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别了农场（第1页）

卷五别了，农场!

“众神与世人啊，我们皆受欺瞒!”[1]

艰难时日

我的农场地势较高，本来不太适合种咖啡。寒冷的月份里，有些低洼的田块甚至会结霜，第二天清早你就会发现咖啡树上的嫩芽和新挂的浆果冻成了灰黑色的一团，很快就会烂掉。平原上又会吹来狂风，即使年景不错，我们农场的亩产量也比不上地势较低的锡卡、基安布等地，那里的海拔只有四千英尺。

而且恩贡地区干燥少雨。我们遭遇过三次旱灾，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滴雨，农场的境况很不好。有一年下了五十英尺的大雨，我们收了八十吨咖啡，另一年下了五十五英尺，我们收了将近九十吨；但我们还遇到过两次坏年景，有一年只下了二十五英尺，另一年只有二十英尺，这两年的咖啡产量只有十五六吨，那段日子农场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咖啡的价格也连连下跌：起初一吨咖啡能卖一百英镑，现在只能卖六七十镑。农场的日子渐渐艰难起来，我们无力偿还债务，甚至没有钱维持咖啡园的日常运营。我家乡那些在农场入了股的亲人和朋友纷纷从丹麦来信叮嘱我说，眼下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把农场卖掉。

为了拯救农场，我想过无数办法。有一年我试着在闲田上种亚麻，这个工作本身很有趣，但对技术和经验的要求都不低。那时农场里有一位比利时难民给我当参谋，问我打算种多少，我说三百英亩，他立刻惊叫着反对：“夫人!这是不可能的!”他表示种五亩十亩还管得过来，再多就不成了。但十亩亚麻根本解不了农场的燃眉之急，所以我最后决定种它一百五十亩。亚麻开花的时候，田里一片清澈的蔚蓝，宛如人间仙境。亚麻纤维又细又韧，泛着微光，摸起来有种滑腻腻的感觉，世上再没有什么产品比亚麻制品更让人心生欢喜了。看着亚麻一包包运走，你的心也随之远去，仿佛已经看到它们被做成了床单和睡袍。但由于缺乏持续的监督和指导，我们没办法让吉库尤人在短期内精准地掌握采收、沤麻和打麻的诀窍，到头来这番尝试以失败告终。

那些年，肯尼亚的农场主都在想尽办法摆脱困境，但成功的人寥寥无几。住在恩乔罗的英格丽德·兰斯特朗运气很好，最终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日子：她在这片土地上辛苦耕耘了十二年，种过菜，养过猪和火鸡，还种过蓖麻和大豆，但这些努力全部失败了，她还为此掉过不少眼泪。不过到我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她种的除虫菊作为一种杀虫剂原料在伦敦卖了个好价钱，终于为她的家人和她自己保住了农场。但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所有的尝试全都失败了。当旱情与阿西平原的狂风同时来袭，农场里的咖啡树全都枯黄凋萎；有一些田块还饱受蓟马和蝽象之害。

为了提高亩产量，我们还试过往田里施粪肥。我从小受到欧洲农业观念的熏陶，始终觉得不施肥就种出庄稼的想法简直荒唐。佃农们听说这个计划后纷纷主动帮忙，从自家的牛栏羊圈里收集了不少陈年积粪。那些粪料早就成了极细的泥粉，很好处理。我们又在内罗毕买了几具只用一头牛就能拉的小号犁，在两排咖啡树丛之间犁一条沟。因为树丛间距很窄，手推车进不去，农场的妇女就把一袋袋肥料背进去，撒到犁沟里，一棵树刚好施一袋肥。然后我们再让牛拉着犁走一遍，用土把粪肥盖上。看到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我心里很快活，一心指望粪肥发挥奇效。但后来谁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效果。

真正的难处还是没有资金。接管农场之前我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而农场每年的收入只够糊口，所以我们负担不起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捉襟见肘的窘状已成常态。

我也想过，假如资金充足，我就不种咖啡了，把所有树苗都砍掉，在农场里种一片森林。非洲的树长得特别快，你从育苗所里取回十二株一箱的树苗，在雨里种下，不出十年你就可以在桉树和金合欢树林里惬意地漫步了，到时候不管是木料还是木柴，在内罗毕都不愁卖不出个好价钱。而且种树是高尚的事业，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会让你心满意足。农场本来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可惜在我接手农场之前就卖给了印度商人，被砍伐一空。农场处境艰难的时候，我也砍过加工厂周围的树林给蒸汽机做燃料，后来我总会想起那片高大伟岸、绿荫摇动的树林，此事是我平生最大的遗憾。但凡农场的收入有点盈余，我就会买几株桉树苗种上，但种不了太多。照这个速度，种满几百英亩得用五十年，到那时农场才能变成一片鸣禽百啭的森林，妥善管理一段时间就可以在河边建起锯木厂了。不过，农场佃农的时间观念与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乐呵呵地盼着我栽出这片森林，好让大家都有用不完的柴火，就像以前那些好日子一样。

我也计划过饲养奶牛和经营奶牛场，但我的农场位于东海岸热病[2]泛滥的疫区，如果要饲养优质奶牛，必须给它们浸浴消毒，这就让我们难以与北部非疫区的农场竞争。不过我们的优势在于离内罗毕很近，当天清早开车送牛奶都来得及。我们养过一群品种极佳的奶牛，还在草原上修了一座精致的浸浴消毒池。可是我们后来不得不把奶牛全部卖掉，消毒池里长满杂草，像一座废弃的空中楼阁倒扣在地底下。此后，每天晚上到了给奶牛挤奶的时候，我都会步行到莫戈家或卡尼努家的牛栏附近去看奶牛，闻着奶牛的甜香味儿，我心里又生出开牧场的渴望，烧得我胸口发疼。我在野外骑马的时候，也会幻想眼前的草地上散布着浑身斑点的奶牛，像一簇簇盛开的花朵。

时光逐年流逝，这些计划日渐渺茫，几不可辨。我现在只求能卖掉咖啡，把农场维持下去，其余的全都不在乎了。

我一个人要担负起整个农场的命运，这是很沉重的责任。农场的土著仆人和白人雇工都指望我承担他们的惊惶和忧虑，有时我甚至觉得田里的牛群和咖啡树也在这么做。那段时间，似乎农场一切活物与死物达成了一致，把迟来的雨季和漫漫寒夜归咎于我一个人。就连我在夜里坐下来读一会儿书都是不对的。失去农场的惶恐搅得我坐立难安，只好出门散心。法拉明白我心里的苦楚，但他不赞成我夜里散步。他向我说起日落后在房子附近出没的花豹，还经常站在阳台上等我回家，黑暗里只见一袭白袍随风飘动。可是我心头凄凉，根本顾不上害怕豹子。我也知道在夜里沿着农场的小路乱走毫无用处，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像游魂一样出门游**，没有理由，也没有方向。

离开非洲的两年前我回欧洲探亲，返回时正值咖啡采收季，在抵达蒙巴萨之前都得不到农场收成的消息。我在船上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身心舒畅的时候，我估计农场能收七十五吨咖啡；一旦身体欠安或者心情低落，我就觉得收个六十吨也就到头了。

法拉到蒙巴萨来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收成如何，先跟他东拉西扯谈了好多农场的闲事。夜里睡觉前，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今年到底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一般都很乐于宣布灾难，但此刻的法拉殊无兴奋之色，他倚着门站着，表情严峻至极，半闭着眼，仰起头，似乎在咽下满腹辛酸。他说：“四十吨，姆萨布。”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撑不下去了。周围的世界突然丧失了一切色彩、一切生机，蒙巴萨酒店变得如此黯淡而令人窒息。水泥地面、老旧的铁床架、破烂不堪的蚊帐霎时变成了这个凄凉世界的象征，找不到一丝活人的气息和痕迹。我没有再和法拉说什么话，他也不再开口，静静走了出去，世上最后一个友善的身影也离我而去。

不过，心灵的自愈能力的确强大。辗转到午夜，我突然想起了老努森，如果他还在，肯定会觉得四十吨咖啡毕竟也算有点收成，只是千万不能悲观——悲观才是最致命的恶习!不管怎样，我马上就要到家了，我会再一次拐过那条车道。仆人会在家里等我，朋友会前来拜访。再过十个小时，我就能坐上疾驰的火车，眺望西南方天穹下恩贡山脉那抹青色的剪影。

那一年祸不单行，我们又遭了蝗灾。据说蝗虫是从阿比西尼亚[3]飞来的，那里连续两年大旱，蝗虫一路向南迁徙，把沿途植被啃食一空。我们见到蝗虫之前，受灾地区就已传来各种奇特的传言：蝗虫所经之处满目疮痍，北部地区的玉米地、麦田和果园几乎成了一片焦土。移民农场主纷纷派人向南方的农场通报蝗虫来袭的消息，但即使接到了警告，你能做的也很有限。每个农场都堆起了高高的木柴和玉米秆，随时准备点火熏虫，而且给所有的劳工都派发了空桶空罐，让他们守在田里，一看到蝗虫就使劲敲打喊叫，吓唬它们不让它们落地。但这些措施只能抵挡一时，因为不管怎么恐吓，蝗虫不可能永远不落地。每个农场主都希望能把蝗虫赶到南边的下一个农场，但它们在惊吓中飞过的农场越多，落地时就越饥不择食。我农场的南侧是马塞居留地的大草原，我希望能直接把蝗虫赶到界河对面。

邻近的三四个农场都派了信使警告我蝗虫即将来袭，但一直也没什么动静，我怀疑这次蝗灾是一场虚惊。一天下午，我骑马经过农场的杂货店，这家店是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莱开的，商品挺齐全，农场的雇工和佃农常来光顾。商店设在公路旁边，店外停着一辆骡车，车里的印度人见我经过，从车里站起来挥手唤我，因为他的骡车没法开到草原上来。

“夫人，蝗虫要来了，快回到您的农场去吧。”他待我骑近，说道。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没看见蝗虫，或许情况没有人们传得那么糟。”我答道。

“请您回头看看吧，夫人。”印度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