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朱厚熜从此君王不早朝（第2页）

嘉靖中后期，严嵩、严世蕃父子权倾朝野，敞开了卖官鬻爵的大门。其时有吏部稽勋缺主事一名，刑部主事项治元出价白银一万三千两通过严家竞得此官，由于此价与往朝富商沈万三买官价格一样，所以项治元被人戏称“沈官”。

严嵩父子的生活更是极尽奢靡。不仅睡觉的幕帐用金丝制成，而且就连痰盂都是用金子或者象牙制成的。严家后来被抄家的时候抄出了白银二百多万两，金器、珠宝无以计数，还有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大家的真迹与无数的珍贵画作。官员作为士大夫中的精英，集体沦陷，在卖官鬻爵的同时享受着奢靡的生活，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带向了物质与浮躁。

明代士族富商的生活骄奢**逸，就连普通百姓也每每与这些土豪阶级看齐，希望能够够上“时尚”的前沿。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尤为如此。当时的首都京师，充斥在生活中的佛事、营丧、服食、倡优、赌博等事，各个奢靡无比。万历时首辅张居正牙盘上食味逾百品，就是这样他还觉得没有什么可口的饭食可吃。饭桌成了人们攀比的项目，普通的饮食已经不能标新立异，于是有人发明出生吃羊肉、铁笼烤活鹅，这种极为残忍的餐饮方式竟然被当时的商贾巨富争相效仿。不但是有钱人，普通市民也讲究排场，请客吃饭都变成了八碗、十碗，即便是没钱的穷人，借钱也要讲排场。

“人靠衣装马靠鞍”，在这种奢靡的风气之下，穿衣成了“炫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明朝中后期，绸绢成了主流的服饰材质，不仅仅是富人，家贫者也以穿绸绢为荣。

帝国最繁华的江南地区更是成了“时尚中心”。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等为商业中心的府宛如天上人间，风物闲美，无论是衣帽、器物，江南都是独领**。当时流行的谚语是：“苏州样，广州匠。”彼时无论是文房摆件，还是房屋陈设、床几家具，都以“苏样”为临摹对象。苏州工匠喜用紫檀、花梨木仿古制器，苏州园林更是名扬天下。

正德之前明式庭院大多矮小，朴素无华。从嘉靖开始，上到士大夫下到普通百姓，争相盖楼，甚至有百姓家中盖三间客厅就花费数千金。房屋大多金碧辉煌，重檐挑阁，勾廊画柱，更是兴起了盖园的风气。光是南京一处就有园林上百所，其他的名园更是不计其数。园中多凿水叠假山，园亭建筑盛极一时，此时明廷的建筑风格还影响到了西方，西洋教士将东方建筑特色带回欧洲，影响了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园亭建筑。

物质的富庶和价值观的转变极大影响了文化领域。嘉靖年之后，文人、官员嫖妓成了官宦阶层的时尚，很多文人甚至为了博取红颜一笑为妓女们写诗作赋，赌博也在官宦阶层盛行。如此畸形的主流意识竟然成为帝国精英的共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的明廷已经病入膏肓了。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精于算计的世宗皇帝看着户部提交的财政报告双眉紧锁。“近岁来，除进用（宫中）、修边、给赏、赈灾诸项外，每年各边加募军银五十九万余两，防秋、摆边、设伏客兵银一百一十余万两，补岁用不敷盐银二十四万余两，马料银一十八万余两，商铺料价银二十余万两，仓场粮草银五万余两，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及今不为之所，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矣。”简而言之，就是钱不够用了。

嘉靖刚登基时推行的新政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存在于朱厚熜继位的前期，而且仅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数行数止”，因此新政的成效十分有限，再加上嘉靖皇帝在执政后期的怠政、信教和大兴土木，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又雪上加霜”。

逐渐步入中年的朱厚熜对道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和对父母的孝心，嘉靖一朝在皇宫内大兴土木。据《明史》记载，整个世宗一代“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其工程频繁程度比武宗时期还要大。而且在嘉靖时期，紫禁城的建筑屡屡遭受火灾，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朱厚熜为了博得妃子一笑，在貂帐内点烟火，结果引燃大火。

在封建社会，除了战争之外，兴建土木则是另一大劳民伤财的事情。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描述了封建帝王的建筑工程给自然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蜀山兀，阿房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科技与生产力低下，营建大的工程会极大地消耗民脂民膏，更重要的是如此巨大的工程，更是层层官员贪墨的绝佳机会。每当有营建工程，所需木料必要前往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伐，这些材料经过长途跋涉运至北京，中间除去损耗，还要被层层官员经手盘剥，往往抵达京中后成本增长了数倍乃至数十倍。除了宫内的建筑，朱厚熜还进行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京师外城的建设。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八月，怀柔。

蒙古的骑兵组成了一望无际的人海，他们在怀柔的村落中左冲右突，老人、孩子惊恐万分。有些壮汉拿起锄头、犁耙抵抗，但瞬间便倒在了蒙古人的弯刀之下。不久，蒙古人的骑兵便抵达京师城下，而此时勤王的部队只有包括星夜赶来的大同总兵仇鸾在内的五万人。久疏战阵的京营兵士们站在城墙上，看着眼前的敌人就已经吓破了胆，此时距离土木堡之变刚好一百年，他们仿佛又感受到蒙古人的恐怖。这次入侵是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率领下进行的，蒙古人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开通与明朝的“贡市”。后来在陆续赶到的明军威慑下，蒙古人在京师周边大肆劫掠后扬长而去，明廷几乎连一次有效的追击都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此次蒙古入侵京师的事件史称“庚戌之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俺答汗这次入侵的对象是蓟镇，但是守将仇鸾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汗，使之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而他能够率先抵达北京城下勤王也是因为害怕蒙古人说漏了嘴，让嘉靖帝知道了自己和敌人的交易，如果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不明就里的世宗皇帝还感其忠勇，晋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对于这种实际上的“城下之盟”，爱面子的世宗皇帝是绝对忍受不了的，于是在次年仅仅开放了大同的马市。虽然没有全面开放贸易，但是与蒙古的经济交流已经有了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在嘉靖中后期，随着贡市的带动，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民族大融合——走西口。横贯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他们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或者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其中“杀虎口”还是今天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这条商道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蒙古人的兵临城下让朱厚熜心有余悸，于是在大臣们的建议之下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北京外城的营建工程。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月，整个南城全部竣工，北京城的格局也由“回”字形变成了“凸”字形。南城五门分别被命名为“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和“广宁门”。在嘉靖四十三年世宗又下令加深护城河，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费的国力可想而知，不过这也算是为后世做了一件好事，增建的北京外城在明末抵御女真进犯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城墙只能防住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却收效甚微，而嘉靖一朝却饱受“北虏南倭”的骚扰。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东南沿海爆发了“争贡之役”[1]，鉴于此，明廷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本想着断绝了与倭寇的往来，可以保证沿海的安定，谁知事与愿违。人民的需求是无法压制的，日本国内对明朝贸易的渴望让大量的倭寇转到宁波近海的双屿或是舟山群岛等地进行走私贸易，巨额利润让东南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官员与这些日本人相互勾结，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其中不乏中国人，因此演变成后来的东南倭患。

事物总是存在着两面性，在东南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倭患过程中，嘉靖一朝也形成了以抵御外敌为主的将帅集团，其中催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千古名将，更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的“文人尚武”思潮也催生出了谭纶、任环等血气方刚的文人统帅，他们不仅仅将杀敌报国停留于纸面，更是真真正正地冲在一线杀敌。谭纶在台州任知府时，一改文弱书生之气，练兵千人，每有战役便亲临一线杀敌，“刃血渍腕，累沃乃脱”。由此声名大振，被当时人称为“谭、戚”。

经历了壬寅宫变的嘉靖皇帝，开始了长期的隐居生活，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只有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上过朝了。经筵亦被废止，皇帝将自己“隔离”了起来，“从此君王不早朝”。

皇帝不上朝，并不代表不管事。相反，嘉靖皇帝对政局和朝臣的驾驭绝不亚于明朝的任何一任皇帝，特别是宦官得到了空前的限制，这展示了皇帝驭人之术的高明，也表明了朱厚熜的聪慧与自信。宦官作为皇帝制衡大臣的“一极”在前朝几近失控，但在世宗一朝，宦官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内阁，在左顺门事件之后，大臣们一改之前风格，完全成了皇帝的“提线木偶”。嘉靖皇帝是个十分聪明且极要面子的人，他既需要同样聪明的人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敛财的时候又需要有人来替自己背骂名，以使刀笔之吏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位贪婪、自私的皇帝。他也确实找到了这个人，那就是严嵩。这位权奸除了写得一手好青词，还深知皇帝脾性，在皇帝的纵容下大贪特贪，然而无尽的财富在倒台之后全部收到了皇帝囊中。

明世宗中后期，帝国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社会各个行业凋敝衰落，政府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嘉靖前期短暂的新政红利已经耗尽，整个帝国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皇帝的健康也如同病态的帝国一样，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开始，朱厚熜就开始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且情绪开始失控，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甚至出现了幻觉。这都是因为晚年长期服用“仙丹”（铅汞等矿物质）造成的。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从长期居住的西苑回到了紫禁城，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于乾清宫，终于完成了他羽化成仙的愿望。

[1]　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发生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