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张居正帝国经济的续命师（第2页）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从澳门来到广东肇庆，他们为了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而剃了头发、身穿僧袍。他们谦卑的姿态很快得到了回报，距离肇庆不远处的一小块绿树环绕的地方被划给他们盖教堂。这座被王泮称作“仙花寺”的教堂很快吸引了周边居民的拜访，“寺”内鲜艳的油画、数学仪器和自鸣钟让中国人啧啧称奇。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对于充满强烈好奇心的中国人，利玛窦总是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地图的细节。几年之后，这幅地图的2。0版本和利玛窦一起出现在了紫禁城，不同的是地图被放大了好几倍，并且采用昂贵的丝棉绣在了六对大屏风中。万历皇帝十分喜爱这个“新玩具”，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这就是《坤舆万国全图》。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接受，利玛窦将中国作为地图的中心进行绘制，地图上甚至出现了南极洲，完全颠覆了大部分中国人对世界“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认知，这也是明帝国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世界。除了地图，利玛窦还为皇帝带来了自鸣钟、西洋乐器。利玛窦由此得以留在了北京。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与明朝政府发生几个回合的武装冲突之后，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觉得武力不是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最佳途径，宗教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前台。纵观西方国家的殖民史，宗教似乎总是伴随着欧洲人的枪炮和帆船出现在世界各地。不管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利玛窦等一行人的到来，还是让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度的交流与碰撞。

利玛窦在中国的身份有很多，僧侣、天文学家甚至是炼金术师——当时人们流传这个来自遥远异方的人可以将水银炼成白银，这引起了曾任刑部主事的瞿汝夔的极大兴趣。初次见面后，利玛窦就给瞿汝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来想学习“炼金术”的瞿汝夔，在之后的接触中深深地被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吸引，开始比较深入地学习这方面的内容，甚至试图和洋老师一起翻译《几何原本》。但是专业的知识和语言的障碍让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随着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的参与，这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地进行。不仅如此，徐光启还与利玛窦一起合作完成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籍的翻译，让注重经验科学的中国能够系统地了解现代数学及相关科技的要义。徐光启还深入地学习了西方的历法，并且借助西方历法成功推算出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日食。徐光启与利玛窦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利玛窦去世时，徐光启悲痛万分，不能自已。

而利玛窦的去世，并没有阻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模式”很好地为欧洲人探索出了一种武力之外与这个远在东方的大国交流的最佳方式[1]。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需要先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学习，历史上有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均毕业于这个学院，所学课程包括汉语、中国文化、礼仪，除此之外还要研习数学、医学、物理等学科，合格后才能拥有入华传教的资格。这些传教士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为西学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一书，对发展农田水利、提高农业抗旱能力提供了很大帮助。

难能可贵的是，欧洲的传教士在带来西方的文化与科技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古老文明传入了西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去了解东方的文化与智慧。利玛窦晚年开始撰写在中国的经历，公元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珍贵的文献从澳门带回了欧洲，并且翻译成拉丁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名凸显了欧洲人派遣传教士的本意——《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本书较为客观、翔实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此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相继被译成法、德、西、英等多种版本。这本书对于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重新打开了自马可·波罗之后关闭了三个多世纪的通往中国的门户”，“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及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17世纪的任何其他历史著述”。

另外，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三字经》和部分“四书”的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公元1687年，以柏应理为主的传教士们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孔子传》《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让欧洲人全面地接触到了儒家经典文化，在欧洲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这些从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就像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润滑剂一样，让两种意识形态在相对的相互尊重中交流、碰撞。

除了短命的皇帝，有明一朝最低调的皇帝应数穆宗朱载垕了，他在皇位上待了六年，但是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过穆宗及其年号隆庆，反倒是这个时代的三个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夺目”。

穆宗的童年十分的悲催，因为前两位皇兄的离世，让父亲世宗皇帝十分相信方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2]的理论，从小就很少和父亲见面，造成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穆宗登基之时，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嘉靖的长期不朝和醉心修道让朝局不稳，其时天下冤狱遍布，官员自上而下只知钻营贪腐，既不畏公议，也无廉耻，行政处处以得利为上。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连年饥荒，出现了易子相食、兄弟相杀的惨剧。值得庆幸的是，隆庆一朝名臣辈出，朱载垕内向柔和的性格正好让居朝堂之上的阁臣们有了很好的施展空间，在徐阶、张居正、高拱等阁臣的主持下，隆庆一朝颇称大治，一扫前朝政局不稳、官场混浊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柔和的性格加上沉迷于女色，让身体本就不是很好的穆宗健康每况愈下，也没有精力过多地主持政事，这让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万历一朝慢慢地形成了党争。但不管怎么说，仅促成“隆庆开关”一件事，对于穆宗来说已是不易。虽然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特区”开放，每年核发的“船由”（船籍证书）、“商引”（营业执照）也极为有限（一段时间内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但毕竟是在政府层面对于“海禁”的修正，是对传统的挑战与革新，开关后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不但如此，也影响到了政治层面。由于有了正面和合法的贸易渠道，东南地区长期存在的“倭患”竟然“倭渐不为患”。虽然隆庆初年开放海禁，仍然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得以恢复，通过辗转贸易与日本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另外，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在南方“开放格局”的影响下，明廷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与蒙古部落达成了“俺答封贡”，结束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局面，以贸易换和平。大明王朝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而变革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隆庆朝末年，百余岁的大明帝国即将迎来一场“续命”的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朱载垕在乾清宫病逝，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朱翊钧继位。不久之后，在北京内宫会极门，明廷发布了一道重要的诏书——“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随着这道诏书的颁布，也预示着大明的政治舞台即将开启崭新的一幕，之前在穆宗时代风光无限的首辅高拱黯然地退出了权力核心。几天后，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召见了一位还在病中的阁臣，这次谈话没有持续太久时间，便以小皇帝赐酒食的方式结束，这位阁臣就是皇帝的老师——张居正。有学者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史学大家王世贞更是称其为“救世宰相”。作为万历时期重要的首辅，张居正对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进行了“换血”式的救治，而明朝的“重病”却不是在万历时期得上的。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皇帝朱载垕有一次问户部官员国库的钱还有多少，官员的回答差点将皇帝的下巴惊掉了——国库的备用金仅够三个月的花销。官员工资、军费等一系列的支出还有三百多万两的空额，急得朱载垕连忙责成内阁下了一道圣旨，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连在嘉靖时期查抄严嵩府时皇室获取的字画也被贱卖换钱，如此狼狈，皇家颜面**然无存，其时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见一斑。

不仅仅是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国家的政风和军备同样堪忧。时人说“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官员们结党倾轧，工于钻营，而对政事却少有关心。主钱不明出纳，司刑不悉法律，监察不行纠劾，“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军队也是贪污腐化成风，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戚继光调任蓟辽总兵时，有一次组织阅兵训练，突然天降大雨，此时在场的兵士竟然不顾操练纪律作鸟兽散。戚继光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隆庆之前的正德、嘉靖二帝已经将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如此下去“大明集团”的“退市”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虽然穆宗朝比起武宗朝和世宗朝还算靠谱，但是朱载垕主政的短暂六年中，国家经济运行状况并未得到明显好转。朱载垕有一次问户部索要三十万两白银，户部依旧是无钱可出。在穆宗离世时，帝国的新任皇帝朱翊钧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就在大明王朝这艘巨舰即将行往万劫不复的深渊之时，张居正及时操舵，挽狂澜于既倒。

其实在嘉靖时代，年仅二十余岁的张居正就已经摸清了大明王朝的“病脉”，上书朝廷指出：“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但作为“职场新人”的张居正人微言轻，他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般无人理睬。但是保国安民的理想在他心中从未泯灭，而且在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嘉靖、隆庆两朝中，张居正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一路走向了权力巅峰。隆庆六年，张居正取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皇帝才十岁，无力理政，帝国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大明王朝即将迎来新的篇章。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十二月，北京。

十三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将一批官员打了一顿板子，是什么事情让小皇帝如此震怒？就是因为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启的改革（也称“万历新政”）遭到了阻挠，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的“考成法”令一众官员闻之色变。

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管理好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官僚系统不可或缺，而政令和公文是传达管理内容和思想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便捷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每道政令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们往往将政令传达到位就觉得是完成任务了，至于政令是否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怎样，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良心与职业操守。而在社会价值观整体出现偏差的时候，要求官员自律和勤勉也成了一种空想。明中后期官场道德标准的整体下滑，是造成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怎么办？张居正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官员设置绩效考核，这就是“考成法”。操作方法就是让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六科，对六部进行相应的监督，重要的政务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并且编号，除了个别行政部门留底，还要造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察地方官，再由六科进行纠察。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则进行问责。这就是“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通过这个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政令难以有效执行和官员不作为的现象。

有考核就会有结果，结果无非是两种，好的与坏的。执政考核不合格的，轻则降职，重则罢官，而且还有“连坐”——如果县令没有完成任务，知府也有责任；知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巡抚也有责任，以此类推。这无疑是在暮气沉沉的大明官场中投下了一颗响雷，各级官吏如惊弓之鸟，夜不能寐。正因如此，才出现了一众官员抗议新政的事件。

此时的张居正早已修炼成“职场达人”，深知治理国家需先整顿吏治。面对官场的怨声载道，张居正抵住压力推行革新，在吏治得到初步改善后，便开始着手解决关乎帝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经济。

明朝财政出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全国登记在册的土地还有八百多亿亩，到了正德五年竟然只剩下四百多亿亩。农业作为封建王朝的税收命脉，在册土地的大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的严重下滑。那么土地到哪里去了呢？其时大量的富户采用“诡寄”的方式——将田产挂到官绅名下，而官绅具有田税的优免权，富户们只需向官绅交一定的“私租”，就可以逃避征税。富户们也会把田地分散挂寄在佃户、仆人名下让他们替自己交税、当差，甚至干脆用些手段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另外，东南倭寇的骚扰与北方蒙古部落的不断进犯也让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明王朝的宗室也成了国家财政沉重的包袱。嘉靖四十五年，政府的存粮一度只够一个月的供应量，可以说帝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针对以上问题，张居正开始将“一条鞭法”在全国大力推广。新法概括来讲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为一条，以银两征税，按田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征税流程，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开启了税赋征收的全面货币化。在推行“一条鞭法”的同时，张居正还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核查工作，为征税打下基础。王世贞称张居正为“救世宰相”是有道理的，我们来看下张居正主导的改革所收货的成果：改革之前，明朝国家财政存在三百多万两白银的缺口，政府官员的工资几乎都发不出来。到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重新核查全国的田亩数量比弘治十五年增加近300万顷。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经过十年改革，国库已经积银六七百万两，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够支撑十年。国家得到了回血，崩溃的经济被挽救了回来。

客观地讲，张居正的改革确实对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将时间轴往前延伸就会发现，从嘉靖朝起，明帝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为了避免搁浅就已经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尝试。前面我们曾提到过嘉靖时期就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到了隆庆时期以高拱为主的内阁也进行了以整饬吏治、巩固国防、推行海运等为主的改革。前朝的改革虽然时断时续，但是为之后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因此，部分史学家将嘉靖到万历时期的改革看作一个延续的阶段，称“嘉隆万改革”。

张居正改革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有相对的持续性，主导改革的操盘手能够在吏治败坏、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中抵住压力落实改革。虽然改革出现了“一刀切”和急功近利的情况，比如有些官员为了完成政绩强行摊派征税，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改革确实让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得到了“续命”。而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决绝态度，保证了改革得以推行，但也为其最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年，大明帝国改革的设计师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万历皇帝诏告天下，将张居正定性为“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褫夺了一切封号，因为念其“效劳有年”，才免于“断棺戮尸”。短短一年，张居正由大明的“救世主”变成了权臣贼子，在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前面我们说过，张居推行的“考成法”让官场发生了大地震，而在施行“一条鞭法”和清查全国土地的过程中更是动了乡绅豪族的“奶酪”。早在万历八年的时候，刑部侍郎刘一儒就提醒过张居正改革不要操之过急，但是风头正劲的张首辅没有听进去，于是在其死后遭到了大臣们疯狂弹劾。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造成张居正差点被断棺戮尸的最重要原因是来自于自己的学生——万历的报复。

张居正作为帝师时对朱翊钧的要求几乎到了严苛的程度，经常是小皇帝还在梦中就被张居正要求起床读书，学习时读错一个字都要被严厉批评，而生活中的娱乐活动也被严格控制。无论人前人后，小万历都恭恭敬敬地称张居正为“先生”。这样的表现，与其说是对张居正的尊重，倒不如说是对他的敬畏，甚至是恐惧。身为天子却要被老师处处管制，长此以往在万历皇帝的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于是等到张居正一去世，朱翊钧心中多年的积怨终于爆发了出来。

张居正去世时，有人说了一句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据说这个人就是海瑞。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名臣”，但交集不多，甚至海瑞有没有说出前面那句话都存疑，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能和张居正一样被历史铭记的臣工。“嘉隆万”时期的名臣太多太耀眼，如果这些臣工是天上的星星，那你一眼就能认出海瑞，为什么？因为他的“光”太奇特。

海瑞出任南平县教谕的时候，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大家见面的时候两个副手见到领导秒跪行礼，而海瑞只是云淡风轻地拱手作揖。领导调侃地对左右说道：“你们看此三人，倒像个‘山’字笔架。”就是这个“海笔架”成了明朝官场乃至整个社会的另类模范。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当时听说海瑞要出任应天巡抚之后，这个明帝国的富人居住区炸开了锅。由于海瑞盛名在外，贪官墨吏们很自觉地溜走，乡绅巨富们马上将自己家的红漆大门染成黑色，生怕被海瑞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江南督办皇室服饰仪仗的太监们也马上将出行的交通工具八抬大轿降低了规格，换成了普通的轿子。

从嘉靖三十二年出任南平县教谕到户部主事，海瑞用了十一年的时间，而在隆庆元年，曾因为上书嘉靖被下狱的他不仅获得开释，且在一年时间里完成了“三级跳”，升任大理寺丞。要知道举人出身在极度重视功名的明朝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升迁简直如同“开挂”一般。这里边有穆宗的开明，有徐阶对海瑞的关照，更重要的是大明王朝即将迎来大幅度的改革。为了触动混沌的官场和价值观缺失的社会，需要一个模范和榜样，于是时代选择了海瑞。

从制度和道德标准来说，海瑞是教科书式的模范官僚，但是“案例”的特点就是仅存于书上，将他放到世俗的社会，海瑞就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不可能和光同尘，他的一举一动也无法被文官团体乃至社会所接受。因为海瑞是一个偏执的理想主义者，他改变不了现实，想改变现实的人也不可能与他合作，现实中有着太多的人情世故和情非得已，这又是海瑞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海瑞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而想通过一个不被世俗所真正接受的榜样来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年之后，“模范官员”海瑞也离开了人世。五年之内，大明帝国连续失去了现实的“救世主”和理想的道德模范。痛失重臣，于国不祥，果然五年之后，帝国迎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2]　帝为真龙，太子为潜龙，两条龙相克，因此皇帝不能与太子相见，否则太子就会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