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朱见深被忽视的仁君（第2页）

作为游牧民族，本来居无定所。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长期骚扰北方边界的鞑靼孛来部被凉州都督毛忠大败，蒙古人遣使臣求和，要求“由陕西兰县入关（今甘肃兰州附近）”。之前的蒙古朝贡，都是由大同入关，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防守森严，入关后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明廷的规划行贡。而兰县兵力薄弱，而且是通往河套地区的必经之路。每次入关鞑靼都在此地捎带着“打家劫舍”，同时河套地区水草丰美，鞑靼阿罗出部、孛来部、毛里孩部相继进驻河套地区，并长期驻扎，明政府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套虏”。

鞑靼驻扎河套，明廷的北方防线完全暴露在了蒙古人面前。蒙古人的到来，也令当地的“土达”们十分兴奋。元朝对明朝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军事上，明军中的精锐骑兵，很多都是降服明廷的蒙古人，像朱棣时期的朵颜三卫。彼时汉人称蒙古人为“达子”，而那些归附后在明廷定居但实行内部自治的蒙古人被称为“土达”。明朝政府给土达的待遇十分优厚，他们不用服徭役，也无须缴纳捐税，还可以在领地内放牧射猎。但即使如此，蒙古还是经常反叛。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九边重镇之一固原地区，平凉卫正千户、当地蒙古首领满四发动反叛，“杀一伯三都指挥，官军死者数千人”。明廷调集数万大军，耗时近一年才将其平定。

客观地讲，土达叛乱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套虏对定居地的侵扰，严重影响了土达们的生活。比如公元1460年，孛来和毛里孩率领蒙古骑兵侵入固原，土达牲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计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明朝驻军与官员对土达的巧取豪夺更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于是他们产生了回归蒙古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套虏让明廷北方边境吃紧，倍感压力，稍有不当很有可能上演“土木堡之变”的惨剧。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套虏的好日子到头了。

九月的一天，红盐池（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南境之红碱淖）蒙古人的营地一片宁静，有的人在喂马，有的人在蒙古包内休息，有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在大帐外边组织摔跤。突然，从身后营帐外传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不计其数的骑兵开始冲击营地，蒙古人顿时陷入混乱，在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抱头鼠窜，有的人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容就被斩于马下。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幸存的蒙古人纷纷逃跑，被他们视为财富的牛羊、马匹、弓箭、皮袄充斥在山野湖边，这支军队就是由首任三边总制[1]的王越带领的明军骑兵。半个月后，王越领兵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苦战大败南下劫掠的蒙古主力孛罗忽与满都鲁、癿加思兰部，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史称“红盐池之战”。

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起，延绥西路的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提出“搜套”（将套虏驱出河套）方案起，朱见深一直密切关注河套地区的局势，敕令兵部详细谋划，中间历经换将，终于在红盐池之战将蒙古人驱逐出河套地区。据《明通鉴》记载：“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三边总制王越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的进士。据说廷试当天一阵大风将他的试卷卷走，当年秋天朝鲜进贡竟然带来了王越的那张尚未写完的试卷，说是朝鲜国王正在视朝的时候，此卷从天而降，于是让使者带到了北京。王越是成化时期西北著名的军事统帅，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两次远袭鞑靼，是成化年间对北方边境守卫极为重要的将领。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王越选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余人，出孤店关（今山西大同东北），分数道进，顶风冒雪，潜行至威宁海子（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之黄旗海），大败进犯的瓦剌亦思马因部，缴获牛羊牲畜六千余头，盔甲皮袄上万件。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当年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得知王越在威宁海子大胜，宪宗异常欣喜，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王越也因此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为战功封爵的文臣。

在王越驰骋河套的数年里，另外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巩固着北方的边防，这个人就是余子俊。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余子俊巡抚延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明廷开启了从清水营（宁夏灵武市东北）到花马池（陕西定边县附近）连绵一千七百多里的“边墙”工程。工程凿崖筑墙，设置濠沟，每隔二三里还建有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骑兵的快速进击。余子俊与王越二人相辅相成，构成了成化朝的西北边防的铜墙铁壁。

宪宗掌国有个特点，那就是除了经筵日讲及常朝，很少和大臣见面，更不喜欢当面议政。凡有官吏军民等上疏，一并发给有司衙门讨论，拿出方案，然后再由内阁代拟对有关部门意见的处理供自己参考，最后让司礼监代为批红，因此往往造成了文移往复频繁。但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好处，第一，效率很高，宪宗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分析大臣们的方案上；第二，能够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地运作起来；第三，解放了自己，相比起朱元璋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宪宗有了更多的时间，这也是其在书画上颇有建树的重要原因。

作为帝国的皇帝，确实不需要每件事情都操心，而是要高屋建瓴地站在全局去考虑问题，至于细节和执行，内阁、六部的众多官员完全可以胜任。而朱见深开创的“垂衣拱手”的执政模式，也成了之后明朝帝王的标准操作流程——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除了必要的上下朝和参加重要的仪式之外，不必参与到细碎而又复杂的朝务处理之中，各部朝臣商议之后提出意见，大事廷议，小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后签发六部。宪宗的这一做法将皇帝从繁杂的政务工作中解脱了出来，这也是嘉靖、万历等皇帝不上朝而国家机构运转自如的重要原因。

此外，朱见深格局大，心地仁厚。他即位后先为于谦平反，承认其“安社稷之功”，之后又为景泰帝正名。据《明史》记载：“成化三年十二月，左庶子黎淳追论景泰废立事，帝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一句“朕不介意”，为他收获了人心和赞誉。能容人也使得宪宗会用人，放手让臣下去做事情。宪宗在位期间，重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一批贤臣，朝局逐步趋于稳定。成化时代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

朱见深登基之后合理任用大臣，平定叛乱，合理应对自然灾害，通过赈灾、免征赋税、减省刑罚等方式，妥善处理大灾大害之后的饥荒和流民问题，社会经济渐渐复苏。《明史》评价宪宗“恢恢有人君之度”，“仁宣之治于斯复见”。大明王朝在明宪宗的治理之下逐渐“回血”。如果成化朝的历史继续走下去，明朝真可能实现仁宣之治的光景了。但是西厂的出现，让宪宗背上了恶评。

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大祀殿。

宪宗正在进行祭祀大典，突然乌云遮日，狂风骤起，祭坛上的灯烛全被大风吹灭。四下寒气逼人，竟然有几位举旗的力士和乐工当场被冻死。当年七月，京城又盛传有黑色怪兽在城内作乱，另有妖道李子龙潜入内廷意欲行刺。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久，一日上朝时，文班大臣中竟然传出兵器碰撞之声，宪宗惊慌离座，事后追查却没有任何头绪，于是众人传言是“鼓妖”作怪。种种异象搅得朱见深心神不宁，而锦衣卫和东厂竟然查不出一点头绪。正在心烦之间，宪宗突然想起一个人，随后这个人乔装便衣和两个随从匆匆出宫。几个月的时间内，宪宗派出的“便衣队”带回了大量的信息，令他十分欣喜，对自己选定的这个便衣随从也是大加欣赏。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在位于皇城之西的灵济宫灰厂，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西厂，这个机构的第一任掌事太监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便衣随从，成化朝著名的大太监——汪直。

西厂的设置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在解决成化十二年一系列怪力乱神事件上，宪宗对锦衣卫和东厂的效率低下颇有微词，才思量起用汪直；其次是希望可以更好地让内廷派系平衡，所以让汪直另起炉灶。

汪直上任后，经常根据主观判断肆意抓捕官员，严刑逼供，拼命构置大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造成了社会动**与朝野的恐慌。据《明通鉴》记载：“（汪直）气焰熏灼，凡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另一方面，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开启了土地兼并的先河，大权在握的宦官们纷纷占田霸地。其实对于这种行为的纵容，宪宗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因为宦官不能生育，死后财产一般都“充公”了，所以他们搜刮得再多，也只不过是给皇帝攒钱，只要不做得太过分，宪宗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西厂的嚣张跋扈，不但激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就连“同行”司礼监都看不下去了，后来在商辂等大臣和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厂被废。即使这样，西厂还是给皇帝带来不小的作用，在之后又被复立，直至在正德朝后永久被废。

而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太监，汪直也有两面性。除了在西厂的所作所为，汪直在战场上也是颇有建树，针对建州女真的第二次成化犁庭行动，汪直便是主导者之一，另外他还参加过王越主导的威宁海子战役。汪直在成化朝还被任命总督精锐的十二团营，开启了明代禁军专掌于内臣的先河。

汪直并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不论文官武将，真正刚直不阿、有才有德之人，他还是从心底敬佩并尊重的。首先他对王越敬佩至极，两人合作守边之时对王越言听计从。另外对于刚正不阿的右佥都御史秦纮的评价也很高。汪直有一次路过河南，所经之地的官员殷勤万分，只有秦纮不卑不亢。一次宪宗问起汪直地方之官谁为善，汪直竟推秦纮为第一。兵科给事中孙博曾经抨击西厂，得罪了汪直。随后孙博和汪直同征蒙古，汪直以为孙博一介书生不堪大用，坐等看他笑话。不料孙博每战都挽弓拍马往来军中毫无惧色，还常常参与军事规划，汪直逐渐对孙博肃然起敬。

有人说明朝亡于厂卫，但不要忘记了，也有人说明亡于党争。宦官中固然有奸佞之辈，但是文官集团在明朝中后期以个人利益为上，朋党之争危害也不小。明武宗曾说过：“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虽然武宗名声也欠佳，但是这段话确实耐人寻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宪宗的缺点也很明显，如设西厂，宠爱万贵妃，在后期迷恋僧道，设立传奉官开启卖官鬻爵，等等。垂衣拱手的行政模式让在位二十三年的朱见深颇似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把大明王朝从前朝政局的血雨腥风中带了出来，让人们感到了一丝的仁义。幼年曾被废太子之位的朱见深，在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处得到了爱，这样的成长环境不但让朱见深具有了恋母情结，失势时尝尽冷暖的亲身体验更让他知道宽容、仁政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宪宗的宽厚和无为，为明代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松了绑，也为儿子弘治中兴打下了基础。《明宪宗实录》称：“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

[1]　原先明廷陕西北部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各镇遇战事相互无协防职责，隐患巨大，随着蒙古的不断进犯，为有效巩固西北边防，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总揽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