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早的农民（第2页）

本地背景与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中部和西部，都几乎存在着中石器时代的本地居民。在西西里岛西北部维托角的乌佐洞穴遗址，猎人和渔民从公元前9000年左右就已经存在，他们利用动植物资源。从大约公元前6500年开始，该遗址（虽然不一定是近海处）的捕捞活动有所增加。已知的许多其他遗址，分布在意大利半岛的部分地区、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地区。大西洋葡萄牙的塔霍河和萨多河口的贝丘，是从大约公元前6500年开始堆积的，这可能表明人口规模稳定、年流动性有限。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等岛屿是从公元前9000年左右开始被移民占领的，有航海船只的使用情况为证。然而，我们对北非沿岸的发展知之甚少；对这里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观点。海平面上升，植被变得更加茂密。各种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猎物（包括鹿和野生山羊）、鱼类、贝类和植物资源的变化都具有规律性，这些似乎都为人口的稳定提供了支持。仅在地中海西部诸岛，其资源基础受到更多限制，巴利阿里群岛的本地动物种类是矮小的羚羊类反刍动物——巴利阿里群岛洞山羊（Myusbalearicus），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上是类似野兔的意大利鼠兔（Prolagussardu）和鹿类动物——地中海大角鹿（Megaceroscaziot），它们大约都在公元前7000年后灭绝。

将农业引入这一地区比其他地方更加困难。研究成果参差不齐，海平面上升和地貌变化可能淹没或掩盖了至关重要的遗址或地区。目前证据状况所显示的情景是，在公元前7000年之后的某个时期，海上殖民者将定居生活和农业主产品引入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东部；但在西北部地区，人们采用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农作物的步伐要慢得多，使得这一过程从公元前7000年后一直持续到至少公元前5500年。绵羊、山羊、牛、猪，甚至马鹿，都被引入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但更西边的绵羊和山羊可能比其他动物先被驯化。谷物种植似乎被接受得更慢一些。陶器很快被整个地区接受，但本地的燧石处理传统得到了保留。这一切都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各要素逐渐被本地群落接纳。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在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地区以及西西里岛东部有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最近在卡拉布里亚所进行的调查大大增加了已知遗址的数量。有些遗址是露天的，就像巴尔干半岛的情况一样，有一系列短期停留和专门用途的营地。然而，最明显和迄今为止最著名的遗址是一系列用壕沟环绕的围场。这些遗址集中于阿普利亚的塔沃列雷平原，但斯特迪内罗遗址和西西里岛东部的其他遗址似乎类似。这些遗址由一条外部沟渠或多条内部沟渠界定，围场内聚集着较小的圆形沟渠场地，直径10米及以上，其中包括木结构房屋，平面可能是长方形的。这些遗址大多是从空中发现的。沟渠的数量和周长以及内部场地的数量都有很大差异。虽然最新研究已经开始取得进展，但这些遗址很少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在帕索-迪-科尔沃遗址，最大跨度面积为46。9万平方米，内有3条或更多沟渠，以及100多个场地。奎尔恰遗址至少有8条同心的壕沟。其他大型遗址，譬如波斯坦-德因南兹和阿门多拉，可以与小得多的围场和具有场地但尚未环绕沟渠的遗址形成对比。有证据表明，最大的遗址要晚于其他遗址。

一项研究发现，围场遗址位于光线充足的沃土地块边缘，但附近也可见冲积土和黏重土壤。现有的证据似乎表明，这里已经引进了栽培谷物及绵羊、山羊、牛和猪，但对该地区农业经济的细节知之甚少。然而，显示主要农作物引进路径的一个迹象是，它们同时在乌佐洞穴遗址的地层中出现。这一事件可能是因为当地的人口、捕鱼等其他活动仍在继续，现在有了捕鲸活动，这表明航海能力有所提高。可能是由亚得里亚海沿岸和爱奥尼亚海的本地人群采集了谷物，并以偷盗或其他方式获得了驯养的动物；但海上移民带来这些技术的可能性也同样大。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将加入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行列，成为新石器时代开始时海上移民的落脚点。另一个相似之处，可能是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的中石器时代人口相对较少。少数已知的例子包括东南沿海的科帕-内维加塔遗址，那里拥有本土风格的石器和早期陶器，其确切年代尚未可知。

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地区何时进入新石器时代。属于公元前六千纪的遗址多于公元前七千纪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以陶器的存在为特征。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中部和西部，都发现了具有印纹的陶器：种类繁多的手工制作的碗、盘和罐，饰以不同的印纹。在意大利东南部，也有红色彩绘和精美雕刻的陶器。有关陶器的发展序列还没有确定，但彩绘陶器很可能是在约公元前6000年引进的，在具有印纹的陶器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它们随之变得日益精致。这很可能表明了某些工艺的专业化，或许还继续与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地区保持联系。因为在那些地区，彩陶是普遍使用的，但对寻找彩陶的起源帮助不大。

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除非所有相关的早期遗址都是临海的，并且已经因为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了；否则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通过持续的海上移民扩张而传播到地中海其他地区。然而，海上联系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所存在的一系列新事物不能轻易解释为已经传播到地中海沿岸。本地人群可能是造成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农作物和材料被采纳的原因，但这只是渐进式的。几乎所有地区都保持着当地的燧石加工传统。绵羊、山羊、牛、猪，甚至马鹿，以及印纹陶器，在公元前七千纪被引入撒丁岛，而绵羊、山羊和猪又被引入科西嘉岛。但在这些岛屿之外，绵羊和山羊似乎是最早引入的驯养动物，随后又引入了其他动物。在公元前七千纪，陶器的使用范围就很广泛了；但直到公元前六千纪末甚至更晚，谷物才得到广泛接纳；由于缺乏发掘的植物样本，目前尚不明确它们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早期使用情况。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证据可能比其他任何地区还要混乱，而且研究情况也是不平衡的。对岩棚和洞穴进行的发掘，通常是在高地中进行，要比在低地的露天遗址多得多。有些岩棚的地层学可能会混淆，某些放射性碳的测年结果的可靠性不高。因此目前尚不清楚高地遗址的情况是否能准确反映整个地区的发展。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研究较为深入，但在意大利中部部分地区和伊比利亚进行的研究较少；严重缺乏对北非发展的认识。

在意大利中部，大多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属于公元前六千纪，而不是公元前七千纪。在亚平宁山脉的两侧，农业似乎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例如莱奥帕尔迪村庄的阿布鲁佐低地遗址，但许多遗址仍然以动物利用为导向，包括本地物种。在意大利北部，高地洞穴和岩棚遗址显示了当地燧石加工传统的延续、印纹陶的采用，以及逐步将绵羊和山羊纳入动物经济体系；但该地区可能人烟较为稀少，大概并不是向内陆传送新事物的重要走廊。在其他传统地区，譬如阿迪杰河谷，也采用了陶器。仅从公元前六千纪后，在沃欧等地的遗址才将主要农作物引入波河流域。在这里，人们猎杀马鹿、狍、猪和小型猎物；饲养着牛和极少量的绵羊、山羊；鱼类、贝类和鸟类也被开发利用。从该遗址获得了单粒小麦，但有可能这个特定遗址并没有本地种植的谷物。

在法国南部，人们对普罗旺斯和郎格多克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燧石加工再度继续沿用当地的风格，这表明人口结构的连续性。绵羊和山羊可能是在公元前七千纪初，在牛和猪之前被引进的。谷物的使用直到公元前六千纪后期才有详细记录，例如在瓦尔省的芳特布鲁古内陆遗址。已知的一些露天遗址，如库尔泰宗、沃克卢斯，或淹没的勒卡特海岸遗址，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尚不明确。许多最详细的发掘都是在相当高的海拔地区进行的。在朗格多克省的奥德县，对加泽尔和让-克罗斯的内陆山麓居址的挖掘显示，当时的人们狩猎野牛、鹿和野猪；从公元前七千纪开始逐步引进了绵羊，并在公元前六千纪达到了更高的数量；同时引进了山羊、牛和猪。在晚期地层中，杜尔涅野生山羊是一种重要的猎物，同时还有其他大型野生动物和小型猎物。在安道尔的巴尔马-马吉尼达海拔1000米高的地方，野生山羊依旧是猎人捕食的主要动物，但这里也引入了少量的绵羊和山羊。

在伊比利亚，考古记录更为零散。非常荒芜的东南部可能是最晚见证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地区之一。塔霍河和萨多河口的贝丘，显示出在公元前七千纪至六千纪，当地有大量的本土居民，他们捕食鹿、猪、野牛，以及野兔、兔子等小猎物，捕鱼并收集贝类动物，也许还有植物。贝丘每次被使用几个季节，而在贝丘的墓葬可能暗示了这些基地的重要性。在西班牙东部的洞穴中，从公元前6000年以后都有记录表明当时此地已有印纹陶器、绵羊和山羊，以及少量的牛；不过最新的研究已经提出了更早的日期。北非在新事物传播方面的作用仍不清楚。谷物也从公元前六千纪开始出现，并且属于这一特定时期的露天遗址正在逐渐得到认可。

地中海较小的岛屿对新事物的了解要晚于稍大的岛屿。例如，马耳他可能最早是在公元前六千纪末被殖民的，而发生变化可能相对晚于巴利阿里群岛。相比之下，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变化要早得多，并且可能在向西方传播新事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元前七千纪，绵羊和山羊，以及猪都被引入了这两个地区，但牛显然直到后来才传至科西嘉岛。在科西嘉岛新石器时代初期，可能并未引进谷物；但撒丁岛可能已经在使用了。

因此，海上运输可能至少与向陆地传播新事物一样重要。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应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他们的居民，以前依赖于有限的资源范围，现在接受和扩散了一系列精选过的新资源。公元前七千纪人类的航海能力先前已经讨论过了。根据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的高地证据判断，当地人并没有仓促地、立即采用农业措施。来自内陆居所和洞穴的证据显示，绵羊和山羊以及后来的其他驯养动物是如何逐渐被接受的。它们最初可能是作为一个次要因素被纳入传统的狩猎策略和每年的周期运动中的。目前还不太清楚新事物的实际传播如何发生。人们一定是由海路运送动物的。联系和交换可能发生在沿海地区，我们对最早的绵羊和山羊在低地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知之甚少。

包括海上运输在内的远程活动事实的另一个迹象，来自黑曜石。原料的4个来源地有：撒丁岛、利帕里岛、马耳他附近的潘泰莱里亚岛和庞廷群岛的帕尔马罗拉岛。撒丁岛黑曜石在早些时候发现于科西嘉岛，后来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利帕里和庞廷黑曜石发现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我们不知道空间位移是否归因于交换、买卖或干脆就是直接获得的，但它确实显示了史前社会在相当远距离上的联系。

陶器的使用，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以及纯粹技术和功能方面的重要性。易碎陶器的使用可能表明长期基地的存在，而不是变换不定的居住点，但其意义可能还要更为广泛。印纹陶在整个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分布上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北部和西部的装饰图案其明显的特色是贝壳印记。陶器可能已被作为当地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而言，采纳新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当地的社会条件，包括不同群体间的竞争和对立。陶器也可能象征着参与更广泛的接触和思想交流。

意大利南部以外的地区，在缓慢变化的阶段，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不同遗址之间存在差异。在居所和洞穴中可以发现个别的墓葬。这些墓葬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了特定资源和领土对其居住者的重要性，但这种墓葬似乎并不表示对特定祖先血统的正式承认。

农民在温带森林中的扩张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在中欧和西欧的起步，要比地中海地区晚得多，但发展却非常迅速。它的传播超出了喀尔巴阡盆地和匈牙利平原，这与后来以彩陶闻名的一种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被称为线纹陶文化。线纹陶文化的遗址，分布于匈牙利北部到法国北部、比利时南部和荷兰南部，途经斯洛伐克和捷克、奥地利北部、波兰中部和南部，以及德国中部和南部，一直到北欧平原的南缘（大概向北远至汉诺威）。这种文化还延伸到喀尔巴阡山脉北侧附近，进入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涉及先前章节有关巴尔干半岛中提到的向草原带扩展过程的一部分，但东部的线纹陶文化不在此进一步讨论。彩陶风格变化的分布表明，农业人群分阶段向西扩展：首先是多瑙河上游、莱茵河上游和内卡河，北至汉诺威和马格德堡之间；然后沿莱茵河，进入荷兰南部和波兰南部；最后向比利时南部、法国北部和北欧平原其他地区扩散。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最初表明，这种扩散非常迅速；但更仔细选择的年代测定样本可能表明，从公元前六千纪后期开始，向西扩张的势头减缓，尽管仍然是快速的。

中欧和西欧的第一个农业聚落，首先出现在河谷边缘和肥沃的土壤上，尤其是黄土带。已知的数千处遗址，代表了一系列分散的家庭住宅、小村庄和小型中心村落。遗址的分布不均衡，而是聚集为一系列的区域性群组。大多数学者认为，线纹陶文化是喀尔巴阡盆地农业规模持续扩大的结果，但对这一过程的细节知之甚少。一些人认为，整个欧洲的农业传播基本稳定，即使伴随着每一发展阶段新垦地的开拓而略有变化。在公元前七千纪末和公元前六千纪初，农业传播可能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出现了暂停；对于可能向外殖民的人口流出地区以及关于这些地区人口激增的可能条件，我们都知之甚少；关于塞尔维亚北部、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西部和匈牙利南部的扩张速度，尚存诸多疑问。殖民活动一旦进行，它就可以自我运行：开拓者们可以占领本来就是空旷的环境，并在除距离和陌生感外几乎没有其他限制的条件下经历了人口的高速增长。从理论上讲，线纹陶文化有可能代表了中石器时代本土社区在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最初农业殖民边缘的突然或快速转变；但在人工制品的风格、房屋建造技术或事实上的定居生活方式方面，没有明显的本地先例。与巴尔干半岛地区一样，关于中欧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中石器时代人口记录不足。在原本封闭的森林环境中，如果没有利于最成功的觅食和狩猎的多样化动植物资源，那里的人口可能真的很稀少。在西欧大西洋和北部海岸发现了相当不同的环境和明显更多的中石器时代人口，该地区本地居民在采用农业方面的不同作用，将在其他章节中讨论。然而，在中欧和西欧，拓荒的农民与已建立的本地人群聚落之间进行接触的可能性非常大。据人类学观察报告，农民和猎人经常交换食品和货物。荷兰南部和重点区域就有证据表明，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群采用了中石器时代的燧石加工技术。接触可能并不总是友好的。在比利时南部，研究表明，在埃斯拜地区达里恩的小型农业村落，就在线纹陶分布的界限范围内，被一条环壕围住，以抵御敌对的本地猎人。农民和猎人可以直接竞争包括领土在内的各种资源。

长屋的组合各不相同。木结构的留存可能不超过两三代，因此，任何集中的房屋都可能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建筑物。已知的一些极为集中的大型建筑，甚至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在波希米亚东部库特纳霍拉附近的比拉尼就是这样的范例；荷兰南部马斯河谷的埃尔斯洛和锡塔德则要小得多。在这些村落里，没有像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台形土墩内那样明显的街道或小路的遗迹，而且个别房屋的建造也没有达到标准长度。房屋的间距较小，甚至相似的建筑物会重复出现，它们是极少的平面恰好重叠的范例。这表明，在村落内至少有一套有序的管理空间的规则，也可能暗示了村落内各个家庭的独立性。较小的集中区可以视为小村庄，也是由间隔较小的房屋组成，每隔一定的区间更换。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荷兰南部的一些遗址，如马斯河谷的施泰因和赫伦。我们不知道对这些遗址的使用是否是持续的。在比拉尼，已经提出了连续的5个主要阶段的分期方案，每个阶段都涵盖一个略微不同的区域。一些集中的房屋，部分地或全部地围有栅栏，但大多数遗址基本上不设防。

在这种分散的聚落模式中，房屋规模也各不相同。这种模式在其他许多地区可能都很常见，尽管一般的考古发掘面积太小，不易被发现。

墓地在一些聚落旁边，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是一些单人葬的小型墓地。例如，在布伦瑞克附近的维特马尔，有男人和女人以及一些儿童的坟墓。死者被安葬在简单的土坑中，尸体通常侧卧，微微弯曲。一些墓里随葬着陶器、石器和简单的装饰品。坟墓粗略地排列在同一方向，相距几米。因此，它们的位置必定被标记过或被告知过其他人。同时期的朗韦勒遗址，迄今只发现一个墓地，该地区分散而居的家庭似乎使用过一个中央或公共墓地。然而，由于墓地面积相对较小，因此并非这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可以进入墓地。正式的墓葬是专供更大范围群落内的个别人之用。

这些早期农耕群落总体分布的特点是遗址的集中，形成了所谓的“聚落单元”。对这一特征的解释可能取决于迅速扩展到中欧和西欧新环境中的某些条件。可能会有一个或多个自由定居区可供选择，而通常的选项是河谷和肥沃的土壤地区。尽管如此，该区域的新颖性和规模可能促使群落和家庭通过分担诸如砍伐等共同任务，并在首选地区定居以尽量减少与亲属和邻居的社会距离，来减少生存风险。

耕作者和牧民这些群落居住于灌溉充分且极度肥沃的土地上，在开垦地和林地既可以种植谷物，又可以放牧牲畜。种植小麦、大麦和豆类，放牧普通的驯养家畜，尤其是牛。然而，我们对维持生计的做法仍然了解太少。部分原因是无法在发掘过程中找到足够的遗存；另一部分原因是房址地面的侵蚀状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黄土土壤目前的化学状态，骨骼在其中往往保存欠佳。我们不确定人们是在固定地块上长期种植，还是在森林休耕制度中在林中空地轮作种植；谷物和家畜之间的平衡，以及野生资源和驯服资源之间的平衡，我们也不清楚。然而，通常提出的模式是，人们会在聚落附近已开垦或部分开垦的土地上的小型固定地块或庭院中进行相当密集的谷物种植。动物可能会被放牧到更远的野外，甚至放养。它们可以用于土地或庭院的施肥，也可以是肉类、牛奶和兽皮的来源，而且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优质的黄土性土壤，并且与观测到的聚落模式相一致。一些猎物被杀死，也许是为了将鹿和其他动物拒之于土地和庭院之外，这是作为肉类替代来源的蓄意策略；在同时期的森林中，鹿和其他猎物的密度可能相对较低。这种生存模式可能会出现资源短缺，甚至偶发性的严重不足，但由于它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它可以被看作占领温带森林小型空闲生存环境的成功战略。应对风险的措施是：仔细选择聚落地点，将社会距离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利用多样化的资源，在新环境中种植谷物，以及在他们长期熟悉的环境中管理牲畜。

房屋的大小和墓葬随葬品，都被用来表明在线纹陶群落中身份和地位方面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分析的结果尚不确定。正如我们看到的，房屋的规模相差极大，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在一些墓地里，老年人的随葬品比年轻人多、种类也很丰富，但二者差异也很明显；墓葬仪式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特征。社会差异可能导致不稳定和群体内部矛盾。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机会（许多家庭与近邻相距很远）加强农业生产。竞争的焦点，如果存在的话，可能是群落或聚落区之间的竞争，其中一些竞争规模会变得更大，持续的时间比其他方面更长。另一方面，殖民化和定居的条件本身也不利于社会差异的巩固。空间的可利用性会使定居点在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破裂并重组；这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线纹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相对较少的遗址被占用。也许在开拓森林的最初情境下产生的合作和团结的精神，有助于减少家庭或群落愿望的公开表达。

步入公元前五千纪的连续性和发展时间步入公元前五千纪初，欧洲社会许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连续性。例如，房屋、聚落和生存之道的一般性质几乎没有改变。然而，还是有一些发展变化。其中之一是聚落类型中环壕聚落的出现。其中一些最早出现在线纹陶文化早期，但大多数属于其后期阶段，以及之后的时期。壕沟是绕周边一圈挖掘的V形截面的深沟，通常比较狭窄，为一圈或多圈，包围着几英亩地。堤岸大概围绕着沟渠。一个例子是朗韦勒村落8号三环状的围场。在黄土性土壤上，沟渠很快就会淤积。许多这样的壕沟都与长屋位于同一地点，但似乎并不包含建筑物，虽然也有例外。已知的同一时期把房屋围起来的例子，譬如先前提到的达里恩小型农耕村落，或者布伦瑞克附近的埃斯贝克。后者可以看作是防御性的，或者至少比以前存在更集中的定居点。环壕还担任着其他各种角色。如果是为了圈养或限制家畜，则意味着更大的兽群。如果是用于集会或仪式，它们可能代表较早时期在长屋之间发现的公共空间的礼仪化。因此，环壕是一种仪式的强化。这种解释在兰格耶尔早期文化的环壕遗迹中得到了支持，它继承了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奥地利东部和匈牙利北部的线纹陶文化。在摩拉维亚南部的特塞蒂斯-基约维采，直径55米至60米的一条宽阔的圆形沟渠被4个相对的入口中断，并由两个内部栅栏支撑。只在环壕外发现了房屋遗迹，它的内部有许多破碎的小雕像。像其他兰格耶尔早期文化壕沟一样，这可能是聚落和同时期墓地的一个仪式场所。现在一些礼仪的进行可能已经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其他机构，也许已经由特别重要的聚落或群体掌管。斯洛伐克南部的斯沃丁遗址结构甚至更加复杂。房屋也是位于环壕之外，一开始是一条具有两个内部栅栏的环壕，又用两个外部环壕和三个内部栅栏进行了改造。在这里，可以将防御和极繁复的仪式活动相结合。在这一年代，蒂萨文化的周边地区已经以人群的集会和仪式的烦琐而闻名。

结语：新世界

最早的农民呈现出一系列的反差。农业生活方式的传播过程及其随后的发展都不一致。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可能是被从南到北逐渐殖民的，而中欧和西欧的殖民化虽然分阶段进行，但速度可能更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可能存在着海上殖民，就像更东部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一样。在地中海的更西边，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其他方式传播，而且速度较慢；当地猎人和觅食者确定了新的主食和新的做事方法以及它们被采用的速度。在东南欧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中欧和西欧在较短的时期内，变化程度虽然很大，但幅度却较小。相形之下，到公元前五千纪初，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变化才刚刚被完全吸收。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到了公元前5000年及之后的结果，是一张完全改变的图景。这不仅仅是将新的人物添加到场景中的问题，而是由侵入者和当地居民将自然和社会景观永远改变的问题。外部带来的新资源，被砍伐和改变的自然植被，永久聚落和居住区增加了个体和群体的地方归属感，多样物质文化传达的复杂信息、精美神话意象以及可能增强的时间意识，把死者作为祖先和血脉世系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同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新的精神面貌。尽管在恢复和理解史前证据方面存在困难，但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