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第1页）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一

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四书》、《五经》每天必读，虽然并不怎么懂，但毫无疑问，从小以来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础。

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

在《庄子》之后，我读过《道德经》、《墨子》、《管子》、《韩非子》。对于《墨子》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认为他是任侠之源。《墨经》中的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具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隐隐引以为夸耀，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

十七八岁时做过一些诸子的抄录，把警粹的文句摘取下来，目的自然是在供给做文章时可以运用的辞藻（五年前我曾经回过我峨嵋山下的老家，发现了这样的抄本，现今我还把它保存着在）。

这些虽然说不上是研究，但也总可以说是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时期了。

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国，到日本去留学之后，便差不多完全和旧式教育甚至线装书都脱离了。

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学生时代完结（1923），中国大革命的浪头逐渐高涨，解放祖国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使命，一九二六年我便参加了北伐。不幸仅仅一年多，我又不能不向日本去度亡命生活了。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虚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

在一九三四年与一九三五年之内，我写了些关于屈原的研究和一篇《老聃·关尹·环渊》，还有是用日本文写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和《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日本文原名为《天之思想》）。这后两篇由我自己译成了中文，曾经有单行本问世，现在我已经把它们收在《青铜时代》里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我写过一篇《驳“说儒”》，是反驳胡适的《说儒》而作，原名为《质问胡适》，曾在钱亦石兄所主编的《中华公论》上发表过。发表当时，适值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战役的爆发，时代的大波澜把它湮没了，未曾获得世人的注意。往年我曾经把它收进《蒲剑集》，新近我也把它收进《青铜时代》里面去了。

卢沟桥事变使我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接着便忙于抗战的宣传，把学术研究工作便又完全中断了。

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来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

我写了六种历史剧，写作的经过，我在每一个剧本的后记里面都有详细的叙录，不必在这儿重提。我在这儿很想把两个学术论集——《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的各篇的写作过程叙述一下。上面所提过的在日本写出的几篇，因为当时的日记已被丢在日本，写作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可以不用再缕述了。

回国以来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宣传工作，后来又被改任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五年来的“文化工作”最近告了结束，我这两个集子也不先不后适在这时完成，倒也是值得纪念的事。但我也须得多谢文工会的一些朋友们，是他们没有让我过问会内的杂务，使我得集中精力读书。又因为每星期的纪念周须得有工作可以报告，我便把朋友们作为对象，火迫地赶写了一些文字出来以供报告的资料。看是凑巧，今天我的工作刚好告了一个段落，而文工会也被迫解散了。多年朝夕共处的朋友们要向四方分散，这一事，实在不免使我增加回忆。

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风气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兴趣，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地有鸿篇巨制出现。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对于我不用说又是一番鼓励。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而我们的见解或所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我不否认我也是受了刺激。我的近两三年来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

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

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

说陈腐了的一句老话：人生如登山。今天这句话对于我却有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而比较轻快的是我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

虽然也有人说我已经老了，但我自幸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再能活多少年辰我不知道，我也无须乎知道。我能再活多少年，我就要再学多少年。我的学习的兴趣并没有减衰，不要让它减衰，无疑也就是我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以下让我根据我的日记，追述我这两三年来的研究经过。

二

起初是一九四三年的七月尾上，于怀兄要我为《群众杂志》写文章，我答应写一篇关于《墨子》的东西。那年有所谓“热气团”通过重庆，我从七月二十六日起便中暑发烧，一直到二十九日正午“热气团”过了，我的烧才退了。三十日挈眷下乡，移住赖家桥。这是每年的惯例，就像候鸟一样，冬天冷的时候住城，夏天热的时候下乡。

赖家桥在成渝公路上，离城四十多公里。桥东不远的公路旁边有一家相当宽敞的农家院子，做了四年半的文工会的在乡地点。就在这院子里面，我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具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也就自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我就住在这儿。

这院子我相当喜欢，特别是门边的一株大白果树最使我留恋。白果树在重庆附近是不容易见到的，而那株树子特别高大，论年龄总当得在百年以上了。夏天，它是我一位无言的伴侣，树如有知，至少我一半的甘苦它应该是知道的。

下乡的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着：“读方授楚《墨学源流》，仍在梁（启超）、胡（适）余波推**中，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杜老以为最平允者，其实际不过如此”。杜老是杜守素兄，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兼三厅以来的老同事，他是墨学研究的专家，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只有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不十分一致。他的生活很艰苦，我们有时戏称他为“墨者杜老”。

墨子，我在前面说过，我在小时也曾经崇拜过他，认他为任侠的祖宗，觉得他是很平民的、很科学的。那时的见解和时贤并没有两样。但约略20年前我的看法便改变了。我认为他纯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前后看法的完全相反，在我是有我的客观根据的，我并没有什么“偏恶”或“偏爱”的念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

继续温习了几天的《墨子》，在八月四日的日记里写着“开始草《墨子的思想》得十页”这么一句。五日依然写着“草《墨子的思想》”。六日写着“将《墨子的思想》交人录副”。

《墨子的思想》是我这次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就这样费了两天工夫把它写成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对于吴起的同情。吴起本是儒家，由魏人楚，辅助悼王变法，不幸遭了贵族们的反对。在悼王死时，他便被一些反动的贵族们射杀了。在这贵族中有一位阳城君，而他的老师却是墨家巨子孟胜。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因此在八月十二日的日记里面记着这样的话：

“对吴起发生兴趣，将《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抄出。读《吴子》，乃伪托。《艺文志·兵权谋类》本有‘《吴起》四十八篇’，但今传本仅《图国》、《料敌》、《治兵》、《诠将》、《应变》、《励士》六篇，大率托为吴起与魏文、武二侯之问答，毫无精义。《治兵篇》中竟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语，妄甚。殊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