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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邻居说：“那个情形很严重，这个其实不能跟它相提并论。”她的话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了躺在地上的我身上。“那个在我看来，”她说，“比这个糟糕多了。”说到这里，之前去帮忙洗胃的邻居们都表示同意，说我的情形没有另一个可怜女孩那么糟糕。然而，由于她们错误的认识——以为我只是被送奶工的妻子报复了——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番话所包含的真相。妈也没有，而在这一刻，不可思议的是，我也没有。我甚至躺在地上想起药丸女孩的妹妹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明显落下的面包屑般的线索。最久的朋友跟我讲了她的疯子姐姐对她的所作所为，我听后当然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但这只是你听说一个人经历了可怕遭遇而感到难过罢了，你一秒钟也不会去想自己今后也可能会有极其类似的经历。所以，这是一件“顺便一做”的事情，是站在我的角度为药丸女孩的妹妹很不当一回事地感到难过，是一种并非存心故意的忽视，但也不是一种建立在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之上的情感。至于我对自身状况的看法，我认为中毒导致这种肚子痛的想法是很荒唐的，这实际上是精神问题造成的——即使我的精神状况自从送奶工出现以来从没糟糕到这种程度——就在这时，妈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提议去医院，说不能因为社会风俗强行规定她不能叫救护车就让她的女儿去死，她还没有准备好这么做。她的话像一枚炸弹。邻居们倒吸了一口气。“够了!哦，够了!”她们求她别再讲了。

“你疯了，亲爱的邻居!”她们大喊道，“你想一想。你不能把她带去医院。不但当地的道德观念规定了不能去，而且万一出了什么状况，会被警察要求录笔录，这还会影响到你女儿在不认识她的人心目中的名声。如果你把她带去那里，肯定会有影响。如果那个重案犯警察联盟听到风声，他们想要抓的‘你知我知’的那个人的情妇正在医院里，他们会认为自己得到了最好的鱼饵，用于钓上最隐蔽的反政府派。”“他们怎么可能放过那种机会？”另一个邻居继续说，“你女儿还年轻，很容易被操纵和威胁。他们会吓唬她，把她作为诱饵，牵连她，扭曲真相，并且——去他妈的他们的良心，一群街头流氓——你也知道，就算不答应他们，也救不了她。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告密的迹象就远远足够了。”

“还有你们自己，”另一个人指手画脚地说，“可怜的寡妇，操持一个女孩们的家，丈夫死了，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在逃亡，另一个儿子成了叛徒，还有一个儿子偷偷摸摸地进出这里，好像在干什么勾当。还有你的大女儿正处在不可言说的悲哀里，你的二女儿被反政府派流放，你的三女儿完美无缺般地完美，只是她说的脏话被公认为这里最下流的。现在又有了这个可能被指控为叛徒的女儿。想一想这几个小的。”——她们是指站在她们身边、把她们说的每个字都吸收进去的小妹妹们。“不，”她们摇摇头，“不能上医院。这个将来一定会痊愈。她会痊愈的。”她们坚持说道，“你别担心，邻居。”说到这里，她们拍了拍妈，搂着她，“别忘了，”她们总结说，“我们不是不知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有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曾经用过这些临时拼凑的东西、这些基本常识、这些家庭处方很多很多次。”

我同意这些邻居的说法，但不是为了保护我在不认识我的人心目中的名声。我在不认识我的人心目中的名声这种东西，完全是他们捏造出来摆放在那里的。如果送奶工自己没有决心要给我情妇的地位，我是“你知我知”的那个人的情妇的说法就很愚蠢。而且，在一个擅长怀疑、推测和含糊其词、将一切都本末倒置的地方，既不可能准确地讲一件事情，也不可能不讲而只是保持沉默。在这里没什么事情能被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能不被说出来，反正最后人们都会深信不疑。既然社区当时相信那个让人深信不疑的说法，政府在面对一个只允许特定人士进入的区域所特有的鄙夷和僵化时，怎么可能不去抓牢这种胡说八道，为它拍照、摄像、归档，对它断章取义和轻信呢？至于告密，反正警察会逮捕你。谁都知道他们可以逮捕你，任何时候都会试图让你叛变。这跟你有没有叫救护车没有关系。叫救护车本来不是问题，但大家认定它是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它就成了问题。然而，我自己不想叫救护车，也不想去医院。我不需要它们，因为——到底要我说多少遍？——这不是中毒。但邻居们可不这么认为。她们建议洗胃，如果我把我肠胃里的东西都吐到地上，她们说，那就安全了。“毕竟，”她们继续说，“她的身体本身就好像正在努力驱逐什么。我们只是协助一下。”接下来就变成了给我洗胃，要我全部吐出来。

她们要搅乱我的五脏六腑，让我又抽搐一阵。不管她们让我吃下了高剂量的哪种泻药，确实产生了效果，我吐了。整个晚上，我被迫吞下所有东西，然后又吐出所有东西。随着一吞一吐，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得僵硬，一会儿变得碎布偶般软塌，反复了至少十七次。一开始我试着数了数有多少次，以此分散我的注意力，假装这是一次我置身事外的锻炼。我大声数了出来，小妹妹们告诉我，接着她们又说我后来可能是数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开始默数。我记得当时我的喉咙和腹部有种撕裂的感觉，起初我天真地以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只是正常的、难受的呕吐而已。在这次呕吐中，我吐出了上一顿饭，剩下能吐的就只有胆汁了。不。起初是胃里的东西。接着吐了几次肠道里恶心的棕色物。等到我不再有棕色物可吐，吐出来的就只有胆汁了。然后还没完。我开始干呕。过分多的干呕。所有这些阶段，越来越对抗重力，很快让我开始渴望、乞求闭上我的眼睛。其实我已经很难睁着眼。去睡觉，我想。去躺下。马上死掉。为什么她们不让我马上死掉？我感觉那晚在浴室里把我弄了个半死的实际上不是中毒，而是这些女人给我洗胃以及她们断断续续的祈祷。一刻不停。她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洗胃，另一组负责祈祷。然后她们交换工作。那天晚上，时间不断地延长，直到筋疲力尽之后，才一点点地出现好转。好转出现在每次药效发作促使我的身体排出毒素后的短暂平静期，然后平静期慢慢地变长。只有在那个时候，当她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开始讨论接下来的步骤时，我才能继续躺在地板上，感到放松，不被干扰，独自一人。这时我开始认真思考地板——上面细微的灰尘，上面陌生的毛发，我刚刚溅在上面的呕吐物——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是地板、灰尘这些身边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只有它们，能够给我力量。但有时候我会改变想法，给我力量的东西会变成浴缸挡板，或者马桶，或者舒适的浴室墙壁，我偶尔会意识到自己靠在那上面，相信它可依可靠，会永远支撑我。

我第一次醒来是白天，我躺在**，脑子里想着法语动词être[2]的变位。配合不同人称、时态和主宾格都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遍。我第二次醒来，依然躺在**，心里想着好吧，如果这就是他捕猎我对我造成的影响，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从他那里逃脱了。我第三次醒来时，刚走出一个跟普鲁斯特有关的梦，或者说一个跟普鲁斯特有关的噩梦。在梦里，他变成了某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家，一个堕落的当代作家，他冒充一位世纪之交的作家，据说这就是他在梦里——我想是被我——告上法庭的原因。那一刻我又睡着了，在我最后一次醒来时——在真正醒来前，我不断这样睡睡醒醒好几次——我知道我已经渡过了难关，正在恢复中。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弗赖本托斯罐头。我正在我的脑海里做一个配料复杂的弗赖本托斯牛肉腰子饼。我从食品柜里拿出罐头，拉开盖子，把它放进烤箱。接着我又给自己拿出一套盘子、刀叉和喝茶的马克杯。就算躺在**，在我的脑海里，馅饼的香味也让我流口水。感谢上帝，一秒钟就做好了。我把它取出烤箱，感觉自己快饿晕了，正准备咬上一口时，卧室门突然打开了。是小妹妹们。她们又一窝蜂地冲进房间。

“她醒了!”她们尖叫道，冲着我也冲着彼此尖叫道。她们立即宣布，妈出去了，要求她们负责看着我。她们列举了什么是我不能做的，包括不能摔下床，不能试着下床，不能吃喝，也不能企图与异性出门游**。就在这时，她们说到我病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她们模仿我的呻吟给我看。她们继续说我的皮肤病态的苍白，这时我打断她们说我快饿死了，然后掀开毯子下床。这引起了尖叫。“不可以!”她们大喊，“妈咪说的!”她们大喊。于是我说：“好吧。那有什么吃的？去看看，给我拿点什么来。”但她们把我推回去，把被子盖在我身上。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们说她们要讲一件跟反政府派有关的惊心动魄的事情。今天早晨，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反政府派准军事组织找上门了。

小妹妹们听到了敲门声。妈和小妹妹们接着去开门。男人们站在门阶上。他们压低声音，说了一件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还说想要跟我谈谈这件事情。妈说：“你们不能跟她说话。她病了，而且她正躺在**，可能在睡觉，也可能一边休养一边在讲脏话。发生了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男人们说先让小孩子回屋里去。妈让小妹妹们去客厅，关上门，不要参与他们的谈话。她推着她们穿过走廊，让她们离开。小妹妹们又偷偷溜回来，这一次躲进房子前面的门厅里，把耳朵贴在拉着窗帘的窗户上。但反政府派依然压低声音说话。

“就算那段时间她也在俱乐部里，那又怎么样？”她们听见妈打断说，“很多人上那个俱乐部。那个喝酒俱乐部，”她说，“是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我女儿在那里不代表她就知道这些事。”妈接着说我已经卧床四天了，中了毒，他们可以去问那些洗胃女人。反政府派回答说他们会暂时离开，但肯定会跟洗胃女人谈谈——他们还会回来，如果洗胃女人的证词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走后，妈主动跑到邻居那里，想搞清楚刚才聊的那些是怎么回事。“好啦，我们已经让你打起精神来了，”小妹妹们说——我依然忧心忡忡，不明白她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轮到你了，中间姐姐，念书给我们听吧。”她们说着递来几本故事书，在此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她们手上拿着书。这些书包括：《驱魔人》，是从妈床边的那堆书里拿来的；《浮士德博士生死悲剧史》，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成人书《自称民主!》的儿童改编版，开头是这样的：“有哪个地区政府直到五年前还可以没有逮捕令就入室搜查，没有逮捕令就执行逮捕，没有起诉就投进监狱，没有审判就投进监狱，实施鞭刑，禁止所有探监，在没有逮捕令就逮捕、没有起诉就投进监狱、没有审判就投进监狱之后还禁止调查监狱里的死亡？”古怪的小妹妹们，我心想。太多的莎士比亚。真送奶工说得对。必须跟妈谈一谈她们。这时候，妹妹们已经把这些书放在我身上的羽绒被上，然后爬上我的单人床，钻到毯子底下挨着我。最小的小妹妹在床头，用尽全力搂住我。与此同时，最大的小妹妹和年纪中间的小妹妹也挤了进来，握着彼此的手，在床脚等着我念书。

那天晚些时候，小妹妹们外出探险时，妈回来了，她来楼上看我。她神情严肃，说明得到了更多坏消息。她说：“那个到处给人下毒的可怜女孩——她死了。一支军队巡查组在一个通道口发现了她，喉咙被割开了，所以是遭人杀害的。”我的第一反应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你说什么？不可思议。她才是那个要杀人的人，怎么会死呢？”也没有直截了当地问：“是谁杀了她？”因为虽然我听见了妈说的话，但我的脑子还没能吸收她是遭人杀害这部分内容。仅仅在谈话里提到她就足以刺激我了。啊，她又来了，我心想。这次她又给谁下了毒？但我不想知道，真的不想，因为这种事情不断发生，直到最后你根本懒得知道他们是谁。当然了，无论是谁，我都很难过，但这跟听到最久的朋友说药丸女孩给她妹妹下毒时感觉到的难过是一样的。只是袖手旁观的难过，漠不关心的难过，从没有真正地设身处地——至少在我如闪电划过般地意识到被下毒的人就是我之前是这样的。我接着想到：“我这是有多瞎啊!我怎么就这么蠢呢？”现在很清楚，该死的绝对明显。她是一个投毒者。她来过俱乐部。她来俱乐部找我，不停地纠缠我，说我和送奶工狼狈为奸杀害了她和其他人之类的事情。这也是她的新手段，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停地对你讲她编造出来的具有催眠效果的故事。她用那种手段攫住了你，她的下一个受害者，上她的钩，入她的局。你焦虑但又专注，把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言语上，也就是说——尽管你知道她独特的手段和她的整个下毒的过往——但你还是没意识到她的手放在了哪里。那就是她想要的。非常娴熟，非常阴险，非常隐蔽，混在所有东西里，溶化于无形。有些人说她是一个天生的小贼骨头，是凶猛的女权主义檄文的推崇者，但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说她还算不上女权主义者，这里的议题女人说她只是脑子有毛病。

反政府派发出警告，说药丸女孩已经给太多人下过毒，如今不允许她再给任何一个人下毒，但她依然我行我素，这最后一个中毒的，我后来发现，甚至不是我。在我之后还有另一个人，一个男人，她给他下毒，认为他是——我不知道，也许是希特勒。这个男人一整晚没睡，这个男人的妻子也一整晚没睡，和他们的邻居一起给他洗胃。后来妻子去找反政府派，告诉他们药丸女孩都做了些什么。在反政府派采取行动之前，有个神秘人已经采取行动。这是妈说的，她在我对面，坐在我的卧室里的椅子上，震惊地把这个传闻告诉我。他们登门，她说，因为他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杀掉药丸女孩，而是要找出杀害她的凶手。所有最近跟她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要求去反政府派那里，为他或她自己澄清。我被当作特例——几天前的晚上，有人看见我在喝酒俱乐部里和药丸女孩讲话——还有那个被误当成希特勒的男人也被当作特例，反政府派主动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俩都病得太厉害，无法下床。中毒的男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杀害她，因为他的家人和给他洗胃的人都亲眼证实他做不到。我母亲站在我们家的门槛上，告诉反政府派我们的家人和洗胃女人也可以为我作同样的证明。

反政府派没有再来，他们很满意我在药丸女孩遇害期间也躺在**。奇怪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人已经不再活着了。我母亲对我表现得很固执，于是我对我母亲的固执也开始发作。显然她已经接受了那个被误当成希特勒的男人很可能是被药丸女孩下了毒的说法，但因为她依然深信流言蜚语所说的我跟送奶工有私情，几乎不怎么信任我，所以在她的理解中，我也被她下毒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被允许发生的。我一方面感到宽慰，因为我经历的那个可怕的夜晚是药丸女孩造成的，也就是说跟送奶工对我造成的影响没有关系，但同时又牢牢建立起了对我母亲的怨恨，因为她看不见明摆在她眼前的东西。她继续谈论死亡，似乎已经忘记了发生在各地的蓄意投毒案十有八九是“可怜的药丸女孩”干的，我气愤地发表我的看法，没有切中要害，但也是我当时拼尽全力所能讲的：“听着，妈，她不是一个小姑娘。她比我年纪大。她是个女人!”妈回答说：“啊，你懂我的意思。她个子小，非常小，大家都知道她有毛病。就算她没有被杀害，那个小女孩也永远不会长大。”就在这时，我才想起来药丸女孩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妈说，没错，她绝对感到了焦虑，“我们正在变成‘海对岸’的那个国家。那里什么事都会发生。那里发生普通谋杀。那里出现道德败坏。那里的人们结婚，搞婚外恋，但他们的伴侣不在乎这些婚外恋，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婚外恋——那么为什么要结婚？他们不说他们为什么要结婚。然后他们离婚，或者根本懒得离婚，而只是和他们自己的孩子结婚。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诱拐其他孩子。在那里，你不能出门，出门只会遇上性侵。”我从没见过妈像这样震惊，越来越歇斯底里，我想这就是你在一个人们不习惯普通谋杀的地方遇到普通谋杀时会有的反应。“妈，”我叫她，想要阻止她，想要打断她，“妈!妈!”妈抬头看着我，一脸困惑，然后挣扎着回过神来。“告诉我，妈，”我说，“关于药丸女孩，你还听到些什么？”

她只知道政府警察开始介入，但社区里几乎没人跟他们讲话。一些人故意对他们含糊其词，另一些人跟他们扯谎兜圈子。狙击手，毫无疑问，已经准备击毙他们。重装巡逻队带着他们的反狙击部队和那具尸体一离开，社区居民就立即一如既往开始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说这“不可能是普通谋杀。我们不可能有普通谋杀。肯定是政治谋杀，只是有谁知道这是哪种政治谋杀吗？”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或者说直到大约两周后我决定去油炸薯条店时也还是这么认为的。

自从中毒后身体恢复以来，我一直忍不住地吃。我也一直忍不住地在我实际上不在吃的时候幻想我在吃，我的内心在头脑里呈现一场甘甜可口的特效演出。我想到了更多的弗赖本托斯罐头，还有法利拉斯科斯婴儿饼干、糖块泡芙、番茄酱腌沙丁鱼、蛋奶沙司饼干三明治、玛氏巧克力棒三明治、脆薯片三明治、海螺、猪蹄、掌状红皮藻、炸橄榄、燕麦粥里的什锦软糖——这些过去的婴儿食品、幼儿食品，现在通常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才对。只有等到我迫不及待想吃油炸薯条，只有油炸薯条，不是别的就只是油炸薯条的时候，我才会感到，啊这才是正确的食物。我现在又恢复了正常。

店堂里有一条队伍，长长的一大条，蜿蜒地绕过两面墙，我排进队尾。接着就有其他人走了进来，排在我身后。这些人大部分跟我只是点头之交——有进来买晚餐的中年女人，还有一些男人、一些孩子、一些青少年。当时那里没有一个人跟我是熟人。排队等待的时候，我定定心心地享受着薯条的香味，同时脑子里又在练习着“我是，我不是[3]”，并且默数我前面还有多少人。然而，就在我数数的过程中，被我数过的人开始退出队伍。一些人立即离开了薯条店，大部分人站到一边，或者去了店里稍远的另一头。也就是说我已经站到了柜台前，原本还要等十九个人才轮到我站到柜台前。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感觉，排在我后面的人也开始减少。很快变成了我一个人在排队，虽然这个队伍不可名状地依然存在于薯条店里。在柜台后面有两个穿着白色大围裙的服务员，其中一个朝我走来，直接站在我面前。她双手叉腰，没问我要点些什么，我点单的时候，也没看着我。她似乎只是凝视着我脑袋旁边。我没有很担忧，但有点别的什么，我看着她走开去为我和小妹妹们拿薯条。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了沉默，因为我一直住在这个地区，从童年起就领会了这个地区的动向、微妙和节奏，虽然我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先前的一场大病把我变得迟钝——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我在这里反应如此之慢的理由。这沉默让我的背部开始颤抖，就在我的背部，我无法转身，但心跳开始加速。别是送奶工。哦，求你了，别是送奶工。然后我转过身，不是送奶工。是其他所有人。店里的每一个人都瞪着我。

一些人立即看往别处，低头看地上，另一些人看自己的双手，或者抬头看前方柜台墙上的大幅菜单。其他人毫不掩饰地瞪着我，我甚至感觉是轻蔑地瞪着我。我想，这些该死的，他们又认为我做了什么？我恍然大悟，这跟药丸女孩有关。不是指她对我下毒，我知道所有人应该都已经听说了这件事。而是指她的死。但是我想他们肯定不会认为我跟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吧？这时女服务员回来了，把我的薯条放在柜台上。我别过身来，拿起袋子，胡乱地掏出钱递过去。女人已经走开了。她宽大的背转过来对着我，已经走到了店的另一头，默不作声地站在另一个女服务员旁边。不为其他人点单，也没有其他人要求点单。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真的。但油炸薯条店认为这是真的，而且那一刻在所有这些打定了主意的人的围绕下，我也觉得这是真的。一个身份显赫的社区英雄，干了一件犯规的事，一次普通谋杀，就为了替某个厚颜无耻的**报仇。如今我已不再万分天真，这是指我已经发现，你过你的日子，很多时候事情总是有一点混乱，有一点进展，但不是无法控制的，都是在预料之内的。但是接着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到了那天，所有的状况——无论你是否理解，无论你有没有同意——都会彻底发生变化。事情被推动着向前，这点没错，但不只是被一个人推动着向前发展，而是被远远不止一个人的很多人。在此之前，每当我想把钥匙插进锁里，我的五脏六腑会无所适从，胃部疼痛，两腿抽搐，双手颤抖。还有室内被迫害妄想症，万一他在我的衣橱里而实际上他不在，万一他在我的食品柜里而实际上他不在，万一他在我的床下。每次他都在靠近……越来越近了……甚至更近了，但直到现在我依然说不上来，他是否依然在给我加盖戳印，还是说一直以来他早已把戳印加盖在我身上。最久的朋友曾经警告过我：“你不可推测，你不可演绎——他们不喜欢这样。你固执，朋友，有时候愚蠢，不可思议地愚蠢，因为你不肯提供信息，提前给人们留下不喜欢你的印象。那很危险。你不肯提供的信息——尤其在动**期——人们会自己捏造。”“不是所有人，”我争辩道，“而且，不管怎样，我的人生不属于他们。是他们编造了这个故事并像恶狗般盯守着想要控制局面，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解释并乞求他们的原谅？”至于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肆无忌惮、不知廉耻的**，我说：“说到这一点，朋友，现实中我大概更像圣母马利亚，比起任何一个——”“你十八岁，”她说，“你是个女孩。没有靠山——没有，除非你想让送奶工做你的靠山。所以，给他们点信息——任何信息——就算他们怀疑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也享受怀疑的乐趣。那样，至少他们就不会拿你高攀他的事情来攻击你。”但我没有这样做。做不到。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相信还有时间去做。已经有太多的流言蜚语、言下之意，还有“别多管闲事”，被他们拿来填补空白。

[1]　英国国宝级的儿童文学作家（1897—1968）

[2]　法语单词，约等于英语中的be动词。

[3]　此句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