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的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达契亚人（第2页）

《荷马史诗》中的色雷斯人是什么人？首先，他们是来自色雷斯的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荷马暗示是叙事中作为其同盟者出现的特洛伊人所能够理解的一种语言。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亚洲的弗利吉亚人似乎与欧洲的色雷斯人相似；在《荷马史诗》中，色雷斯的瑞索斯和特洛伊的希波孔是亲戚；特洛伊人伊菲达穆斯在色雷斯被养育长大，通过联姻，他即将成为居住在那里的基修斯的亲戚。伊菲达穆斯将要支付的聘礼，部分是色雷斯的绵羊和山羊。《荷马史诗》中的色雷斯人，是指男性武士精英；他们与特洛伊人的亲戚关系，可能不是社会各阶层“族群连续体”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出现在精英间的现象。

希罗多德认为，色雷斯人构成了“仅次于印度人的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是许多现代“色雷斯学家”所采用的说法。他的观点是基于地理上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色雷斯比实际情况要大得多。除此之外，还有居住在那里的不同“民族”总人数的数值评估情况：由于色雷斯比锡西厄更靠近希腊，希腊人可以说出更多的当地“部落”——其中一些，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单个村庄而已。

按照希罗多德的信念，世界的地理对称性促使他将多瑙河的河口置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正北，从而有效地将色雷斯扩大到与印度相称，并缩减了被认为是“正方形”的锡西厄地区。

希腊人最早在色雷斯和斯基泰海岸定居的动机和时间是许多讨论的主题。希腊本土的“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原因之一。然而，在通往蛮荒腹地的战略要地，出现了组织良好的殖民地，其间隔均匀、便于航行，连同基于此路线进入内陆的希腊奢侈品，这些都表明贸易很快就变得至关重要。

南部的第一个希腊殖民地位于色雷斯的爱琴海沿岸，名为阿夫季拉，始建于公元前654年，但庞塔斯海岸殖民化时间尚不确定。靠近多瑙河口的伊斯特洛斯，似乎是最早正式建立的殖民地；该遗址的有效考古证据可将其最早的人类活动层追溯至公元前630年。然而，历史学家尤西比厄斯和西姆努斯为其建立给出的考古测定年代范围，分别为公元前656年和约公元前600年。其他文献证据表明，甚至早在尤西比厄斯提出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有关黑海的爱琴海知识的复兴，这增加了年代上的不确定性。赫西奥德在他所著的《诸神谱系》中所谈到的“挤奶的斯基泰人”，可追溯到约公元前700年，这比赫卡泰厄斯文献中所保存的关于黑海北部沿岸地区更详细的地理信息要早近一个世纪。

对这些差异明显的记录的一个解释是，希腊殖民地的发展需要时间。研究表明，最初的聚落处于自然防御的位置，可能没有最便利的港口地理位置以及通往内地的贸易路线，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城镇规划和扩建。考古上发现的殖民地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方，只有在与好战的土著人建立良好关系之后，这些地点才可能被采用。

如果这一探索是为了寻找新的材料和市场而不是逃避人口过剩而引发的现象，那么甚至最早的接触都可能是季节性的：希腊人每年一次沿着海岸行驶，与那些来自内地的人进行贸易往来，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重要的是，到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记载了一群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播种谷物，为的是出售，而不是填饱肚子”。这表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必然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互相影响的结果。

永久殖民点坐落的优越地理位置，适宜与内地进行贸易：阿波罗尼亚-本都卡和梅森布里亚-本都卡位于布尔加斯湾两侧，前往色雷斯平原很便利；托米斯和伊斯特洛斯位于多布鲁詹海岸，相距多沼泽、不适宜居住的三角洲之前的多瑙河下游最北端弯道，只有一小段的陆上运输路线；提拉斯，位于德涅斯特河沿岸；别列赞和奥尔比亚，位于第聂伯河沿岸；还有潘提卡派翁，位于刻赤海峡，控制着出入梅奥蒂斯湖（亚速海）以及顿涅茨河和顿河（后来在顿河河口建立了塔纳伊斯）的交通。在草原墓葬中发现的希腊葡萄酒双耳酒罐和希腊制造的银酒具，使我们对贸易的程度有所了解，正如我们从碑文和文学资料中了解到的那样，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从贸易中获得了奴隶和谷物。

但起初，草原上很少有华丽的墓葬。游牧民族似乎在森林草原地带活动，在他们自己当地的森林草原农牧民，以及希腊沿海和内河的商人之间形成了三方关系。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该地区已经建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希腊的进口商品大量涌入这里。其中已知现存的最大遗址是贝尔斯克，它位于第聂伯河的沃尔斯克拉河支流。建于公元前7世纪末，由东西堡组成，外围堡垒周长33千米（相当于环绕现代巴黎的环城大道）。仅西堡一座，就占地72公顷（规模相当于一座颇大的西欧城堡），被认为是1100万工作日工程量的体现，其外部有1000多座古墓。这一切使得世界上任何已知的同时代的聚落都相形见绌。

根据某些遗迹，贝尔斯克被鉴定为类似于盖洛诺斯镇的木结构壁垒，城镇人口包括希罗多德曾简要提到过的格洛尼人和布迪诺伊人混杂的希腊-斯基泰人以及斯基泰人。但是，尽管他可能想到了其中一个森林草原中心，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哪个。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贝尔斯克是不可能被完整发掘的。城镇还开展了诸如三叉箭镞的铸造、灌封遗存，以及铁器锻造之类的工艺作坊。中央围场安置有粮仓，还有至少11个独立的聚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一季节性的聚会，牧民们牵着他们的牛羊和满载经济作物的农耕团体汇聚到一起，进行实物交易，下赌注、玩游戏，并结成婚姻联盟。

斯基泰与色雷斯社会

无论是古典资料还是现代考古学，都无法全面了解斯基泰人和色雷斯人种族渊源的复杂性。对希罗多德来说，地理上的中间群体和边缘群体属于不确定的状态，实际上对考古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考古学所确认的物质文化群体，与古典作家所承认的部落和社会群体，是不太可能恰好一致的。对于希腊人而言，锡西厄地区代表的是大片的土地。“斯基泰人”是一个广义的社会经济学名称，相当于同样宽泛的术语“塞卡人”，波斯人用它来表示草原游牧民族。然而，希罗多德不断试图根据姓名、语言、风俗习惯和外貌来定义许多不同类型的斯基泰人、色雷斯人以及其他人。从他的有关亲属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得知，在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之间发生了通婚，并且他们的贵族阶层以欧洲王室的方式，拥有一个国际性的家庭关系网。

一般来讲，在色雷斯人中，希罗多德称：“懒惰是最高尚的，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名劳动者是最不光彩的。所有人中最高贵的是那些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人。”他说，他们只崇拜阿瑞斯、狄俄尼索斯，以及阿耳特弥斯，“但是他们的国王，与普通民众不同……他对其他的神灵并不推崇备至，除了赫耳墨斯，并声称出自其血统”。从神话的角度来说，赫耳墨斯是一位漂泊的神。如此说来，虽然色雷斯贵族可能不像斯基泰人那样游牧或半游牧，但他们在体制上与在色雷斯的本地小规模农业社群可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从他们的墓葬及其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马的所有者，而且存在着明确的社会等级。在保加利亚，大致有2万座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土石墓葬，每一座都必定耗费了一个群落许多天的劳动。虽然多数墓葬已被盗掘，但很少被损毁。因此，根据村落和堡垒的数量以及历史记载，我们能够估计出，在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人居住时期，每一代人大约建造了3000座墓，那么他们的人数一定是有数十万之巨。他们的死者大多数都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的，无论是谁：可能是葬于偶尔被挖掘出来的那种平坦的火葬墓地（它们很少留下地表痕迹，而且不像土石墓葬那样很容易被农业破坏）。在保加利亚南部，一些群落可能将死者**于山腰上岩凿的凹洞里。

古典的叙述，如果结合考古材料，就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模型，以了解公元前5世纪的色雷斯和斯基泰居民的整体族群结构。在这一模式中，流动精英是“横向”组成的族群，对于男性而言，其精英资格的获得大体取决于是否通过经验获得了武士身份（尽管财富有所帮助，而且显然可以继承）。这些精锐在特定地区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他们的名字就是古典作家们所提起的名称。下属群体，要么是“纵向”构成的种族群或部落，人们繁衍其中，并通过发展宗族之间的亲属关系来提高其地位，要么是“服务性”的族群，具有强大的“专业”或“行会”身份，内部分层很少。

希罗多德提供了关于联盟和争端解决方式的详情，后者最简单的方式似乎一直是决斗。在贝尔斯克发现的一座比较专业的手工作坊，生产的是用人类头骨制成的酒杯。这让我们想起了他的报告：斯基泰人锯掉最令他们不满的敌人的头骨，用其饮酒，当他们负担得起的时候，就会把头骨镀金，“至于和他们有意见分歧的亲属，他们也这样做，最终会在国王在场的战斗中打败他们”。复杂的争端和决议，似乎由一类专门的装扮奇怪的占卜师（或萨满：下文进一步讨论）着手处理。

色雷斯和斯基泰女性，似乎在政治上一直从属于男性（尽管下文所谈及的“亚马逊族女战士”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贵族联姻主要是建立或加强男性之间的联系。但是，希罗多德在谈到斯基泰人缔结誓约协议所采用的方式时，提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即在碗里装满葡萄酒和缔约各方的混合血液，然后由缔约各方饮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后世草原上的蒙古族人重要的“拜安达”（金兰之好）习俗。

这一描述与第聂伯河下游盆地的地下遗迹非常吻合，那里是现存最丰富的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古墓集中地。但这些坟头的坟墩并不是简单的土堆。仔细的考古发掘表明，它们最初是相当陡峭的，呈圆锥形，具有多层超致密的土制“盔甲”，用于抵制盗贼，还覆盖着一层层反铺的草皮。或许，这种结构是来世草原分配的符号化呈现。北高加索被盗的公元前6世纪的乌尔斯基奥古冢，在1898年被韦谢洛夫斯基部分发掘，发现葬有360具马的骨架，每18匹为一组，被拴在钉入主墓室地板的柱子上。在古墓冢中三分之一地层处的其他遗存中还发现了更多的马（韦谢洛夫斯基放弃了计数！），以及大量的驴、羊和牛的殉牲。正如希罗多德所宣称的，这一较高的地层可能代表了葬礼仪式的第二阶段，也许是在主葬后的一年内完成的。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托尔斯塔亚古冢（“厚葬墓”）中，一名男子、一位妇女及一个儿童先后被埋葬于此，每次葬礼之间可能只间隔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各种侍者似乎当场被杀害：留下一人守着一条通道，有两个马夫牵着马，男子和妇女都是孩子的“看护者”。

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距黑海数千英里发现的巴泽雷克古墓，更是明显支撑了希罗多德的叙述。在那里，多年冻土使得游牧民族的大量墓葬被冻干，因而保存了大部分的有机遗骸。尸体上的皮肤在20世纪50年代被挖掘出来时仍然完好无损，显露出文身；还有希罗多德所谈到的细致的动物标本剥制术——尸体里也的确塞满了他列出的许多草药。肌肉区已经从皮肤下被去除，也许是出于某种与仪式上的嗜食人肉相关的原因（据希罗多德记载，伊塞顿人曾做过类似的事情）。在一座墓室的一角，有一个毛皮袋，里面装有大麻籽、一只装满石头的香炉，以及一顶六脚构架的吸入式帐篷。

文化适应与差异

巴泽雷克古墓展示了草原民族参与的庞大联系网。墓葬品包括来自北极泰加针叶林的毛皮，其中一件是一条绘有狮子图集的进口波斯地毯，其精美的镶边是用当地的黄金制成的；有来自近东的猎豹毛皮和芫荽；一顶高加索的青铜头盔；一面中国的镜子；以及一件刺绣的婚礼丝绸——被修改成了一条饰有流苏的鞍褥。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大草原的核心地位，同时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对有文化精美品“文明”的某种崇敬之情的缺失。在希罗多德叙述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失败远征中，有一个难忘的时刻：数周来一直拒绝与庞大的波斯步兵进行激战的游牧骑兵，他们列队仿佛要冲锋，但随后“一只野兔在双方之间奔跑，而每一个看到它的斯基泰人都在追逐这只野兔”，这一情景刺激了大流士，他不由得说道：“这些人完全在鄙视我们。”

事实上，等到希罗多德旅行到黑海时，斯基泰人已经不同于那些曾经奚落大流士的人了。尽管希腊人仍然将其称为斯基泰人，但在考古学上，我们已经察觉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新一轮中亚游牧民族的到来。因此，希罗多德的锡西厄地区的民族志也包括对正处于剧烈转型的社会观察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族群之间和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族群本身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似乎也在发生变化。

继恩格斯之后，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草原游牧制度标志着女性承受的男性压迫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似乎与我们对斯基泰的考古和文献证据相矛盾，至少部分如此。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写道，“最可能正确的说法是，好战的游牧民族是所有统治关系的始作俑者，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关系”，因为“只有在游牧民族驯养牲畜，以及妇女涌入耕种界这一阶段时，狩猎者的‘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妇女不再是非常重要的粮食生产者或采集者……她们是作为儿童特别是儿子的养育者而被需要。她们的生产力现在已降低至由男性占用和控制的‘生育力’上”。这一点在锡西厄地区并不明显，那里的性别范畴似乎与希腊世界的明显不同。最著名的例子是亚马逊族女战士：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这是一个由女战士组成的民族，其最显著的习俗是抑制她们右侧**的发育，以便更自由地投掷长矛和用弓射击（a-mazos，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缺少一个**”）。在希腊雕塑和绘画中，亚马逊族女战士的右侧胸部被绘成褶皱状垂下，以遮蔽这一缺失的**。

尽管人们通常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大草原上女战士的存在于考古学上是有根据的。发掘者并非总是把体质人类学特征作为性别指数来关注。大多数斯基泰人的墓葬被归为“男性”或“女性”，这是基于对特定墓葬品（例如，男性用武器，女性用镜子）持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草原群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先验归因主义更令人可笑了。例外地，19世纪中期对高加索地区捷列克河的发掘，清理并辨认出了一具女性的骨架，但是这个墓主随葬有盔甲、箭镞、石板铁饼以及一把铁刀。在奥尔-斯捷潘-茨明达附近发现了一系列墓葬，似乎都是骑着马的女战士（虽然在时间上要晚于斯基泰时期）。最近以来，雷纳特·罗尔围绕切尔托姆雷克陵（1981—1986）的斯基泰“王冢”古墓进行了发掘，在已发现的50座战士墓中已经确定其中3座埋葬的是女性骸骨：一具女性墓主的背部牢牢嵌着一枚箭头，另一个随葬有一件巨大的铁制盔甲，第三个与一个年幼的孩子葬在一起。在顿河以西的斯基泰地区，目前已知大约有40座这样的墓葬；顿河以东，在希罗多德所说的萨尔马提亚，经过调查的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战士墓中有20%是属于女性的。据希波克拉底所述，萨尔马提亚妇女“除非杀死3个敌人，否则不会放弃她们的贞操”，在接受丈夫之后也不会骑马，“除非被迫进行远征”。

有关妇女活动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斯基泰妇女在所有社会领域都能与男子平起平坐。“亚马逊族女战士”墓葬的比例很低，而且它们与更明显的“女性化”墓葬并存——在有权势的男人墓中作为献祭的那些女性陪葬墓（没有相反的事例记录在案）。尚存的斯基泰骑术的表现手法是健壮的男性形象：以其形状明显的末端命名的“**和马蹄”因其明确的终端形状而得名，且很受欢迎；在艺术上，雄性马被描绘为通常的坐骑。

与亚马逊族的跨性别相对应的，是希罗多德称为“两性人”的西徐亚人。这个词可能与梵文nara（男人）有关，赋予它的含义是“没有男子气概”。希罗多德说这些男人患有“女性病”，希波克拉底则认为：

这些男人对**没有太大的渴望……马匹不断地颠簸使得他们体格不佳……绝大多数的斯基泰人变得**，他们做女人做的工作，像女人一样地生活和交谈……他们穿上女人的服装，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刚毅之气……这种痛苦侵袭到了富有的斯基泰人，因为他们的骑行……而不骑马的穷人，遭受的痛苦较少……斯基泰人是男人中最**的，理由我已给出；另外还因为他们穿裤子，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马匹上，以至于他们不能处理这些部位，而且由于寒冷和疲劳忘却了情欲。

从现代医学知识方面来看，希波克拉底的解释似乎是合理的：颠簸会对睾丸造成创伤和不可逆转的损害，而裤子——可能是一种马术发明物——会使体温升高并导致不育。然而，斯基泰人可能会显示出一系列症状，并且不可能出现在这些简陋的文本记录里。希罗多德所说的“女性病”可能暗示出血，与其他骑兵的病痛有关，譬如痔疮和瘘管（从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战争中归来的骑士中，英国外科医生约翰·阿德恩得知了这两种疾病，并进行过治疗）。

任何解释的另一部分都必须考虑到这些人作为占卜者的角色：根据希罗多德所说，“作为两性人的西徐亚人……用欧椴树的树皮练习占卜。当他们把树皮劈成三段时，先知就会用手指把树皮编成辫子，再把辫子解开，从而做出预言”。希波克拉底说，“当地人把这一‘征兆’的原因归于一位女神，并为此尊重和崇拜这类人”。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心理上的解释，一方面激进的性别分工导致母亲们要在马车上颠簸；另一方面是男人们要组建骑兵突击队，而且每次服役都将持续多年（就米底王国来说是28年），这些都迫使孩子们承受压力作出选择，也不给那些由于各种病痛不能再骑马去打仗的男子留下位置。希罗多德告知我们，一个男人如果不在战斗中死去，会被认为是完全可耻的；“改变”性别并成为萨满巫师，可能提供了一个社会认同的心理折中点。这种萨满教在晚近的西伯利亚牧民中有充分的记录。

碰撞中的民族

按照希罗多德所言，下聘礼而不是要嫁妆是大多数色雷斯人所遵循的通例；他还说道，“他们卖掉自己的孩子去出口”。修昔底德评论说，“在色雷斯人中，不送礼是无法完成任何事情的”。从考古学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斯基泰人一样，到公元前5世纪初，色雷斯人已经与希腊和波斯等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体进行了贸易往来，因此也正在经历迅速的社会变革。“奢侈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从殖民地和其他地方获取外来奢侈品并用于特定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从而推动了社会竞争。由此，贸易进一步加强，小规模摩擦升级到区域性冲突，并为建立具有自己货币制度的国家级组织开辟了道路。

大流士一世对锡西厄地区的军事远征，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它是从色雷斯发动的，有色雷斯雇佣兵参与，并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宴会风格的金银酒具引进给了色雷斯贵族。据波斯人的记载，在远征失败后，斯库德拉总督管辖区的附庸国行政区划仍然维持了30年（约公元前513年—公元前480年）。不管是否如此，波斯式的朝贡制度和波斯王权意识形态似乎随后被色雷斯人采纳。

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的金属加工风格直接刺激了色雷斯贵重银器制造业的发展。银币在当地的使用已变得越来越广泛，似乎此时色雷斯开始开采本地银矿，同时也从劳里厄姆的雅典矿山进口白银。银器显然是以硬币的整数倍重量单位制成的，符合波斯或色雷斯-马其顿的标准。

公元前4世纪的许多葡萄酒酒具上都带有“Kotys”这个名称，后面往往跟着一些似乎是地名的东西。这些刻文，在希腊字母表中，通常被认为与约公元前384年成为奥德里西亚人国王的科蒂斯有关。波斯人撤军之后，奥德里西亚人凭借与雅典的密切政治和军事联系，在色雷斯中部逐步变得强大起来。对这些刻文的一种解释是，科蒂斯可能是在他的领土周围发展起来的，像英国中世纪的国王一样定期朝会，接受带有他名字和产地的贡赋。公元前359年，他被马其顿的支持者暗杀。

此时，再往北，在多瑙河下游的河道贸易网络已经充分地建立起来，不过根据目前的证据，人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空间距离。就在距希腊人聚居区内陆的沿海地带，有一片希腊化的聚落和墓葬区域。这一区域涉及穿过多瑙河主航道的货物运输。位于多瑙河左岸的济姆尼恰聚落，距黑海约300千米，在这里已经获得了奥德里西亚、杰蒂克和斯基泰类型的手工制品，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数百件公元前430年左右开始陆续到达的希腊双耳葡萄酒罐的残片。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雅洛米察河的皮斯库-克拉萨尼等遗址，以及在山口的出入口、西塔尼丁河谷等遗址，也发现了双耳葡萄酒罐，在那里，破碎的陶片数量惊人，再加上几乎没有完整的罐子，这更进一步表明了葡萄酒在这些地点被转存至皮酒囊，以便于通过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崎岖不平的通道。

盖特人中的贵族，随葬有金银盔甲，以及绘有似乎与另一个波斯国王有关的主题——“王室狩猎”相关场景的酒具。斯基泰的动物风格、希腊和波斯的基本图案习俗，都采用了这种不拘一格且独特的风格。这里的建筑风格似乎也受到了城市模型的启发：在奥尔特河支流、济姆尼恰以西的科托费尼-丁-多斯，由V。济拉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泥砖壁垒，其中规则间隔的塔楼构成了一座原本平淡无奇的山顶堡垒的一侧（见第十章）。

当亚历山大遇到凯尔特人时，他们已经完全立足于多瑙河下游地区。公元前4世纪初，凯尔特人开始向东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并在公元前3世纪继续向色雷斯南部和希腊进发，他们洗劫了塞夫索波利斯（公元前281年）和特尔斐（公元前279年），之后于色雷斯的某地建立了泰里斯王国。在东北方向，凯尔特人利用斯基泰政权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将活动范围跨越了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