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重评朱苏进兼与朱向前商榷（第1页）

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重评朱苏进兼与朱向前商榷

——重评朱苏进兼与朱向前商榷

一

为什么要重读朱苏进的作品，并表达出我们对他的创作道路的看法呢？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成为二十年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无法绕过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果要重读近二十年的文学史，至少有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和重要的作家的创作道路需要特别关注的优先级要高于朱苏进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检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主要文学思潮在社会、文化深刻转型时期的得失；以王蒙为代表的中、老年作家在“穷”“达”角色互换后，“修齐治平”文化品格如何在他们不同时期作品中得以显现；张承志的“圣徒情结”与他“以笔为旗”口号对中国文学的意义；贾平凹由商州走进《废都》《白夜》的心路历程；张炜由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的内、外驱力；莫言由《透明的红萝卜》到《**肥臀》漫长嬗变过程中的承受与坚守的启示性意义；王安忆作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文学”思潮的参与者和弄潮儿，所呈现的作家创作心理活化石的价值等。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朱苏进首先进行重读。因为，多年以来，朱苏进以他相当整齐的一组描绘现实军营生活的中、长篇小说，营造出了一片面对军旅文学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学王国时根本无法绕开的风景。他的所有成败得失，已经成为军旅文学一段历史的铁一般的见证。同时，还因为军旅文学在近些年不可遏止地走向了更加困顿，朱苏进的创作的负面影响应对此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读朱苏进，无疑是军旅文学重振和突围必须的准备。

为什么要与朱向前商榷呢？

我们以为，朱苏进所获得的军旅文学创作第一人的声望，与朱向前为代表的一批军旅文学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鼓吹是分不开的。朱向前作为军旅文学的追踪研究者，十年来仅对朱苏进一人的发言，总字数已超过五万，《半部杰作的咏叹》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两篇长文毫无疑问是对朱苏进创作的最详尽全面的阐释和登峰造极的宣扬。朱向前认为，自80年代初至今，反映当代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小说创作，朱苏进一直充当金鸡独唱的角色，“在当今中国小说界，能将中国当代军队和军人写得如此地道者，舍朱苏进其谁？！”近期，又是朱向前的不遗余力的宣传，使得朱苏进的长篇新作《醉太平》为人瞩目。毋庸讳言，“二朱”合力才为军旅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争取到了较为醒目的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军旅文学这一小小独立王国相对权威的话语表述。重读朱苏进，已经无法回避朱向前对他的研读成果。我们发言的指向，也就无法单独地指向朱苏进的创作。

同时，我们又认为，作为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现象的发现者，作为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作为当代军旅文学重要主题的鼓吹者，朱向前对朱苏进的所有发言，都在消解着朱向前的批评体系的建构。作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原本不该长久地作这种“友情出演”的，可朱向前却一直乐此不疲地这么做着，而且至今毫无悔意。这种悖论式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们想与朱向前商榷的重要原因。

二

必须强调指出：朱苏进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谨，有自己始终关注的描述对象并取得相当高的成就，成为军旅文学二十年来承上启下关键人物的作家。和全国的同龄作家相比，朱苏进的小说产量并不算高，计有长篇小说《惩罚》（1978）、《在一个夏令营里》（1980）、《炮群》（1991）、《醉太平》（1994）四部；中篇小说《射天狼》（1982）、《引而不发》（1983）、《凝眸》（1984）、《战后就结婚》（1986）、《第三只眼》（1986）、《轻轻地说》（1986）、《欲飞》（1987）、《两颗露珠》（1988）、《绝望中诞生》（1989）、《金色叶片》（1990）、《咱俩谁是谁》（1991）、《四千年前的闪击》（1992）、《祭奠星座》（1992）、《接近无限透明》（1993）、《孤独的炮手》（1993）等十五部，总字数不超过两百万。列出朱苏进的全部小说篇目，是想一目了然地说明，除《惩罚》《在一个夏令营里》《战后就结婚》《两颗露珠》《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少数篇什自生自灭外，《射天狼》《凝眸》两度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金色叶片》《醉太平》两次获得上海文艺奖，其余篇什自发表后都曾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反响。

自1982年的《射天狼》到1994年的《醉太平》，十三年间，不断有作品引起读者和批评家不断关注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了朱苏进实力派作家的面目。在时间的作用尚不明显的文学史意义上，朱苏进的可圈点性是不能抹杀的。

问题在于，在世纪末的今天，仅仅弄清楚一个作家在同时代人撰写的文学史上的所谓地位已经远远不够。在文化转型期风起云涌的文学拿来主义大潮退去之后，在文化转型期对待文学传统的态度几度扬抑转换之后，需要面对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各类实力派作家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遇里，并将走向何处这样一类重要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重读、重评朱苏进的思维的起点。

重温一下批评家缪俊杰在朱苏进的《射天狼》发表伊始写下的一段话很有必要。缪俊杰写道：“袁翰有着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的命运和际遇。他在探家时面对着病妻弱女所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窘态；一贫如洗，在收到妻子的电报到邮局汇款，把仅有的拾叁元汇去，后来又把‘拾叁’改成‘拾’的翻来覆去的思索，以及探家回来饥肠辘辘的狼狈相，这些细节都写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特点。然而，袁翰又毕竟不同于平庸的普通人。他宁可回来受处分也不愿编造一些续假的理由；他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向组织伸手；他在因超假受了处分之后，那样胸怀坦**地把自己的错误告诉自己新调去的单位的战士们；他受了处分并不背包袱，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高度负责精神去抓工作，全力以赴地去改变落后连队的面貌……从这些方面来看，袁翰又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英雄。”《射天狼》就是这样一部现在看来太过于平常和普通的作品。缪俊杰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批评家在1982年的中国举荐《射天狼》，一点也不可笑。同一年获奖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的账单还曾经赚过千百万中国人的眼泪。1982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两部具有文学经典品格的作品，一部是《黑骏马》，一部是《人生》，剩下的获奖作品，只负责描绘那一时间社会心态的某种真实。然而，又不能否认，《射天狼》的获奖使朱苏进一举成名，同时也成为后来的批评家评价朱苏进创作的一个不低的起点（本文不准备涉及批评家面对评奖时的从众和媚俗心理）。

即便是一部《射天狼》，也是朱苏进在原创作道路上艰难突围后的产物。年轻的朱苏进在“**”的后期就开始了创作活动，“**”结束的第二年，二十四岁的他就做了专业作家，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惩罚》。指出这一点，目的不在于显示朱苏进的早慧和创龄的悠长，而在于强调“假大空”“高大全”式创作道路和方法为朱苏进的创作生命打上的永远无法抹去的底色。换句话说，朱苏进是吃过“**”文学的“奶”的，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进新时期的年轻的文学“老人”。《惩罚》和《在一个夏令营里》，散发出的是一鼻子就可嗅出的“**”十年文学的遗韵，因此常被成名后的朱苏进回避，同时也被朱向前等论家忽略不计了。

我们却特别地看重朱苏进吃过的几口“狼奶”，因为这一经历，便把他与同龄人当中后来取得了很大成绩的“**”结束后才动笔写作的作家区别开来了。说“**”文学是“狼奶”，还略有些不恭，因为它无疑也是一种创作套路，也可以养育出一批又一批作家。浩然先生便是这样认为的，他在《金光大道》再版时，曾写过一篇不失精彩，也不易骂倒的申辩。从《射天狼》开始，朱苏进竭尽全力在向过去告别。

十分遗憾的是，当我们重读一遍朱苏进的大部作品后，朱苏进的这一段创作经历竟变得越发醒目起来。自《引而不发》开始，他逐步踏上了看上去十分冷僻的孤独玄想的创作道路，留下了一系列单篇来看都显得极端个人化的文本。如果把他自《引而不发》到《醉太平》看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那几口“狼奶”的影响力。“三突出”的原则在朱苏进那里被巧妙地改造成了“一突出”，即突出自己极端个人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观念；“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原则，被改造为只负责阐释作家自我心理图式，用朱向前的话说就是塑造一批批背后站着朱苏进的大大小小的苏子昂。

朱向前认为：“朱苏进具有十分卓越的俯瞰和抽象生活的能力，通过当代军人特殊的现实生活去审察人的一般的生存困境几乎成了他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模式和思路。”“俯瞰”“抽象”“特殊”“模式”“思路”都曾是“三突出”创作方法中加以特别强调的手段。我们不大明白，朱向前为什么能从这些特征中得出“他的小说艺术也因而最富思想含量”“他也许是军旅小说家中最具有思想性的一个”这种结论。一个在十几部中、长篇小说中重复讲述现实军人存在于引而不发状态之中，这一抽象描述的作家，如果能称为思想家，那么只会重复阿毛被狼吃了这一故事的祥林嫂就是讲人类生存史诗的荷马了。

三

“三突出”或“一突出”类的创作方法，并非中国“**”时期的发明，也非中国独有的遗产，它是在世界范围内从未绝迹且不时显出其强大生命力的思维程式。只是因为近些年中国文学为了彻底摆脱“**”中风行的这种模式，它才变得臭名昭著。从历史诗学的立场出发，就可以平静地面对这种创作方法了。西方一直存在的哲理小说，用的便是这种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对话式小说，中世纪的阐释神学小说，启蒙运动中卢梭的教育小说、狄德罗的哲理小说、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本世纪萨特、加缪的哲理小说，大抵都采取这种操作方式。这是一种哲人或智商很高的人客串小说家角色时，最为便当的一种选择。这种操作，向来为自视正宗的小说家所不齿，但它并没有因为这种诅咒而绝迹。法国新小说派主将克劳德·西蒙多次诋毁萨特，说萨特是伪小说家，却无法阻止世界对萨特文学世界的接纳。西方中世纪后期风行几百年的骑士小说，以及后来演化出来的流浪汉小说，在创作上，都遵循一定的思维模式。中国的这种创作模式，历史也很悠久，才子佳人小说、戏曲，近人张恨水的小说、今人琼瑶的小说，都属于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这么说的意思，并非要为什么“三突出”创作方法做翻案文章，只是为了证明，“**”期间文学图示政治的思维模式与文学图示哲学观念、图示程式化的爱情故事、图示一个时代的主要风尚的思维模式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因为政治有可以伤人的反作用力，多少限制了一些作者图示时的自由罢了。80年代初风行的改革文学与当今走红的《大厂》、《年前年后》，其内在精神何其相似！这也证明了这种思维模式的不死。

这种创作方法，首先以其特有的人物谱系显示其特别。著名的《堂吉诃德》作为对中世纪骑士文学颠覆式的戏仿，在外在形式上仍保留着骑士文学的主要特征。只用把堂吉诃德的形象作一反向理解，便可以认识到成千上万的骑士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曹雪芹对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讲评过四个字：千人一面。“**”期间以“三突出”创作方法创作的《金光大道》和八个样板戏，都有它固定的人物谱系。人物在这些作品里按政治影响下的社会关系被先定为“左中右”三群。这种作品不负责揭示人的亲情、血缘、个体间的利害关系。高大泉妻子的内心世界不在作家的视野里，便是存在也要按铁定的左中右游戏规则为她划出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地域。在样板戏里更好理解这种创作方法中人物的关系，不关“左中右”人群主要冲突的人，都可以简化掉，譬如江水英和方海珍的丈夫的职业、死活，她们有没有子女，都不需要交代。

现在，我们可以走进朱苏进的人物谱系了。如前所述，朱苏进的小说，目的在于图示作家本人的军人理想图式和作家对军人生存境况的哲思。这样，为了突出这一点，一切别的东西都可以被简化掉。《射天狼》作为小说时，人物的图示性尚不太鲜明，改编成电影，这一特点就突出了，袁翰的形象负责解释“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个片名所包容的意义。《引而不发》中的西丹石、查含宇，《凝眸》中的古沉星，《第三只眼》中的南琥珀、司马戍，这些军队中班长以下的小人物，都被朱苏进赋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思维出发点，生存空间被朱苏进限定于狭小而独特的一隅，生存状态也被朱苏进点破——引而不发，朱苏进让他们每天做的事就是用“第三只眼”对外部世界进行“凝眸”。如果作家的智商不高，是不敢这么控制自己的人物的。博尔赫斯终身对控制小说这种游戏乐此不疲，但没见他对人物加以严格控制，他还有个开放性的思想，即要把曲径分岔的花园交给多种未来。朱苏进更加自信，自信到了对笔下主要人物的每一步都要牢牢把握到。古沉星“凝眸”的时候，朱苏进无私地交给了他自己当瞄准手的体验所得；南虎珀、司马戍面对对面岛上的漂浮物时，朱苏进动用了自己侦察班长体验。最终的目的，只在于让这些形象图示朱苏进当将军而不得的种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