，但实际掌控大权的只有皇帝一人。另外明朝将封建集权制以及皇帝受命于天的封建伦理纲常已经灌输于士大夫阶层脑中，皇权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不仅如此，考虑到前朝外戚当权的教训，明朝后宫选妃一般也不从权贵之家选取，再加上锦衣卫等对皇帝直接负责的特务机构的监控，皇帝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何权奸都不过是皇帝的傀儡而已。早在天启帝行将离世之时，魏忠贤集团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裂，魏忠贤甚至提出要寻一婴孩冒天启帝之嗣继位，然而大家从内心惧怕皇权，无人敢应。朝中的一些阉党朝臣也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而且魏忠贤为祸数年，民间怨气更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崇祯帝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阉党。

反观处理袁崇焕的事件，是在后金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做出的。其实一开始崇祯皇帝并不相信袁崇焕与皇太极勾结，这个时候他还能对重大事件做出清晰的判断。事情的转折发生在袁崇焕入京后的第一次平台召见，袁崇焕多次要求进城休整，而面对皇帝提出的要尽快将后金部队击退的要求时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也许是考虑到一年前第一次面见皇帝时夸下海口“五年平辽”的教训，也许是还没有把握能够击退清军，袁崇焕选择了沉默。但是这一态度刺激了皇帝多疑而又敏感的神经，他想到后金军在城下似乎并不急于进攻，皇太极带着八旗贵族甚至开始在京郊游猎，好像在等着什么时机，而城中关于袁崇焕意欲反叛的谣言越来越盛，皇帝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最终促使他做出了逮捕袁崇焕的决定，亲手毁掉了抗击后金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