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朱棣雄才大略的盛世皇帝（第2页）

还有像杨士奇等其他阁臣也是各有千秋，最难得的是朱棣与这七人相处融洽。有次杨荣奏报甘肃军务，朱棣对他的处置非常满意。时值盛夏，朱棣竟然起身亲自为杨荣切西瓜吃，这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明代是十分罕见的，颇有贞观遗风。

内阁在永乐朝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明廷官僚机构的中枢大脑，能够入阁的一般都是皇帝的近臣，经常和皇帝一起议事。近水楼台先得月，阁臣还有个先天优势就是可以向皇帝“打小报告”。一般官员上书言事，外廷由通政司转呈，内廷由会极门宦官转呈，只有内阁成员可以进“密揭”。因此往往“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无形中提高了内阁的身价。这让外廷官员既欣羡又忌惮，因此也称阁臣们为“阁相”。但是不管明朝的内阁如何发展，其权力都远远不如之前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最早的阁臣角色类似于皇帝的“顾问团”兼“秘书团”，只是负责向皇帝提供政策咨询、起草诏书等工作，等到宣德年间，内阁开始有了“票拟”的权力。但是明代内阁并不是正式的官署，没有明确法定的政治权力。另外明代内阁官员的品阶也不高，内阁大学士的品级不过是正五品。《明史·职官志》也记载：“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

很多人觉得内阁的权力大多来源于对严嵩、张居正等权相的印象，但实际上在有明一朝，封建集权高度集中，皇帝圣眷优宠时，身居高位的宠臣可以呼风唤雨，而一旦皇帝“翻脸”，他们也很快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即便是荣宠极盛的张居正，在死后也差点落得被鞭尸的悲惨下场。而且在明代严密的官僚体系之下，阁臣即便取得了票拟之权，还要由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后才能生效，所谓的“阁相”只不过是皇权的一枚棋子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内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帮皇帝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量。能臣干吏往往充当了皇帝的大脑，会帮助他处理很多纷繁复杂的问题，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就是明朝中后期皇帝长年不上朝，国家机器也能正常运转的重要原因。

坐稳江山的朱棣在登基之初通过一系列措施捋顺了朝局，便开始按自己的意图打造“永乐盛世”。与建文帝的优柔寡断、书生意气相比，永乐帝在大问题上丝毫不会犹豫，比如说自己感同身受的藩王问题。

《明实录》载，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始，朱棣就不断旁敲侧击地给诸王“洗脑”，不要轻越雷池，以全亲戚之谊。十月，朱棣赐诸王《皇明祖训》，表示自己不是宋太宗，诸王也不要当“汉七国”，紧接着朱棣采用将塞王移迁内地、削弱藩王武装、明令藩王不得干政等措施基本解决了藩王割据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措施其实和建文帝的削藩方法没太大出入，但历史却选择了朱棣来完成这个使命。在随后的宣德年间，宣宗又颁布了皇族人员不得参政、出仕，不得从事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出城不得“二王相见”等条例。明宗室失去了戍边的作用，没有了任何权力，而且还不让从事各种营生，彻底沦为了“徒拥虚名、坐糜厚禄”的寄生虫。到明末，宗室成员达到二三十万，成了国家财政上的大包袱，而宗室侵占民土、与民争利等一系列问题也十分严重，成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催化剂。

虽然较为彻底地处理了藩王问题，但是朱棣自己成功“上位”的例子给后代做了个典型的“教材”。有明一朝藩王们即便是被削了权，他们终是躁动不安。

曾开金川门迎降的谷王朱橞不久就以为建文帝“申大义”为名举兵反叛，后被废为庶人；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一直阴谋夺嫡，宣宗刚即位他就举兵谋反；景泰年间广通王朱徽煠谋反，并煽动湖广一带的少数民族起事；正德年间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也起兵反叛。虽然叛乱都没有成功，但是也给明代社会造成了动乱。

“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塞北沙漠），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这段话是《明史》中对明朝疆域的记述。成祖一朝，绝对是明朝的“高光时刻”。“幅员之广，远迈汉唐”，除了“两京一十三省”，还有大面积的羁縻统治区（封建王朝在社会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自治政策）。有明一朝，政治影响范围之巨大，当属永乐时代。朱棣作为一代雄主，文治武功标榜在史。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在红河三角洲地区行进着一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军队中的士兵操着四川、福建还有湖广方言。他们是来自四川、云贵的马步军和福建、湖广等地的军队，共计二十余万。这支部队穿梭在密林中，虽然行军不便，但还是携带了大量的火器。而此次远征的敌国安南（今越南），为了抵御强大的明军，几乎将国内可用之兵一征而尽。安南胡朝（大虞国）开国皇帝胡季犛将国内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男性全部招入军队，即便如此，失去民心的胡季犛也未能挽回败局。这位被誉为“越南的王莽”的皇帝，通过夺权上位，不断侵扰明朝西南边境，对于朱棣的“以书诏责”置若罔闻，甚至诱杀明使，出于对海防的整体考虑，朱棣决心给安南一点教训。

由新城侯张辅率领的明军一进入安南境内，便如摧枯拉朽般击溃了胡朝军队，就连胡朝令人生畏的秘密武器“大象军团”在明军的火器下也是不堪一击。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胡朝（大虞国）覆亡，这个建国才七年的王朝和王莽一朝同样短命。

中原王朝大部分时间内都将安南视为“南蛮”未化之地，其民风彪悍、环境恶劣。太祖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朱棣不遵父亲教诲，毅然决定远征安南，并且在永乐六年，正式下诏把“安南”更名为“交趾布政使司”，将其变成了大明的行省。正如朱元璋所言，明政府在安南的管理确实出现了“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后来在宣宗时期撤销了交趾布政使司。但是，永乐帝征安南的意义绝非“教训”这个南边小弟或者设置布政司这么简单。

戎马一生的朱棣从登基起就致力于构筑明朝的国防与战略空间。从海洋地理学的角度来考量，安南所在的中南半岛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牵制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诸国，从而控制东南亚的制海权，让明朝的国际影响波及南海的苏门答剌、旧港等国。通过对安南的控制，极大地提升了明朝对南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并为之后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就连部分越南学者也认为，明朝控制安南后将它“变成一个作为与东南亚和西欧各国船舶往来通商的根据地”。所以朱棣能够欣然地说道：“安南黎贼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清。”

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朱棣能够站在海洋的角度俯瞰世界，十分难能可贵，而成功在安南设置行省与明朝前期强大的国力密不可分。除了形成实际控制，“安南之鉴”的地区震慑效果也十分显著。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前来朝贡的国家大大超出以往。

永乐一朝，中央对各处疆域的控制也达到了最盛。为了消除残留元朝势力的威胁，朱棣五次亲征漠北，使得北方边境形势一度改观。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在漠北大败蒙古鞑靼部，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宿敌蒙古瓦剌部杀死（此前蒙古瓦剌部首领马哈木等人已经臣服明朝）。永乐九年，鞑靼实权人物阿鲁台遣使到明朝称臣纳贡称：“元室子孙已绝，欲率部属来归。”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册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阿鲁台的归附意味着明朝成了蒙古鞑靼与瓦剌部两大势力的宗主国。蒙古鞑靼和瓦剌两部均无力再南侵，北方边界得到了短暂的安宁。同时明廷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对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进行管理。朱棣还下令在奴儿干都司境内修建四条通道打通辽东与北京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在西部，明廷采用对西藏掌管一方、具有一定实力的高僧进行册封，其中地位最高的有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通过推行僧纲制度使得西藏地区与中央建立起紧密的政治领属关系，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控制。在丝路贯通的西北，朱棣设立哈密卫，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在西南对土司进行管理，并最先实行改土归流，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

永乐一朝的强盛，不单单是实现了国家的安定和大一统，更重要的是明朝作为一个极具国际影响力的超级帝国出现在了世界舞台之上。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秋，锡尔河。

这条发源于天山山脉，亚洲中部最长的河流流经图兰低地最终注入咸海。就在永乐二年的秋天，一支由步兵、骑兵组成的庞大军队渡过了锡尔河，这支军队是帖木儿帝国派出的东征军，他们全副武装，目的地是东方的明帝国。号称“成吉思汗之后最伟大的征服者”的帖木儿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统一了中亚，建立起了东至帕米尔高原，西达黑海，南临波斯湾，北抵高加索山脉的庞大帝国。但是鹰视狼顾的帖木儿并不满足止步于中亚，于是发起了对明帝国的挑战。明朝一方，甘肃总兵宋晟已经整备军队，枕戈待旦了，亚洲大地上两个帝国即将展开一次规模空前的决战。然而庆幸的是，刚越过锡尔河不久，帖木儿就在中亚的严寒中离世了。经过了短暂的内乱，帖木儿的继承者沙哈鲁登上王位，这位皇帝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和高尚的文化赞助者”，这让朱棣制定的“遣使四出”的外交原则有了发挥的空间。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礼部员外郎陈诚为首的访问团到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境内）。陈诚多次受到沙哈鲁的高规格接待，数次参加皇帝的宴请。沙哈鲁强烈地表达出了两国修好的意愿，后来甚至一度修书劝明成祖信奉伊斯兰教。朱棣回函强调了对帖木儿帝国的尊重和对沙哈鲁的英雄相惜之意，至于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尴尬的问题则避而不谈。

作为具有雄心壮志的一代君王，朱棣不甘于国内的太平盛世，播国威于四方，引万国来朝是他的夙愿，他也确实做到了。永乐一朝，明廷先后接待了包括帖木儿帝国在内的三十多个中亚国家的使团，元末阻塞的丝绸之路又重现了“站驿相通，道路无壅”的景象。

在向东的交流上，与朱元璋的禁海不同的是，朱棣超前地将视野投向了海洋。朱棣登基之初，便在浙江、福建、广东设置市舶提举司接待南洋各国使臣，还多次派遣郑和出海访问。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访问了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等几十个南洋国家与城邦。朱棣的积极外交也得到了国际响应，东南亚诸国纷纷遣使朝贡，有的国家皇室成员甚至留在中国居住。朱棣的一系列外交举措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

首先是朝鲜李氏王朝的臣服。李朝太宗皇帝李芳远在朱棣登基之初就曾遣使来朝。作为同样夺权称帝的李芳远，对朱棣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而朱棣对这种态度十分欣赏，给予朝鲜使臣丰厚的赏赐，包括皇室的整套冠服、绸缎、珍珠、金银器和大批的儒家经典史籍。朝鲜对于明廷的赏赐受宠若惊，也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了对明朝的“事大”关系，始终奉明朝为自己的宗主国，“律用大明律、历用大统历；服色礼仪，无不慕尚（中华）”。朝鲜之后，日本的室町幕府也打破了自元代以来的交恶，开始与明廷朝贡往来。介于明朝的朝贡原则是“厚往薄来，宣扬国威”，幕府的掌权者足利义满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假借日本天皇之名开展了与明廷的朝贡，每次朝贡获得的利润都在十万贯以上，以至于日本人惊呼“大明实为空前绝后的大善政国家”。

朱棣在位22年，将立朝不久的大明王朝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在于边疆的巩固，更在于相对开明的执政态度和前瞻的国际视野。朱棣在和群臣议政的时候，气氛要比洪武朝宽松很多，颇有贞观遗风。虽然是戎马出身，但是永乐帝对文化发展的理念也远超太祖。在洪武时期，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十分敏感，不知有多少人因一句错话而人头落地，社会上形成了“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钳口”的景象。而朱棣对文人则采取优容的政策，尊儒纳士，兼用杂流，繁荣了封建文化，《永乐大典》的成书就是最好的例证。

迁都北京和郑和下西洋则是他战略眼光的体现。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朱棣力排众议，不顾淮西勋贵的反对，毅然将帝国首都迁往北京。与此同时疏浚大运河，命宋礼浚通会通河，兼治黄河；陈瑄开凿清江浦，真正意义上开通了京杭大运河，推动了南北经济的联系，在运河两岸陆续兴起了像淮安、济宁、临清等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意义重大。郑和下西洋不管是出于宣扬国威还是寻找建文帝的目的，都为明朝的边疆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时还促进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然而人无完人，在朱棣建立起永乐一朝盛世的同时，也存在着遗憾。“诛十族”的血腥一面我们暂且不提，由于朱棣上位的特殊性，出于对政权的巩固和政治信息搜集的必要，一改之前限制内臣的政策，开始重用宦官，并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厂，且宦官开始行使出使、监军、专征、分镇等大权。东厂的设立成为明代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朱棣御下有方，勤政英明，他在世时东厂还不致危害过甚。但随着后世皇帝多出现庸懦者，皇帝为了一己之私利用东厂，造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正统年间的王振擅权，在与瓦剌作战时仍然飞扬跋扈、越权调度，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其后更有正德年间的刘瑾、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弄得朝纲不振、民怨沸腾。

为了构建自己的永乐王朝，朱棣也未免有些急于求成。郑和下西洋、远征安南几乎是同时进行，五次亲征漠北、大规模地营建北京城、疏通大运河等战事与工程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至于仁宗一登基就叫停了郑和的远洋活动。

朱棣在晚年仍然勤政不惰，虽然为政也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永乐一朝国力达到鼎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明朝近300年的国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末的思想家李贽曾说：“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姚广孝）之力也。”

朱棣以不足千人起兵于北方一隅之地，一统天下，文治武功在有明一朝可算继往开来，但是由于“出身”的问题，总是受到一些文人学者的诟病。不过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建文在位，能否做得比朱棣更好？

[1]　明初传奇的政治家、佛学家，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明朝唯一一位死后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的官员。

[2]　乐韶凤、宋濂等人编成的官方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