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讲经与囚徒思凡（第1页）

大师讲经与囚徒“思凡”

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狱中斗争，是为改善伙食而进行的绝食斗争。

反省院起初也同巴县大监一样，每天只给犯人吃一顿饭，每人只有一小团，而且米质低劣，加上一点干茶叶状、嚼不烂的干盐菜渣渣，既难以下咽，又不能吃饱。在贺竞华、吴宜之等人领导下，难友们团结一致“闹伙食”，纷纷宣布绝食。吴宜之还暗中告诉难友们：要外冷内热，切忌表现突出，如果当局要喊站出来讲话，都不要开腔，让叛徒出面作代表（因叛徒也想改善伙食）。

反省院管理主任蒋宇周被这突如其来的绝食搞得手足无措，他这才见识到了共产党人的厉害。他当然不愿让事情闹大，因为这会影响他的名声，被上司认为“治理无方”，有碍他的升迁。他决定向犯人们妥协。

于是，从此以后，反省院伙食有了改善，饭任由犯人们吃饱，每餐加两样新鲜蔬菜，每过十天半月“打牙祭”一次，每次每人半斤鲜肉，还要让犯人自己过秤，有的犯人在过秤时还要先剔去骨头，只秤净肉，若分量不够，便要求添加。后来还在走廊上让犯人搭了十几个小柴灶，允许犯人用亲友接济的钱交由公差兵帮忙买菜，自己做菜“改善生活”。吴宜之利用关系在外边找到一个为某学校改国文卷子的差事，每星期可得两三块钱报酬，他常用这些钱买回菜来，烧成红烧豆腐请难友们吃——后来就为这红烧豆腐，他被当局转押巴县大监，折磨而死，此乃后话。

反省院的宗旨据称是要以“三民主义”来感化犯人。然而这不过是欺人之谈，上至军阀刘湘，下至训育主任贺守朴，有谁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谁又真正懂得三民主义？

刚好那时重庆来了一个声名赫赫的高僧太虚法师。太虚本是到重庆宣讲佛学，听说刘湘正通知各县派僧人入藏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实为其巩固边防和扩大势力范围作先导），便建议刘湘就地开办汉藏教理学院，刘湘欣然采纳，并聘太虚为院长，于1932年8月在重庆北碚缙云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佛教院校——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刘湘在与太虚的一次接谈中，忽发奇想，决定请太虚法师到反省院讲经说法——既然佛法能普度众生，岂有不能感化这些囚犯之理？

太虚法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和尚”。

他曾提出教理革命、教产革命、教制革命三大口号，鼓吹佛教复兴运动。他创办了佛学杂志《海潮音》月刊，在武昌创办了佛学院，在南京创办了中国佛学会，并曾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为中国僧人去欧美传播佛教之始……因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十分密切，曾多次为蒋介石讲经，深得蒋介石赏识，并受到国民党要员们的鼓吹，因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向他尖锐地提问：

“现在有人称你为政治和尚，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太虚神态从容地反问记者：

“什么叫政治，你知道吗？”

“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叫政治。”记者不假思索地回答。

太虚莞尔一笑道：

“佛家为了普度众生，就是要管众人的事嘛。有人说我是政治和尚，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称呼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样的大法师到小小反省院来讲经，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了。

然而，刘湘却根本想不到，尽管太虚大师周游列国，备受尊敬，中国政界的头面人物，从蒋介石到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等，对太虚无不待若上宾，而重庆反省院中这些桀骜不驯的共产党囚徒们，却居然不把这位大师看在眼里。

这天，太虚法师在反省院管理主任蒋宇周带领下，来到三楼那间大屋子里宣讲佛学，犯人们都早已聚集在那里。人们并非是来听他讲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而是来看热闹的——在与世隔绝的反省院里，忽然来了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著名人物，谁不想看看稀奇，听听新鲜？

在四十出头的太虚眼里，这些犯人都是些不懂事的年轻娃娃。他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从佛教的起源开始讲了起来。犯人们虽然一个个都像戴上了紧箍咒的孙猴儿似的，规规矩矩坐着，但是时间一长，新奇劲头一过，就有不少人开始坐立不安，交头接耳了。要不是有训育主任贺守朴阴沉着脸守在一旁，恐怕讲堂里早已“大闹天宫”了……

太虚终于结束了冗长的讲学，临走前，他给犯人们散发了一篇他以佛教教义批驳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文章，要他们下去后细细研读。

这时，有几个假装虔诚的囚徒走上前去，向太虚提出愿意受戒信佛，作他的弟子——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装出表现良好的样子来骗取反省院当局好感，以便早日出狱。太虚见多识广，当然心中明白，但他仍然高兴——因为这至少在表面上是他到反省院第一次讲学取得的成果，虽然人数不多……他马上给这几个新弟子分别取了法名，有的叫普善，有的叫普宝，还有普明、普净等等。

当一个“弟子”下来向难友们嘻嘻笑着像讲笑话般报告太虚给他取名“普真”时，曾做过红军团长的易文斐故作惊讶地戏谑道：

“糟了，他给你取了个妹儿名字——普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