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的批判（第1页）

前期法家的批判

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晋国的叔向诒书反对，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而责难子产“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但也回答了一封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表明着《刑书》之铸是有迫切的必要。

叔向的书无疑是经过后人润色过的东西，但在大旨上很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叔向站在保守的立场，想维持旧日的礼制而反对新政，认为刑辟之设是“争端”的开始，其实这正是倒因为果。事实上是旧的礼制已经失掉了统治作用，世间上有了新的“争端”，故不得不用新的法令来加以防范。子产说他是为“救世”，正是现实的政治家所表露出的真心话。

这新的“争端”是什么呢？便是春秋中叶以还，财产的私有逐渐发展，私有权的侵犯也逐渐发展，为保障私有权的神圣，便不得不有适合于新时代的法令之产生。子产的《刑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它的内容是承认私有财产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毫无疑问的。有名的《舆人诵》，便是绝好的证明。“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表明在初期对于私有财产加以新的编制的时候，大家感觉着不自由。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新编制的意义正是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大家也明白了，于是乎诵声一变。“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私有财产得到保障，而且更加发展了。这位被人讥为“虿尾”的政治家子产，确实是一位新时代的前驱者。叔向尽管反对他的政策，然而时势所趋，更有趣的是仅仅相隔二十三年，而叔向自己的祖国，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

在晋国铸刑鼎的时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仲尼也曾表示反对的意见，“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主张晋国当守唐叔之法度，使“贵贱不愆”，和叔向反对子产时的意见相差有限。这固然也表示时代的新旧之争，但不一定就真是仲尼的话。叔向书和仲尼语都带有预言性质，一言郑之将败，一言晋之必亡，这分明是在晋、郑败亡后，撰述这些故事者的润色。古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上一下，待遇云泥，这自然就是贵贱有序。但时代不同了，虽在庶人，有产即尊，虽在大夫，无产即卑。礼必须下下来，刑也必须上上去。这是一种新的秩序，但在过渡时期，和旧秩序比照起来，自然也就是“贵贱无序”了。

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新法制的法家思想出现。故尔法家倾向之滥觞于春秋末年，这件事的本身也就足以证明春秋中叶以后，在中国社会史上实有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各国都在变法，各国都应该有法家式的前驱者，特书缺有间，我们不能够知其详尽了。在这儿我想就几位代表人物，略略加以叙述。

一　李悝

李悝在严密意义上是法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可惜这三十二篇书已经亡佚，只有关于刑律和农政两项还在别的文献里面保存了一些梗概。

《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据此可知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而李悝《法经》是治“盗贼”为首要，这便是说，新起的法家精神是以保卫私有财产权为本位的。

李悝《法经》及其刑律虽然失传，但他的遣意遣法，毫无疑问，是被包含在秦、汉以来的律法里面了。《唐律疏议》于此有所补充，足证李悝之法至唐犹存，特略有增损而已。

（原注）“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

一《盗法》、今《贼盗律》是也，二《贼法》、今《诈伪律》是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商鞅传授，改法为律。

（原注）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原注）《户》者、《户婚律》，《兴》者、《擅兴律》，《厩》者、《厩库律》。

魏因当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

但李悝的建树并不专在于刑律，他还有更积极一方面的经济政策。《史记·孟荀列传》，谓“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可惜他这项教令也遗忘了，仅仅在《汉书·食货志》里面还保留了一点梗概。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原作升，依臣瓒校改）；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百五十石之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百五十石之三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百五十石之二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余四百石中籴三百石）。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史上应该是极重要的一段文字，在这儿把战国初年的农民生活、田制物价等，都叙述得非常明白。土地依然是国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也显然还保存着井田制的痕迹，而“山泽邑居三分去一”，已经不再是旧时的规整的井田了。“一夫百亩”虽还是古代的孑遗，除经常的“十一之税”而外，还有临时的“赋敛”，生活是独立的，当时的农夫明显地脱离着奴隶的阶段了。这情形依然在过渡时代当中。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平籴”。他把收成好的年辰分为上中下三等，把收成不好的年辰也分为上中下三等。收成好，政府便将米谷购上，收成不好便将所购上的米谷平价发卖。中国以后的均输、常平仓等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导源于这儿的。这是最有实质的惠民政策，无怪乎“行之魏国”而“国以富强”了。

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不为之立传，他的思想渊源和生活出处，我们不能知其详了。《韩非·内储说上》载有他的一段故事，说他曾“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决讼狱，于是乎上地的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战败了秦人。又《外储说左上》另有一段故事，说他小用方术，以鼓励他的左右，但反为秦人所败。这些故事都表示他是位善良而相当机敏的人。《吕氏春秋·恃君览》里面又有这么一段故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

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榖悦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榖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

武侯曰：‘善。’

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一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骄恣》）

这却表示着李悝具有儒家的气息。同一故事在《荀子·尧问篇》与《新序·杂事一》均作为吴起，假使三占从二，可能是吕氏的门下记错了人。不过从这儿也可以得到一些痕迹，便是吕门离李悝不远，即使是记错了，必须李悝是具有这种色彩的人，然后才能够联想得到。魏文侯时本是人才集中时代，师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乐羊、西门豹、吴起，大抵都是儒者。同时还有一位李克，曾参预文侯置相的咨询，《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说者多以为即是李悝的异名，我看是很正确的。因为悝克本一声之转，二人时代相同，地位相同，思想相同，而李悝尽地力之教，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则说“李克务尽地力”。儒家中既有李克，法家中又有李悝者，也就如儒家中既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又有“《公孙尼》一篇”。《古今人表》中把李悝与李克分为二人，那应该是班固的错误了。

二　吴起

吴起在一般只认为是兵家，但其实他也应该是法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先秦文献中，言兵时固然早已以孙、吴对举，而言法时则是以商鞅、吴起对举的。吴起并不是单纯的一位兵家，即就兵法来说，应该只是法的一个分枝。

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