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自卑的理想主义者（第2页）

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

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政府由此可以得到的信息是：户主林荣一一家五口，住在嘉兴县，两男三女，有地六亩三分五毫。这份户帖中，一家人的籍贯、姓名、年龄、关系、性别、土地、住址、行业等信息全部呈现出来，这为国家征税和征役提供了准确无误的参考信息。朱元璋推行的制度环环相扣，缜密无比。在户帖的基础之上，还诞生了“黄册”，简单来讲就是朝廷组织“人口普查”，把居住在城乡的每个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造册，信息更为翔实。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户部及省、府、县。因上报户部的册子封面是黄纸，故称为“黄册”。

有明一朝，每年百姓在农闲或者遇到政府重大事务时，都需要服徭役。只有户籍上尽量将每户人口信息细化，才能为徭役人选做出正确的征派。太祖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民户务农，并向国家交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百工百业，世袭相传、不容更改是明朝户籍制度最大的特点。这意味着没有特殊原因，实现阶级跃层的可能性非常小。你要是铁匠，你的子孙世代就是铁匠；你要是军籍，你的子孙世代就是军籍。不但出身受限制，就连活动自由也受限制。明代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否则就是“流民”。“路引”实际上就是介绍信，有了它才能异地远徙、住店，不然就会被遣回原籍。

朱元璋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明朝初立，流民失所，政府缺乏准确的户籍信息，加上过去的信息搜集方式原始且效率低下，如果不能准确、大量地掌握户籍信息，国家的税收和管理将无从谈起。朱元璋想尽可能地将百姓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核查户口、强化户籍管理势在必行，户帖和黄册的实行使得人口统计有章可循。

在实现人人都有“户口本”之后，朱元璋又开始在全国派发土地证——鱼鳞图册。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丈量工作，将土地的类型、贫瘠程度、四周地貌的分布全部一一登记造册，为朝廷的征税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体恤农民是因为朱元璋自己当过农民，爱惜农民是因为朱元璋知道农业是天下根本，只有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天下太平。

他的努力在明初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经过治理的洪武一朝，全国户数达到了10652789户，人口60545812人，耕地面积统计为8804623顷，夏秋粮合计为3100万石。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自豪地颁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明朝初年，洪武帝的治国方针确实为社会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随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与市场经济发展，户帖与黄册显然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而好不容易清查出的土地，也随着基层管理权力移交到士绅手中被兼并蚕食，皇族对土地的觊觎让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朱元璋心中那“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牧歌式的场景终究没能够实现。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朱元璋一口气将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全部封为了藩王。册封仪式结束后，朱元璋宴请群臣，觥筹交错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对群臣说道：“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树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子，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于是，两千年前西周的“分封制”又被朱元璋搬上了历史舞台。

洪武帝似乎对西周的分封制度情有独钟，在编纂《皇明祖训》时就将这条编于书中，“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就连诸王的“册宝”也严格按照西周的尺寸定制。一提到“藩王”，我们通常能想到的就是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后者更是导致了国家政权的长期动**，这些前车之鉴难道朱元璋不知道吗？非也，洪武帝对此还做过深入的研究。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与太子朱标聊天时，问他最近都在研习什么知识，朱标答“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朱元璋问“此曲直孰在”，太子毫不犹豫地说“错在七国”。很可惜，朱元璋为太子的回答打了零分。看着朱标疑惑和求知的眼神，朱元璋给出了正确答案：“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他的观点一句话总结就是，汉景帝太不够意思，薄情寡义，激怒了藩王。在朱元璋看来，皇帝有绝对的掌控力可以驾驭藩王，只要不做得太过分，藩王们也不会冒着巨大风险造反，而“一家人”就应该互相照顾。

当然，分封藩王这个问题，朱元璋还是仔细考虑过的。郡乎，县乎？还是国乎，家乎？朱元璋认为，秦、汉、唐、宋之亡，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亲藩支持，一旦天下大乱，异姓崛起，中央没有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武装力量。但是周代的分封制，又会形成枝强干弱的局面，于是他将两种方案折中，一方面立郡县，集大权于中央；另一方面又建藩国，分封诸王，维护朱姓统治。

当时元廷虽已退居漠北，但是势力犹存。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为了抵御蒙古，朱元璋将实力最强的几个儿子分封在了北方重镇——二子朱樉封秦王，建藩陕西西安府；三子朱棡封晋王，建藩山西太原府；四子朱棣封燕王，建藩北平；十三子朱桂封代王（初封为豫王，后改封为代王），建藩山西大同府；十四子朱楧封肃王（初封为汉王，后改封为肃王），初建藩甘肃平凉府，建文年间迁移到甘州府；十五子朱植封辽王（初封为卫王），建藩辽宁广宁府；十六子朱栴封庆王，初建藩韦州，建文三年迁藩于宁夏；十七子朱权封宁王，建藩国于大宁卫；十八子朱橞封谷王，初建藩国在上谷宣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大塞王”。这九个藩王在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防线，既针对蒙古，又能有效抵御东北的各部族势力。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此深信不疑。在他看来，王朝初定，除了塞外劲敌及国内陈友谅、张士诚余部残存，跟着自己打天下的一班猛将才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不然多年后针对功臣大清洗的“蓝玉案”“胡惟庸案”也不会发生，追随朱元璋开国的猛将谋臣们基本上被诛杀一空。当然在建国之初，政权未稳的情况下，他还需要这班文臣武将为他做事。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懂得制衡的奥妙。制衡的筹码就是封藩，只有自己的亲骨肉手握兵权才能够放心，朱家人总不会自家人打自家人吧？

封藩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太子登基的阻力。“最是无情帝王家”，历朝历代为了夺龙椅上演的骨肉相残的悲剧不在少数。太子朱标生性仁慈，而其他的儿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把这些人调到各地去就藩，一来可以镇守地方，二来可以减少太子的威胁，岂不两全其美？朱元璋想得很细致，诸子分封之后，为了防止藩王之间串联勾结，甚至连入京都必须错开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封藩不但没有让老朱家“家和”，同时也把大明帝国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虽然诸王对于地方行政没有太多权限，但是有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藩王们还可以在府内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拥有三护卫，甲士少则三千人，多则可达近两万人。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蒙古骑兵更是骁勇善战。秦、晋、燕三王的护卫经朝廷补充，军力也十分强悍。诸塞王每年秋天都会塞外巡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曰“肃清沙漠”，这就意味着这些藩王的军队是长期以来经过实战锤炼的精锐部队。《皇明祖训》还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同时又规定：“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也就是说，藩王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代表”。如晋、燕二王屡次受命将兵出塞和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其节制。军中小事专决，大事才报告朝廷，二王军权之大可想而知，这也是燕王后来能够发起靖难之役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朱棣称帝之后，极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军权，但是各地的藩王还是会拥有一定的私人武装。譬如后来宣德朝的汉王叛乱、正德时期宁王和安化王的叛乱，虽然经过朱棣对藩王权力的限制，这几次叛乱都没有成功，但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如果说早期藩王的武装对国家安全威胁甚重，那么负担藩王的供养更是中央财政肌体上的“毒瘤”。

明朝的分封制度虽然和周代相似，但是以洪武帝“酷爱创新”的性格，对分封也进行了调整——分封不锡土，列爵不临民，食禄不治事，不近四民之业，世袭罔替。不能从政，也不能参与工商等营生，一句话就是什么也不能干（明初的塞王例外），安静地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寄生虫”。而且藩王的子孙也可以承袭爵位，坐享其成。明廷规定藩王的嫡长子可以世袭爵位，其他儿子降一等成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继承郡王爵位，郡王其他儿子降爵成为镇国将军，孙子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为奉国中尉。如果只有几十个藩王也就罢了，国家尚可负担，但是由于亲王们一天到晚没事干，过去又缺乏娱乐项目，享受补贴的龙子凤孙们开始成几何级数递增，而中央政府为了消磨藩王们的意志，原则上也是大力鼓励他们“多生”。

明朝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博学大儒张岱，在其穷尽毕生精力所著的《石匮书》（纪传体明史书籍，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中记载：“我明自靖难之后，待宗室其制愈严愈刻。在诸王之中乐善好书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对于明朝宗室来说，贪杯好色竟然被视为“贤德”，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另一方面因为生的孩子多了，享受国家补贴的自然也多了，所以诸王把生孩子当“事业”来经营。就这样，“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大明朝的宗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国家为此每年都要负担庞大的支出。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下部复议，从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于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当年应该给予宗藩的禄米为853万石，如果根据十多年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会典》的记载赋税收入麦406。7万石、米2264万石，合计2670。7万石来计算的话，宗藩禄米约占赋税米麦的30%以上！当然，面对如此沉重的压力，朝廷也做出了调整，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世宗定下制度，亲王禄米岁减500~2000石，郡王、将军七分折钞（折钞，用宝钞替代），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

尽管是“寄生虫”，也分油水大的和油水少的。大宗的直系和被皇上眷顾的亲王们日子自然好过，而小宗和不被重视的亲王后代的日子过得则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货币史》记载，明代的宝钞贬值非常严重，万历六年1000文实际折钱仅0。1文，缩水到之前的万分之一！因此明朝宗室的工资实际缩水很大，而且就连这点工资也经常拖欠。明代规定，凡是封藩皇族的婚娶和爵位名称，都要朝廷批示，于是很多官吏竟然趁机要挟索贿，以致积压奏文逾千份。如此过分，就连“外人”都看不下去了，崇祯时期辅臣何如宠就向朝廷力谏其弊，使皇族中得到命名婚娶者六百多人，解决了一部分皇族的燃眉之急。不要说远支皇族了，就连崇祯帝被封信王的时候，都因为没钱贿赂有司官员，王府盖得十分寒酸。据史料记载，“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到了明朝中后期，有些偏地远支的皇族，生活已经十分拮据了，地方官甚至都害怕这些皇族们会起事造反，而这种事还真出现了。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就出现了安化王府的宗仪，“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使司；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一百多个皇族包围了陕西巡抚府第，要求付给欠下的俸禄等一系列的“请愿”事件，搞得皇室无比尴尬。

拿“冰火两重天”来形容明代的藩王宗室十分到位，那些被皇帝宠幸的亲王往往生活优渥，甚至到了奢靡的程度，皇室一切的规则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法外施恩”。比如万历皇帝最喜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要知道，万历六年时神宗朱翊钧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皇太子朱常洛的婚礼费用也不过是十多万两银子，可见万历皇帝对福王的宠爱。

而且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万历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然而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贪得无厌的福王还嫌不足，要与民争利，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万历皇帝竟然表示福王这样做是自己特别许可的。

浙东四大史家，《明史》的“布衣”主编万斯同曾写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以天下养儿，万历皇帝对于这个儿子的宠爱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史实也确实不过分。万斯同曾书：“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传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万历皇帝不但赐予了福王上万顷的土地，而且将四川等地的矿税也划归福王所有。这位“有福”的藩王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已经无法统计，但是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明末的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在攻破洛阳杀掉福王之后，将王府的财物洗劫一空，据说用了上千辆车子，搬运了几天才将财物运完。

一生怜农恨贪的朱元璋对待官员十分吝啬，但对自己的后代却是出奇的大方，这让明朝的皇室宗亲们就像寄生虫一般附着在帝国的肌肤上吸脂吮血，直到元气耗尽。

作为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终其一生都在醉心于制度的设计。在朱元璋的眼中，帝国再庞大也是他的“私产”。在他的心中，自己的帝国应该是一个传统，或者说是保守的农业性的国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意愿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把明帝国打造成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而帝国的每一个子民都像是机器中的零件一般，有秩序地维持帝国的运转。可惜，朱元璋错了。在封建集权的王朝中，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更不可能变更，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社会发展的规律，无异于痴人说梦。这让洪武帝的构想只能变成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他憎恶贪官，对于贪墨者不惜剥皮楦草，却无法阻挡明朝中后期整个帝国自上而下的腐朽；看似轻官重民的他，只愿意给支撑帝国的基层公务员——县令们，一年一百公斤大米的微薄薪酬，而在自己“衣锦还乡”的时候，征发几十万民工营建中都凤阳，整条大街都不惜铺上白玉石，以至于将“龙兴之地”凤阳变成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困区”；费尽心血核查田亩制成的“鱼鳞册”，在明朝中后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已变得毫无意义；他设计的卫所制度在中后期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军队战斗力低下、军官吃空饷的现象屡禁不止，从而不得不启用募兵制，王朝末期更是在各地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军”；就连他精心培养的“私人保镖”锦衣卫，在大厦将倾之时也没能够力挽狂澜。朱元璋在世时，在他的乾纲独断之下，社会好似在按照他的意愿一步步发展，然而他一离世，就连朱家的子孙都不愿意，也无法遵循他制定的游戏规则。

虽然依靠武力**平九州，豪气万丈，但是一旦问鼎天下，洪武帝就立即表露出了“农民”的本色，他对外界丝毫不感兴趣，甚至是恐惧。他下令海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他的眼里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最为稳妥的谋生方式，那些食货远洋者在他看来都是寄生虫。而明朝时期，正在迎来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与商业、社会的变革，欧洲人此时正在全力地摆脱蒙昧与黑暗的中世纪。而在东方，宋元时期曾经高度发达的对外交流与商业经济，在太祖的铁腕治国下一度萎靡不振，也让中国失去了和世界深度交流的机会，输在了前往近代文明的赛道之上。

现在看来，朱元璋的治国就像是堂·吉诃德似的努力，他试图战胜眼中的恶，但讽刺的是，他手中的长矛却从未真正插向过恶龙。也许到死洪武帝都不会明白，大明帝国这列重型火车只是在他乌托邦式的幻想轨道上驰骋罢了。帝国的前途究竟在何方，这个问题只能留给他的子孙去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