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 从阅读开始（第1页）

改变：从阅读开始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倡导阅读？答案不仅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阅读，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阅读，还因为人类的发展和改变往往从阅读开始。

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处在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春秋诸国纷争，战国七雄争霸，是一个从分裂向统一转型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一片文化繁荣景象，产生了诸子百家，诸子如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史称“百家争鸣”，涌现了中华民族许多思想文化先贤，一时群星璀璨，名著纷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典籍就产生在那个时期并传承至今。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呢？当然有多种原因，社会转型期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当时的阅读十分活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孔子办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其思想和办学实践而成“万世师表”。孔子门下学生达三千人之多，学生阅读成风，接受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经孔子整理而成的《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后世称为“六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的言论主要记载在自己学生编写的《论语》中，这部书不仅是儒家学说的经典，也反映了当时阅读和学习的风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学诗，无以言”，以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都是《论语》中关于阅读与学习的名句。

春秋战国诸子也都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大师。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就连避世隐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学生。这些教育活动引来了阅读热烈景象，促进了百家争鸣。此外，一些诸侯国君也开办讲学活动，例如魏国的西河学派、齐国的稷下学宫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成为当时开展阅读的推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刻苦阅读蔚然成风，留下了许多阅读方面的传说。今人耳熟能详的“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引锥刺股”等故事就是那个时期刻苦阅读的典范。“韦编三绝”讲的是孔子读《周易》，多次翻断编联竹简的皮绳，比喻读书勤奋。“学富五车”讲的是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他刻苦博学，出行时要用五辆车来载书。“引锥刺股”讲的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苏秦，他发奋读书，经常读到深夜，想要打盹时就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突然的痛感使自己猛然清醒，振作精神继续读书。

与我国春秋战国几乎同时期的古希腊时期，是希腊城邦制向帝国时代过渡的转型期，与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十分相似。当时古希腊产生了著名的“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著述流传广泛而久远，被后世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希腊三杰”连同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修昔底德和《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希腊悲剧》《伊索寓言》等一大批希腊文化元典，形成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基础。与孔子办学相似，柏拉图于公元前385年左右创办了柏拉图学园，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阅读风气很盛。柏拉图学园历代相传，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

古希腊也是一个阅读兴盛的时期。据历史记载，人类社会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古希腊。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公共图书馆——亚述图书馆。当时希腊大约只有5%的人识字，因为主要是羊皮书，制作困难，书籍也极少，所谓公共阅读就是以听为读。希腊语中的“阅读”一词就是取“我读，我认识，我大声朗读”的意思。当时的医生甚至会开出“阅读”的处方，让病人通过听别人的朗读来调养心神。有一些古代希腊人、罗马人，还有过收买会阅读的奴隶为主人朗读的风气。

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社会的多次重大改变都与同时期的国民阅读相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秦国灭六国的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统一强大的国家——秦朝。为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对当时的社会做了不少改变，最著名的是：统一全国的文字，统一全国的车道，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管理体系，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可是，秦朝的社会管理太过严酷，严刑酷吏，民怨沸腾，以致14年后灭亡。历史研究认为，秦朝政权的快速灭亡有多重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严酷地实行了文化禁锢政策。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禁锢案例就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被处死的儒生不过是一些阅读儒学经典的儒生，连这样的读者都要把他们和阅读的经典一起毁灭掉，可见当时的国民阅读状况多么令人绝望。

《乌鸦：艾伦·坡诗选》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绘

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是故史称“汉唐”。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是“戡乱以武，守成以文”，待其政权基本稳定之后，唐朝即进入从武人执政转向文官治国的转型期，此后，历史上就有了“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说。李世民高度认同诗歌的政教功能，认为诗歌可以用来传递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为此，整个唐朝初期的政府文化机构中，有一大批以诗艺文学见长的文士任职，甚至连选拔其他行政官员时也特别偏爱文学之士。唐朝在文化上实行的是更加开放的政策，从隋朝继承了科举制度并努力使之完善。从武则天当政开始，对科举考试制度做了改革，扩大招生地域，扩大录取人数，增加殿试程序，考试内容除儒家经学外还增加诗赋写作，这些改革或许与武则天个人对诗歌的爱好有关，武则天在位期间就举办过多次诗词大赛。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唐朝科举考试把诗歌写作看得更重，历史上称其为“以诗取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唐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上自高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科举显才学、以作诗显风流。从唐代诗人杜甫传诵至今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以看出当时刻苦阅读的风气盛旺。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看出当时许多诗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唐朝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和“诗魔”，他们的诗作得到人们争相吟诵。“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唐代大诗人韩愈对李白和杜甫的赞誉。“白也诗无敌，飘然独不群。”“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这些是杜甫对李白的推崇。“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论。”这是韩愈悼念杜甫的名句。特别是白居易与另一著名诗人元稹共同提倡新乐府，引发了诗歌写作和吟诵的大众化。唐宣宗李忱曾经写诗悼念白居易，诗中有“文章已满行人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些诗句，不仅赞美他的艺术成就与巨大影响力，也让我们想象得出当时民间阅读相当普及的情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更是与国民阅读有很大关系。

这里要说到一部书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在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建议和支持下，爱国学者魏源主持编撰了一部重要著作《海国图志》，百卷本到1848年出齐。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资源、行政、社会、教育等，其编撰主旨就是要打开国人眼界，让国人“睁眼看世界”，激励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遗憾的是，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无人理会，这部书在昏聩腐朽的清廷受到冷遇，在落后愚昧的清代社会也少有反响。然而，三年后，这部书传入了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社会状况和内外关系与中国清朝颇为相似，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年间就翻译刻印多次，版本多达二十余种，成为当时日本国民阅读的热门书，更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必读书，对人们了解西方列强的存在和威胁、认识本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和革新意识极有帮助。据说，几乎所有明治维新时代的重要人物都看过这本书。有一位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曾经因为和师兄抢看一本《海国图志》，一怒之下竟相约决斗。有一位后来做到日本海军司令的东乡平八郎，曾经排队抢购《海国图志》，遇上大雨被淋成落汤鸡。这些人后来都肩负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推进明治维新、建设现代强国的重任。魏源所提出的主张，本来可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由弱变强的起点，不幸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保守拒外的势力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而毗邻的日本却正因传入《海国图志》，引发国民阅读热潮，有力推动了明治维新，获得了历史转折的契机。

当然，能不能抓住历史转折的契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同样一部书，其阅读状况的不同对于社会的改变所能产生的作用竟然如此不同，是不是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呢？

随着清朝晚期积弱积贫、内外交困，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开始阅读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翻译出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被称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的阅读，将西方近代各种先进的思想学术成果带入中国，深刻影响到社会思想和各种学术的发展，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世界文库”，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遗事》等世界名著。

随着“西学东渐”，国民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把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就有许多西学书籍。于是各式各样的图书馆也开办起来。1902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发布诏告，要求各大学堂设立图书馆。1905年，中国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图书馆。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我国国民阅读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只是，各省陆续建立公共图书馆，则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的国民阅读，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值得回顾，那就是1905年的“小说界革命”。1902年11月，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的论断，并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首先强调了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和传播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还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同时，他还指出，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亚瑟王传奇》插图｜［法］古斯塔夫·多雷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