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朱棣雄才大略的盛世皇帝（第1页）

第三章朱棣——雄才大略的盛世皇帝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南京。

此时大明帝国的都城外旌旗林立，人马沸腾，无边无际。城下，是燕王朱棣的军队。

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开始，明朝的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的叔叔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历经大小无数仗，终于站到了南京城下。面对城池坚固且有重兵把守的南京城，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朱棣没有轻举妄动。就在燕王与幕僚团队商议如何破城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位于神策门和钟阜门之间最重要的防线——金川门突然打开，守城将军朱元璋第十九子谷王朱橞和深受建文帝倚重的曹国公李景隆二人，配合完美地上演了一场“无间道”——二人指挥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入城。就这样，固若金汤的帝国首都南京陷落，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结束。

沦陷后的南京皇宫火光冲天，宦官、宫女四散皆逃。很快，朱棣在亲随的簇拥下来到了大内，当有人从一片残垣断壁中抢出一具尸体时，朱棣还没有辨认就上前大哭说道：“小子无知，乃至此乎？”接着，他问一旁的翰林侍读王景该如何安葬，王景心领神会地说道：“当葬以天子礼。”于是，天下人都知道了仅仅做了四年皇帝的建文帝死于战火，大明王朝迎来了“永乐时代”，朱棣成为明朝的第三位君主。

靖难之役无关对错，本质上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权利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燕王朱棣胜利了，并且成了一代雄主。如果历史可以改变，建文帝未必不能成为贤君，但是单就靖难之役来说，朱允炆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与政治家。

明朝的藩王们有着很大的权力，特别是兵权，这对国家的统一、稳定来说就像是定时炸弹。朱元璋的小农意识让他在设计制度时总是从个人和家族利益出发，而不考虑现实和人性。他处心积虑研究出的藩王制本来是想让朱家子弟勠力同心捍卫皇权，结果却弄得天下大乱。亲情在权力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没办法，爷爷埋的“雷”，孙子含着泪也要“排”，但生性优柔的建文帝在“排雷”时智商却经常“下线”。

和朱棣一生金戈铁马不一样，朱允炆作为皇太孙，从小是在“书堆”中成长的，陪伴他的是有明一朝的几位大儒——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建文帝的性情也与父亲朱标一样温文尔雅，他身上有着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气质，满怀理想主义。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朱允炆曾向爷爷太祖朱元璋请求修改《大明律》中的严苛条文，深得好评。如果是太平盛世，朱允炆大概率会成为一代明君，最起码是守成之主，但是这样的气质放在靖难之役中，简直就是灾难。更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智囊团——黄子澄、齐泰这些人是典型的“老学究”，出谋划策时经常是纸上谈兵，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靖难之役与其说是朱棣强势上位，倒不如说是建文帝和“猪队友”们联手“挖坑埋自己”更为恰当。

其实关于藩王可能会造反的问题，建文帝很早就考虑过，而且在怎样解决的大方向上还算得上处理得当。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朱允炆曾经问过一个尖锐的问题：“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老皇帝显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沉默良久无法作答，只能反问孙子怎么办。朱允炆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可以看到，建文帝在面对处理藩王的问题上思路清晰，可圈可点，但问题就出在具体执行上，这位涉世未深的小皇帝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总是“拎不清”。

优柔寡断、遇事善变又多疑是建文帝的致命缺点，作为最高统帅，他的这些缺点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擒贼先擒王”，削藩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燕王。黄子澄却惧怕燕王势大，主张先从周王下手。于是建文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削了周、齐、湘、代等几个并未构成威胁的藩王，速度虽然快，但这些举措对巩固中央的统治来说无关痛痒，且善后工作做得不好，反而激化了矛盾。燕王经营北平数年，根基牢固，大臣建议将燕王改封藩地，削弱其根基，建文帝又没听。

燕王起兵后，建文帝起用老将耿炳文北伐。耿炳文是洪武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具备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将，早年屡次打败张士诚的军队，这次朱允炆总算是在纷乱的大局中下对了一步棋。可是出师前建文帝居然对主帅耿炳文说出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这样的话，两军对垒，大战在即，皇帝说出这样的话，下边的将领该作何感想？又怎样能施展拳脚？战争开始不久，这位高层统帅还没打几仗，就因为小小的真定之败被建文帝以曹国公李景隆替换。李景隆是个典型的“官二代”，眼见一起配合攻城的南军都督瞿能就要破城，他却害怕被抢功而叫停了攻势，就这样错失了改变历史的机会。后来，更是在燕军攻南京时玩起了“无间道”，直接“放水”。朱棣登基后，李景隆被授予左柱国、太子太师等衔，列于群臣之首，风光无限，更加让人怀疑他其实是燕王的卧底。

靖难之役的初期，朱棣的攻势进展并不顺利。燕军长驱南下时，在齐眉山受到明初大将徐达的长子徐辉祖的阻击，就在燕军军心动摇之时，建文帝却下令把徐辉祖撤了回去，朱棣得以缓过气来。以后南军“诸将势孤，遂相次败绩”，燕军很快推进到南京城下。

建文帝的队友们表现得又如何呢？在削藩之前，朱棣的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全在南京为质，于是他以病重为由希望儿子回北京见自己最后一面。黄子澄居然觉得不放人质会授人以柄，激怒燕王造反，于是建议建文帝将燕王的三个儿子全部放回去了，朱棣得以毫无顾忌地起兵。而身为兵部尚书、建文帝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齐泰，在敌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恪守文人气节，反而用墨将白马染成黑色，落荒而逃。可笑的是奔跑途中马身出汗，墨汁脱落，齐泰反而因此被俘。

智囊团中建文帝最看重的大儒方孝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却一直醉心于“改制”，心向周礼，意欲改官制、并州县、行井田，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与齐泰不同的是，方孝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至少守住了文人的气节。朱棣进南京后想让作为儒士正学代表的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但方孝孺不为所动，只是放声恸哭。朱棣虽然恼怒，但还是好言相劝。不料方孝孺不但不领情，反而一直质问朱棣：“建文帝虽身死，为什么不立建文后人为帝？”朱棣不耐烦地说道：“此朕家事。”方孝孺边哭边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彻底被激怒的朱棣下令处死方孝孺，被株连问斩的多达873人！其中除了方孝孺的亲族之外，还包括他的朋友及学生郑居贞、林嘉猷等。这就是被后世称为“诛十族”的方孝孺之死事件。永乐帝登基初期，对忠于建文的旧臣的屠杀掀起了一片血雨腥风，他发明的“瓜蔓抄”动辄株连数百人，连获罪旧臣的妻属也受到难以想象的摧残。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嘴脸暴露无遗，有些人甚至感到朱棣上位就是大明的灾难。历代封建王朝不过是勋贵集团的更替而已，每每遇到王朝权力的更迭，天下多少鸿学大儒都成了这些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的祭品。

不过平心而论，比起建文帝，一生戎马的燕王朱棣确实是刚毅过人，有雄才大略。战争伊始，燕军不论在战力还是政治影响上都处于绝对弱势，但朱棣凭借战略思维和气魄，让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倒向了自己。起兵时朱棣先是迅速扫平蓟州、怀来，巩固了自己的大后方，以逸待劳地击退了耿炳文的第一次北伐；面对李景隆的二次北伐时又采取“围点打援”的计策巧妙化解。战争期间，朱棣总是身先士卒，对归降者一律既往不咎，推诚任用。战争在北方呈胶着态势之时，面对南京空虚的情形，朱棣听从谋士“黑衣宰相”姚广孝[1]的意见“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采用“蛙跳战术”，豪赌般直捣南京，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后胜利。

“篡权”也好，“清君侧”也罢，特殊的历史时代将朱棣推向了舞台的中央，而他也没有让人失望。在位22年，朱棣将大明王朝的政治、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初，大雪凛冽。

在空地的一处雪堆内，一个醉酒的人正在被风雪吞噬，几个时辰后，便成了一尊“冰雕”，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内阁大臣，著名的文学家解缙。

曾几何时，解缙与朱棣有过一段火热的“蜜月期”，朱棣亲自赏赐解缙与六部尚书一样的金绮衣，并言：“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又云：“若使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共勉之。”对权力极为看重的朱棣要与这个大臣“共治互勉”，同时还钦点他主持参与当时最著名的《永乐大典》的第一次编撰，可见解缙的重要性。

古人查阅资料的方法是使用“类书”——一种将资料分类整理好的书籍，类似于工具书。其实早在洪武时期，太祖就想要编撰一部类书——《类要》，总汇经史百家之言。永乐帝出于彰显新朝气象、笼络士大夫之心的目的，又将此事提上日程，下旨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不仅划出了图书的提纲，而且规定了编撰的原则——在编排上要统之以韵，易于考察；内容上要备辑众书，毋厌浩繁。

解缙团队在用了十七个月的时间编撰初稿之后，给朱棣呈献了一部《文献大成》，这就是《永乐大典》的前身。但是永乐帝不满意，下令姚广孝和解缙同为监修，重新编修。帝令一下，宿学老儒、文人雅士、高僧道士等两千多人云集京师，一时间“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经过众人努力，《永乐大典》在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终于完成。全书22877卷（另有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

作为“搜索引擎”，检索的方便性就很重要了。《永乐大典》的编排以《洪武正韵》[2]为纲，检索阅读极为方便。大典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真草字体，然后列出含有该字的词汇。全书将各种典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编入，全书完稿后又征召能书善画之人精心抄绘。《永乐大典》收书八千余种，较之前代的《太平御览》多四五倍。全书历史文献资料上起周秦，下迄明初，包括经、史、子、集，工技、农艺、医药、占卜、释藏、道经等门类，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早三百余年，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的“百科全书”。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书籍编撰的过程中收集资料不避讳世俗作品，让该书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原始史料。

如此的鸿篇巨制，可惜现存只有三百多册，还是嘉靖时期世宗组织人力进行重录的副本。明世宗十分喜爱阅读《永乐大典》，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下令重录，用了六年才将副本誊抄完成，而正本早已损毁在屡次的宫廷大火中。就是这仅存的副本，在清朝也屡遭盗失。其中清朝官员的监守自盗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道光年后，翰林院官员盗走《永乐大典》千余册。这些官员每天上班带一个“锦囊”，下班便私携一两册回家。光绪元年统计《永乐大典》尚存五千余册，到了光绪二十年时竟然只剩八百册！《永乐大典》很多在清末流往海外，还有一部分散落民间。1983年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的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其中的纸页竟然被拿去做了烟卷，幸亏及时发现才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收集了两百余册《永乐大典》馆藏，使我们有幸目睹这些古籍珍本的真容。

在修撰《永乐大典》的时候，从全国各地搜集的民间珍藏书籍藏于文渊阁。文渊阁在北京、南京共有两处，是宫廷藏书与修撰的地点。文渊阁中的藏书有一大部分来自元代皇室藏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就是这小小的“图书馆”，不久之后成了整个明帝国的权力中枢。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皇权空前强化的朝代。朱元璋废掉了丞相，意味着六部的工作都要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如同大脑，庞大的官僚系统如同身体中千万个神经，明帝国的身躯就靠着千万缕神经传递给大脑的讯息令行禁止。显而易见，大脑的工作强度是非常高的，就连精力旺盛的朱棣面对着几百甚至上千封的奏折，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靖难之役结束了，国家要走向正轨，就需要官僚集团的勠力同心。

建文四年，朱棣亲自遴选了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入直文渊阁。入直文渊阁就是在文渊阁“值班”。文渊阁在藏书修撰的同时，也成了明代早期内阁的办公场所，因此“内阁学士”也被称为“文渊阁学士”。在前面朱棣对解缙所说的“代言之司，机密所系”指的就是在永乐朝形成并延续至清朝的内阁制度。

同样是读书人，朱棣的“文人班子”远胜于建文帝。入直文渊阁的这七人各有特色，能文能武。

先说说解缙，永乐早期就深得信任。朱棣长期被立储的问题困扰，彼时长子朱高炽性格仁慈，深得人心，但是他体态肥胖，还有足疾，不为朱棣所喜。而次子朱高煦生性勇猛果断，朱棣觉得他很像年轻时的自己。朱棣曾一度想立朱高煦为太子。有一次便找解缙秘密商议立储之事，解缙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好圣孙，可保大明三代盛世。”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宣宗）天资聪颖，深得朱棣喜爱，这句话等于是支持朱高炽为太子。朱棣觉得解缙所说很有道理，最终决定把朱高炽立为太子。解缙不但是较为成熟的政治家，在文学、书法方面也是颇有造诣，有《游七星岩诗》等墨宝存世。

黄淮办事干练，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在针对蒙古阿鲁台部要求控制吐蕃地区的请求时，坚决建议朱棣要“分而治之”，受到朱棣称赞，说他的判断是“如立高冈，无远不见”。

杨荣情商极高，每次朱棣遇事发怒的时候，他一说话就能缓和气氛。同时杨荣还深知兵事，一次宁夏被围送来急报，朱棣问杨荣该如何处置。他思索后回答，“宁夏守备严密，不日危机将自解”。后来果然如此。杨荣深得朱棣欣赏，跟随皇帝五次北伐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