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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
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
出处见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唐代宗初年曾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于时李白已死）。新墓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在李白死后五十五年。其文有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碑文》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
中亚碎叶，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译作“素叶”。《记》云：“（自凌山）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原注：“或名热海，又谓咸海。”案即今之伊塞克湖。）……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素叶水城即碎叶城为无疑。素叶水即碎叶水，《大清一统志》译作“吹河”，今译作“楚河”。城在碎叶水南岸，说者谓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哈萨克境内。隋唐时代为西突厥建牙之所，玄奘以贞观三年（629）见西突厥叶护可汗于此处（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可见中亚碎叶实为当时之一重镇。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所述李白家世大抵相同。《草堂集》是李白诗文集的初名。李白以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冬卧病于当涂，垂危，以诗文稿授其东道主县令李阳冰，请他作序。序中有云：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705），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李阳冰的说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但在这里碎叶却改为了“条支”。这是什么原故呢？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唐代有“条支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唐书·地理志三》）这个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皆属安西都护统摄”，旧不详其地望所在。古有“条支国”见前后《汉书·西域传》，产狮子、鸵鸟等。彼乃大食之异译（波斯文Tajik），今之阿拉伯。其地远隔，不能比傅。今考李白乐府《战城南》中说到“条支”，约略表明了唐代条支的地望。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葱河为喀什噶尔河，发源于葱岭东麓。天山也发脉于葱岭，东北走而随地异名。诗中的“条支”，与葱河、天山等连文，表示其地望相接，必指唐代条支都督府的条支，而非远在阿拉伯的大食国。此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是则所谓“条支海”或条支都督府所辖之“海”，如非伊塞克湖（热海），当即巴尔喀什湖。因而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家世的渊源，李白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也有所叙述。
《赠张相镐二首》之二：“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这所说的就是自己的远祖李广。李广为汉武帝时的名将，虽有边功，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但终身未得封侯。
《上安州裴长史书》：“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这所说的便是自己的世系出于凉武昭王李暠。李暠是李广十六世孙，《晋书》中有传。公元五世纪初，东晋安帝元兴年间（402—404），李暠在敦煌、酒泉一带为众所推戴，坐定千里，进号凉公。其子李歆继立，攻沮渠，败死。弟李恂继立，沮渠破敦煌，恂自杀，国亡。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遭沮渠蒙逊难”，所指的便是这回事。唯因《书》中有“金陵”字样，胡应麟曾斥为伪作（见《少室山房续笔丛》），注家王琦则以为“必有缺文讹字”。案王说较平实，然王谓“金陵，或金城之误”则未必然。盖《书》中所说“金陵”是指李暠在西凉所设的建康郡，地在酒泉与张掖之间。其所以命名“建康”，有意表示对于东晋首都的眷念。东晋都建康，别号金陵，故李白对于西凉之建康亦称之为“金陵”而已。问题倒是在“咸秦”二字。咸秦地望，注家不详所在。如为建都咸阳之旧秦，则与碎叶、条支等相抵触，且由边垂迁入内地而为“官”，亦不得言“奔流”。故“咸秦”必系讹字，盖因原字蠢蚀破坏而后人以意补成之。余意“咸秦”当即“碎葉”之讹，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葉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要这样，范传正碑文所转录的“伯禽手疏”，才有了它的根据。
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但关于他的先人之所以移居到碎叶的经过，在三十五年前，陈寅恪发表过《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清华学报》十卷一期，1935年），认为是完全出于“依托”，也就是说李白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是否这样，值得加以检核。
陈氏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看到在“安西大都护府”下有“碎叶城”，而在“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叶城”，他把两者完全合而为一了。他也看到“条支都督府，领州九”，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因此他便十分含混地得出一个结论：
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辨。
这是显然把中亚碎叶误认为了焉耆碎叶。焉耆碎叶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不仅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平焉耆时还没有，即高宗显庆二年（657）平贺鲁时也还没有。陈氏对于条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论。前提非常含混，而结论却十分武断。陈氏认为“不待详辨”，其实是很值得加以“详辨”的。请把上述李白的自述和口授的三种文字排比在下边吧。
（1）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咸秦”即碎叶之讹。）
（2）中叶非罪，谪居条支。
（3）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
细阅前二种文字，并无因罪窜谪之意，所说的都是被某种社会环境所迫，自行流亡，出奔异地。第三种晚出，加上了一个“被”字，显然是出于误会。其实，古时凡由汉民族居地移住外域，便说为窜谪或降居。如《国语·周语》“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便是绝好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所谓“降居”也就是谪居。中央亚细亚在隋末即使尚未内附（其实在汉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汉室相通了），商旅往来有“丝绸之路”畅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叶，有何不可能？而且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是岭南或者贵州、四川，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但疏忽和武断的惊人处尚不仅这一点。陈寅恪认为当时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因而把西域和中国对立，他不相信李白先人西迁，“隐易姓名”，入蜀后改还原姓的说法，肯定“太白入中国后方改姓李”；于是进一步作出极其奇异的判断，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毫无确凿的证据，而却断定得非常坚决。这惊人的程度，可算又进了一大步。当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有不少的西域胡商或传教者来内地活动，内地也有不少商人流入西域。陈氏为了证成其说，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为“西域胡人”，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他自己曾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这些难道都是在虚夸或扯谎？事实上李白对于中国的历史和儒、释、道三家的典籍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涉历。他的诗歌富于创造性，但和周代的**、汉魏的乐府也有极其亲近的血统上的渊源。
单就李白所遗留下来的几篇古赋来说吧。例如，在开元八年二十岁时所作的《大猎赋》，有些辞句在气魄上很足以令人佩服。试举数句如下：
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
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
河汉为之却流，川岳为之生风；
羽旄扬兮九天绛，猎火燃兮千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