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风筝唐山大地震记忆（第1页）

废墟上的风筝——唐山大地震记忆

——唐山大地震记忆

我有两个生日。

一个是我的出生日，一个是1976年的7月28日。那一年我十四岁。在第二个生日里，我经历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的唐山大地震。这是唐山人的蒙难日，也是所有活下来的唐山人的重生日。

地震的前一天，我们学校放假，那一天，我在旷野上奔跑，而今发亮的旷野，永远属于梦中的仙境。童年的芳草地上，撒下了我最初快乐的时光。我喜欢奔跑，我还喜欢在奔跑中捕捉野物。比如捉野兔，放学后，我背着背篓到野地里挑菜，当时我家养着十只小白兔儿。兔子能卖钱，用卖兔得来的钱维持我上学的费用。

黄昏的时候，我的背篓已经装满了苣菜，准备回家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片野兔从我身边跑过。不知道那一天田野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野兔。我扔下背篓，急忙跑着追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捉到一只兔子。回到家，母亲说：“你是属兔子的，对兔子要友好。不然要遭报应的。”我笑着对母亲说：“您这是迷信，打兔子与我属兔有什么关系呢？”母亲叹息了一声，摇着头，继续整理刚刚搭好的鸡窝。

野兔还是被母亲用锅煮了，也被我们吃掉了。那天姑姑和表姐都在，晚上，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兔肉。母亲给鸡窝搭了个棚子。鸡窝搭好了，可是九只母鸡就是不上架，不进窝。我满院子跑着追鸡，腾起满院的尘土，母亲生气地说：“别逮了，不上架就算了，跑不远的。”我有些气恼地看着烦躁不安的鸡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地震的前兆。我家住在离县城不远的唐坊镇上。小镇大多是平房，姑姑和表姐来镇上看病，也住在我们家。晚上有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和《侦察兵》，都是老片子，对门的小伙伴儿刘四新招呼我去看电影，他知道我是个电影迷。今天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看电影，我摇头说：“你去吧，老片子，我不想看。”刘四新自己悻悻地走了。

母亲奇怪我的行为，“过去为了看电影，深夜跑到外村去，今天送到家门口来，倒不想看了”。我也奇怪，是鸡不上架影响了我的情绪？不是，就是当时的情绪不对头。天气闷热。我呼吸着热风，浑身被汗水浸着。我到后院鱼塘里，洗了个澡，看见鱼塘的鱼一下一下地向上蹿着。有一条鱼竟然跳到我的头顶，跳几下，飞过去，让我体验了一回鱼从头顶飞过的感觉。我抓住一条鱼，好奇地看着，笑着，又慢慢将它放回水中，并不知道可爱的鱼儿在警告我，几个小时之后，就将有一场灾难来临。

我从鱼塘里爬出来，回到院里，四周一片漆黑。一切都是静静的，我无聊地看着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十分疲倦地回到房间睡觉了，太热，我使劲儿挥舞着蒲扇，母亲也给我扇风。姑姑和母亲什么时候睡的，我全然不知，自己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灾难到来之前，据说有一道蓝色的地光，后半夜三点多钟，母亲刚刚从外面看鸡回来，说看见地光，雷鸣电闪的样子，以为要下雨了，就赶紧进屋。还用毛巾擦了擦我额头上的汗珠，我没有醒，是地震给我摇醒的。大地处于一种强烈的**中，先是猛猛地跳几下，然后又左右摇晃着，我听到一种从没听过的撕裂声。“哐哐”，时间很短，只见墙上的水泥片生硬地砸在我的身上、脸上。母亲和姑姑喊着：“坏啦！”母亲护着我的身子，有一块儿砖砸在母亲的右眼旁，马上就流了血。母亲不顾自己，使劲儿护着我，把我搂在怀里。只听姑姑说：“往外跑啊！”姑姑和表姐就跑到窗前，母亲也拽着我来到窗前，窗子摇晃得厉害，一下子把我甩了出去。我们再爬起来，我正要跳的时候，母亲忽然一把拽住我，窗前的院墙就轰地倒下来。我多亏没跳，否则会被厚厚的院墙埋住。

我没跳，灾难也没轻易地放过我们。轰隆一声，房顶的檩木和砖块就砸了下来。房顶落下的一刹那，我们都被震倒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土炕的东头儿，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我们都活着，艰难地呼吸着，感觉着。刚刚震完的十分钟，大地是异常的沉静，没有一点儿声音，我们都蒙了。过了一会儿，妈妈颤抖的手渐渐摸过来，乱抓着我的头：“明山，你没事吧？”我小声说：“妈妈，我没事儿。妈，这是怎么啦？”还没等妈妈回答，就听见外面的人喊：“苏联打过来了。原子弹，赶紧找武器。”我听出是住马路对面的何大树喊的，他是镇上的民兵连长。妈妈看了看姑姑，疑惑地问：“真是苏联的原子弹？”我想了想说：“不会，我们参加挖防空洞时候，听老师讲，原子弹威力大，我们压在里面也不能活着。”这时，外面就有人喊：“是地震啦！大地震啊！天塌地陷啊！”

地震，就是地震！这魔鬼，无情无义的魔鬼！这时我对地震有了最刻骨铭心的仇恨。我还能活吗？妈妈在里面鼓励我，让我坚持，然后自己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我喘息着，想哭了，母亲不让我哭，说哭也会伤神的。我憋足了气，使劲儿往上拱了一下，砖石坚固得很，檩木上还有一颗钉子扎了我一下，我又缩回来。我马上想到白天打死兔子的事情，立刻沮丧地想我不能活了。母亲不是不让我伤害兔子吗？可我又不甘心，我刚刚十四岁，生命就这样完结了吗？我还小，我没活够，我要出去。不一会儿，外面就下雨了，不断有水滴落下来。维持我们呼吸的空气的空隙就要慢慢被雨水填平。那时，我们会被憋死的。我已经感觉呼吸艰难了，嘴唇咬破了。母亲和姑姑大声喊着，呼救着。回想当时，鼻腔里火辣辣的，喉咙口像是塞着一个泥团子。我想把喉咙里的泥团子抠出来，可我几次伸手，手臂都不能回弯。我曾绝望过。在绝望之前，曾出现一个幻觉。我又跳到了后院的鱼塘里，水面上泛着蓝莹莹的光，仿佛是目光迷惘的眼神或盛满泪水的花瓶。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看的花瓶。花瓶漂泊在水面上，显得很高贵、柔和、缥缈。这种蓝色是不是象征着无边无际的无限和寂灭？

我知道，我快要走了。我留恋也好，伤感也罢，都没用，也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就看上帝的手怎样拨弄我了。阎王爷开眼，并没有收留我。即使我杀了兔子，也没有惩罚我。快到中午的时候，邻居们纷纷赶来了，很快就扒出了我们，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姑姑用一个布条子给母亲擦眼角上的血。我们哆嗦着躲在院里的黄瓜架旁，感受着恐惧的余震。母亲默默地说：“你的爸爸，也不知怎么样了？”当时爸爸在三十里地外的稻地“五七干校”集中学习。稻地是个古镇，离唐山二十里地，事后我才知道，父亲所在的稻地是整个地震的震中。

呼救声不断，我请求母亲让我到别的人家里救人。母亲摸摸我的头和身子，见我身上真的没伤，就点头答应了。我走前，母亲从黄瓜架上摘下一根黄瓜，让我吃了，管饿又解渴，救人好有劲儿。我大口大口地吃完黄瓜，就飞快地跑了出去，跑过默默的裂缝，看见裂缝里往外冒着黑水，水里夹杂着沙粒，我跑过高低不平的废墟，加入救人的行列。我跟着大人们救活了十几个人，也帮着大人拖出十几具尸体。我的手指流着血，但是自己已经没感觉了。到处是死尸，到处是哭声。我看着破烂的世界，感觉换了一个天地。累得不行了，就软软地跪倒在地上，身边就是一个死人的腿。

当时人的眼光不是长远的，而是现实的。我刚刚站立起来，母亲就来找我，听说陡河水坝给震裂了，水库的水位比我们的陆地高出十米，有三千六百万立方米的储水量，一旦崩塌这里就要变成一片汪洋，得赶紧往铁路上跑。母亲告诉我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家，扶老携幼，纷纷往铁路方向跑。母亲、姑姑、表姐拽着我，也跟着往铁路方向跑去，心里想象着大水冲过来的惨景，老天难道真的不让我们活吗？不被砸死，还要被淹死吗？

往铁路上跑的途中，我看见镇上的理发师黄顺，平时他爱唱京剧。黄大叔推着一架小排车，车上盖着什么东西。他神情木然，慢慢地朝铁路相反的方向推着车，我和母亲问他为什么不往铁路上跑？黄大叔看了我们一眼，默默摇头，推着车继续走着，我细一看，破毯子下面露出三只脚来，一问才知里面盖着四具尸体。他的一儿一女，他的妻子和母亲都震亡了。他孤寡一人了。他的嘴嚅动着，摇晃着，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第二天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满头黑发全白了。过去听人说一夜白了少年头，我不信，这次我亲眼看见了，黄师傅的头发白得像是棉花，或是像雪。后来我在他理发馆理发的时候，没听见过他再唱京剧。

来到铁路上，看见歪歪扭扭的钢轨上聚集着好多幸存者，还有伤员和死尸。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我们镇上的电工，他没有穿短裤，救了那么多的人，天亮才知道没穿着东西，就从坑边拽来一片宽大的倭瓜叶，用小铁丝系在腰上，遮挡住神秘的部位。伤残人待在铁路上，我和能动的人一起，又加入救人的行列。晚上，水库大坝的险情排除了，听说有解放军一个排跑上水库大坝泄水，由于没电，泄洪闸提不起来，战士们就用钢丝绞车摇，其中一个战士被绞掉了一只胳膊，大闸被提起来了。

天黑如墨，我们回到家里。哪有家？只是废墟。我们吃着扒出来的绿豆糕，等待着父亲的消息。救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惦念着父亲。这里，离我们不远的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解放军十万救灾部队，摇晃着向唐山开进。仓促、混乱、火急火燎的。有一部分军人留在了我们镇上。飘飞着红十字旗的医疗车队也开来了。我冒着余震的危险，从废墟里扒出了父亲的袖珍收音机，一打开，竟然还能发出声音。听见新闻联播在播新闻：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强烈地震，还说病榻中的毛主席听见这个噩耗，都哭了——当时有不少人，哭泣着举着拳头高喊：毛主席万岁！在一个伟人最后的时光里，还在做着一生中最早立下的誓言：“拯救人民”。废墟中的唐山在他的心中。许多年以后，新唐山依然留着那殷殷温热。谁知道，两个月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有人说，唐山人是给他老人家做伴儿的。据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唯一亲笔题词的市级党报，就是《唐山劳动日报》，现今还在用着主席的题字。唐山人一直引以为豪。

我想骑自行车去稻地找父亲。母亲不放心，让我再等等，其实母亲也是心急如焚。这时候，乡下的姑夫来了，姑夫骑车去父亲学习的“五七干校”找父亲。姑姑则到祖宗的坟头上，烧纸祈祷。姑姑说祖宗显灵了，说我的父亲还活着。我和母亲听了非常高兴。到了后半夜，父亲顶着细雨回来了。母亲和姑姑都觉得是祖宗保佑着他的后人。其实，当时的父亲是很危险的，他所在的干校是震中，住的是集体大宿舍。地震的前一天，有位老干部怕风，要求与父亲换床，父亲就换了。父亲换到了紧挨门口的地方，一震，父亲就被悠出房间，甩到了外面的菜地上。那个老干部被砸死了。父亲还抢救了很多的人。后来我一直追问姑姑：“你给祖宗上坟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信息了呢？”姑姑说：“感觉在心里是说不出来的。”也许是迷信，但我们对祖先的崇敬与迷信无关，它是我们的精神起源。

前面我提到的对门小伙伴儿刘四新，我想说说他的不幸。他喊我看电影，我没去，他是我们扒出来的。震后的第五天下午，我们看见直升机来了。飞机在没有开通的铁道线上盘旋。有人喊：“飞机空投压缩饼干，还有大饼。”我们饿了，粮食压在废墟里的确扒不出多少。我和孩子们好奇地追着飞机，准备抢上一些食物。尽管有民兵维护秩序，还是控制不住混乱局面。我和四新眼看着飞机向下俯冲过来，就飞跑过去，四新比我跑得快，黑乎乎的袋子一个个往下落着。谁知，不幸的惨境发生了，我眼看着一个袋子落在四新的头顶上，噗的一声响，四新就被砸在地上了。我和民兵赶到的时候，扒开他身上的饼袋，四新已经死了。死时，他的脖子没有了，脸是扁的，紫颜色，没有一滴血。再扒开饼袋，大饼已经馊了，不能吃了。我很伤感地喊来四新的家人，跟着把他掩埋了。

我还是个孩子，当时干的都是大人的活，拉水、建简易房，自己学会了木匠活和瓦匠活。我们家震后的房子是我垒起来的，我们学校的房子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建造起来的。我感觉，我过早地长大了，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当时我们班共有五十一个人，等到学校见面的时候，有少一半儿的同学震亡了。老师点名的时候，没人喊到的，这个人就是走了。我们木了，说谁谁死了，就像今天说谁上外地出差一样平静。其实。平静是表面的，我们内心在流血，眼睛里含着泪。班长死了，最后是老师代替班长喊了一声：“起立！”我们默默地站起来，低头向遇难的同学默哀。下课的时候，我们到河边采摘了一束束白色的野花，分别放在遇难同学的桌子上，深深地向他们鞠躬，祈祷他们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组成一个新的班集体。

我的同桌小勇胳膊上缠着黑纱。他跟我讲起他父亲的死。他家里的房子没有全部散架，本来他父亲拉着全家跑出来，是那台缝纫机，**着他的父亲重新跑进去。父亲跑进去了，刚刚抱起缝纫机，余震发生了，父亲被压在新的废墟里没能再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