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谋略（第1页）

用人谋略

No。18善于提拔和运用人才

名人导语

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才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

——汉·王符

本节要点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曾国藩荐举人才，为国所用。

故事案例

1。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将颓败的官场风气与人才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

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面语无归宿。

有此四者，习俗相传，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历史上每一个成功者，都是被一大群人才推上人生的峰顶的。曾国藩曾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常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在曾国藩看来，办事离不开人，善用人者，虽弱必强，虽衰必兴；不善用人者，虽强必败，虽盛必亡。因此，他在信中提醒沅浦九弟（曾国荃）：“带勇以体察人才为第一。”告知曾国荃等人，人才之贤否，关乎天下之兴亡。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纵览古今历史，概莫能外。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人亡政息，国无栋梁才堪忧虑。古人云：“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用人事关社稷兴废，不可不察，不能不慎。

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皆因其目光深远，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一国欲图强非借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国必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须赖英才辈出，方能成就。

2。曾国藩荐举人才，为国所用

曾国藩对历史研究很深人，这有助于其重视人才思想的形成。

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他就向咸丰帝陈言道：“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他站在治国兴邦的高度来考虑人才问题，指出当时京官和地方官普遍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毛病，认为他们“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后来，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太平天国的反清农民起义军？其善于提拔和运用人才，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幕府就是其军事上取胜的关键因素。

荐举人才，为国所用，这是政治家从政治国、用人选人所必需的。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更加重要，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为了国家的兴盛，曾国藩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堂时就是如此。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堂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恶交，仍多次举荐。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堂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任命左宗棠为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堂“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大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果然，左宗堂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

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堂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堂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堂的嫌隙之意？

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也留下了许多荐举贤才的证据：

昨天接到您发往江抚的奏折原件，易良干、罗主东、罗镇南都是从九品的官衔，谢邦翰保举做训导之职。我前次信函所拟定的，不该特别上奏，依照江抚原有的奏折上报。对刘长佑这个人，江西已经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头衔。衡山（萧耀南）的文书中可以不再保奏。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初三《与骆秉章》

总揽大纳之人，拟请伯符（贺长龄的妻舅）、莲舫（陈秉钧）、筱泉（李瀚章）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折保之。曾为罗忠节（罗泽南）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李元度）、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塔齐布）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气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乞留意承允。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二十五《致胡林翼》

由于封建科举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但曾国藩也有识人用人的教训。他曾经举荐周腾虎，谁知周腾虎刚得到奏保，即遭众人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接少荃（李鸿章）上海信，知周韬甫（周腾虎）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在用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时，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

眉生（金安清）之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

此外，如恽世临、郭嵩焘等人，经由曾国藩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越级提升为巡抚，而后又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