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前后（第1页）

反正前后

发端

一年以来从未接到过未知的朋友来信了，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天上的太阳失掉了它照耀我的自由。不过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近来直译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童年》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为怎样，我总觉得这种现身说法的文字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写的时候当然更会贴切一些；第二，读者读的时候，他可以单刀直入的便认定了一个社会，而知道这不是“小说”。有的人过于偏僻，好像以为文笔一叙到自己身边上来，便不是我们阵营里的文字，其实这是错误。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观点来作一切的批判！关于这一层我觉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这部新作，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记述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在你的童年时代其实并未完成。这个转换在反正前后才得到它的划时期的表现，在欧战前后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进展，余波一直到现在。然而，它的转换终久没有完成，而且注定地是永远不能完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肯允许。这是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的大好地盘是不能让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起来占领的。所以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便只能做帝国主义者的买办，而中国便永远肩荷着一个半殖民地的命运。这个命运果真是永远的吗？不！解决这个永远的诅咒的威力无须乎细说。中国总是在飞跃，总是不能不飞跃。自五卅以来，年年的事变，不已经铁石一样地证明了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你想继续写下去的反正前后或欧战前后，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无非也就是想叙述这些铁石的事实。同志，你假如是这样，我希望你迅速地写下去罢！听说你的《反正前后》将由某书局出版，我想这一定是《童年》的续篇，我正伸长着颈子在等。我还希望你把《反正前后》以后的东西越快越好地发表出来。

这样一封很简单的信，这里面包含有多么鼓舞的力量呀！我的这部自叙传的工作自从去年四五月间把幼年时代写完之后便把它丢下了，丢了已经一年。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换句话说，便是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假使白费地写作一些无意识的文字，这写作本身就是一项罪恶。这是使我踌躇的一个重大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未知同志的这封来信！

“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在写者自身可能是苦心思索得来的结果，然而在认识明了的人，这个真理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于他的言语之间，没有半点矜持，没有半句“直译式”的文句。我也读了不少直译式的文章，但没有得到过这样一句话的力量。好的，未知的朋友，我感谢你的鼓舞，我就接受你的劝告。和现在又提起我全部的勇气来继续这项工作了。总之，我要尽我的力量写。当然我同时也不能不照顾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浓，也不要成为一杯苋菜水！”

这样是我现在所受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言论所受的条件。我们的一句话要透过一道迷宫，然后才可以发出声来。我们的一个字要加上一层方解石，然后才能反射出光线。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多么可以讴歌的自由时代哟！

我现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无须乎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我就把这部书来做为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说闲话了，下面便转入《反正前后》的正文。

第一篇

一

从前的人说：吴牛喘月，蜀犬吠日。这是说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阳的光威没有遮拦，所以江南的牛见着月光都要喘气。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见太阳的时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见太阳也要少见多怪地狂吠起来。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文人的夸张罢了。

江南诚然少山。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沪宁路或沪杭路上，你从火车窗中望出，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亩，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大海一样，一直展开到远远的地平线而隐没下去。在这时，太阳光是和暖的，明朗的，眼前的大好平原真真是一片锦绣。在这时，你会暂时忘机，觉得中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葱翠着。田畴中工作着的农人、圆草亭中拖着水龙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像是世界的主人。

四川的中央部其实也和这样的光景差不离。

四川是一个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虽然不曾去过，但从地图上看来，从各道的水脉看来，四川是四面都是山，在中央包含着一个坦平的地面。这个平原究竟有多么宽广，在不曾去过四川的人，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我自己生长在峨眉山下，是在四川的南部。从我的家乡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经是比较平坦的，并不是怎么崎岖。嘉定城内外虽然有些丘陵，但离山岳的气味便已经很远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们的背后渐渐低远下去，渐渐浅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县治，便全部消灭在天空里去了。由此以后的两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围四际远望，无论在那一方面，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儿山影！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事实上中国的富源——专以农业来说——除江浙以外，便要数到四川。自从黄色大龙旗改变成五条颜色以来已经十七八年，四川拥抱着一二十个大小军阀，人人都有百几十万大兵，年年都要闹一两次内乱，然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公然还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于四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时候，用阳历来说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能够到成都去，是要多谢嘉定府中学堂的斥退。在嘉定读书的时候，由于学校的腐败、教职员的腐败，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方法可以满足，有时是自暴自弃地朝堕落的路径上走，有时又只好耽读一些古代文学和小说传奇一类的东西。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样迫切哟！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甚么，究竟有甚么好学，在当时不用说毫无明确的意识。

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尸一样，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他是没有一刻宁静过的。然而我的父母却坚决不允许我走。我受着那样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这回，我家里人无论怎样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学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十月。

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镇压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我和张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像那样凑巧的，我相信是不会有的。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学校挂了我们的斥退牌。我们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学堂门，有一乘四轿抬进了中学堂的辕门。前面一个跟班捧着一个很长很大的朱红纸的名片。我们起初以为怕是甚么省视学或者委员来了。但看那四轿后面挂着一对灯笼，用红色的匾体字，一边写着“四川提学使委任”，一边写着“嘉定中学监督严”。

——“这才奇怪啦！嘉定中学会跑出两个监督来！”

然而事情也并不奇怪，委实是一位新任的监督前来上任。这对于学校的办事人们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我们学生子又是一阵霹雳后的一片晴光了。

新监督是洪雅县的老举人。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突头突脑地撤换了旧监督，这些情由我到现在也全不知道。新监督是一位胡须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你看到他那种走马上任的神气，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败。但这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严重打击，就好像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老先生是非常欢迎的。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监督，请他立刻进堂主持，要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八个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几十名的大过。严先生都一一答应了。——不消说他是乐得做人情的，中国旧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严先生已经来了不少的新教职员。但是严老先生说：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为秦监督还没有准备，要到第三天才能办交代。

这几天中的学生，当然就跟新的女蜂王出现，蜂子闹分窝时一样地闹杂了。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以前的教职员都不敢出头，都知道自己要遭替换，已纷纷向旧监督辞职。就在我们被斥退的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学校的后门搬出去。那位旧监督秦先生，因为是责有所在，不能不留在堂里办移交，那真够他煎熬了。他一进一出要受学生们的冷嘲热骂，然而也不能不忍耐着装聋卖哑。

由旧式考棚改成的学校，礼堂就是从前的大堂。大堂前面一条很长很宽的空坝已改做操场，两侧有扶手的栏杆。

第三天上移交办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礼堂后面送出。随后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从礼堂后面走了出来，严老先生在后面送他。

两边的栏杆上都站着学生，看见两位先生走下了礼堂，便一阵的鼓掌声，一阵的万岁声。但这鼓掌声和万岁声决不是对于甚么人表示欢迎和欢送的喝采。可怜那秦先生把他古铜色的面皮青一阵紫一阵的头也不敢抬起来，眼也不敢侧视。我想，古人所谓绞肠的痛苦，怕他这时候正在经验着罢？他的心脏最初一定兴奋过一时，使他觉得全身发烧；但一回头又紧缩得好像要断气，使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当然要痛恨那位严老举人。但在这时，他不一定痛恨他夺了自己的饭碗，倒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过于委迟。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谢的，在他踏完了那长操场的最后一步时，他要感谢那操场幸好没有再长。

不过秦先生的报复，他也早就预备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后，学生便簇拥着严老举人要他立即取消我们的斥退牌。他这次当然也无可推诿了。他立地叫人检查案卷，才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实。原来前任的监督早知道他自己一走，学生们一定要要求继任者取消我们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们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监督突然来接事的那天的下午，把我们斥退了的八个人禀报上去，通饬全省了！这对于学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我们被斥退者尤其是一个绝望的打击。在当时斥退了学生，挂了斥退牌还要下通饬，这简直是一条绝路。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从此便不能在本省读书了。秦先生这个报复手段真是毒辣。他不仅断送了好几位学生的前途，而且还断送一位同学的性命。

那位带了重伤的同学，是洪雅县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平常很用功，很守本分。他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自修课程，便是每天要读英文字典，至少要读二十个字来暗记。像他这样用死工的人我实在是少见的。那天他真冤枉，学生们在和粮子闹事的时候，他无辜的受了重伤，打得当场便在吐血。那昧尽天良的办事人，就以这为他在场闹事的证据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谨人遭了斥退，已经使他伤上加伤。但幸好和他同县的新监督来了，以为有法挽回，他也就暂时得到安慰了。谁料斥退他的人，还把他禀上去了呢？这个消息一传到他的耳里，可怜他的内伤大裂，竟至开仓大吐起来。他始终爱说一句英文：“You　see，I　am　killed！You　see，I　am　killed！”除此以外并没有二句话。不消说他已经失掉了他的本性。

这位同学就在开仓大吐后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县去的肩舆里面。

当时办学的人对待学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这个往事，回想起来真不免令人痛心。

不过我自己是应该感谢的。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饬，那也更好。因为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

二

我往成都去是和五哥同路。我们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岩先生的家里。王先生在我进了中学之后，他曾经在省城的分设中学做过两年的国文教员，他是才卸了任回来。他便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分设中学的他的旧同事。

在王先生家里耽搁了一天，第二天就动身。我们雇的是长途轿子。在当时轿夫的脚价一个人一天只要一吊钱光景，每天平均要走八十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时分便到达眉山。眉山是苏氏父子的故乡了。地名虽然号称“眉山”，其实隔峨眉山已经有两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只剩下一些儿若隐若现的影子了。城里有一座三苏祠，但是关于三苏，特别是苏东坡的遗迹，却甚少。嘉定倒还比较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途，从这儿以上，风气便渐渐感觉着不同了。最显着地令人感到变异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种很原始的交通工具名名叫“鸡公车”。这是一种独轮车，车夫在后面推送，和上海一带的小车子“一轮明月”有些相像，但更小，更矮，只能坐一个人。车枙上缚着一张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对着前面。这种鸡公车非常多，有时候一来一往在路上连成着一条很长的直线。叽呀叽呀的声音非常聒耳。这种鸡公车在眉山以南是没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这种简单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正足以证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样，是一望平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