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妈妈（第2页）

哭得太阳落月亮起，村里也没有一个人来劝劝七妹；直哭到鸡都叫了头遍才听到有敲门声。七妹抹了把眼泪，开开门，不由得猛地一怔：门外一溜站着一个汉奸和八个日本兵。

一怔之后七妹又开始笑了。比上午见到骑大洋马的日本人时还笑得媚人，一把一把地打着手势将他们请进屋里坐定了。

七妹烧茶时，除了那个汉奸跟进灶屋和她聊天之外，外屋的八个日本兵静得像八尊不会开口的泥菩萨。趁汉奸转身到外屋去时，七妹从灶灰里扒出一只纸包，打开来倒了一点粉末在锅里，顿了顿后，一咬牙纸包扑地一响，空了。粉末在水里翻腾几下后全消失了。

十分钟后，七妹将这水煮的九碗面疙瘩端到外屋桌面上。八个日本兵埋下头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汉奸拿筷子时还道了声谢谢。七妹这时便从后门溜到屋外偷偷听着动静。不一会儿，她就听到有人叫哎哟，紧接着哎哟声涨满了屋子。

在一片哎哟中夹杂着那汉奸“大姐大姐”的两声叫唤。七妹拿着一把砍柴刀回到屋里，活着的只剩下那汉奸了，他吃力地朝满脸杀气的七妹比划了几下，但没等七妹弄明白，也一歪身子倒地气绝了。

这之后，七妹点燃了一只火把，站在大门外冲着黑漆漆的村子喊起来：

“大爹、大奶、大叔、姑、今晚我下毒、闹死了八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明天肯定有人来追查，我不连累你们，你们尽管说是我胡七妹一人干的。我家的仇大家都知道，三个死的加上我这快死的，四个兑八个，赚了大头，死了也值得。要是没逃脱，到时候请为我收尸，别叫狼狗把我的身子吃光了。”

说完她趴在地上，冲着亮起第一盏灯的那个窗户梆梆梆磕了三下响头。站起来后，她将火把举上屋檐，火苗一窜，茅屋就成了一座火山。

待村里人赶到时，七妹已不见了。人穷家当少，大火烧了不到一个时辰就熄了，然后众人合力将九具尸体埋在一个土坑里，还特意在七妹家的坟地里垒了一座假坟。

果然，天刚亮李伯勋和犬野领着几个日本兵来了，逼着全村人交出七妹来。村里的维持会长，带上他们经过烧成灰烬了的茅屋来到那座坟旁。犬野一刀砍掉坟旁牧草的一只牛头，又捉了二十几只鸡，一直闹到天将黑一个个醉醺醺地离开时，才相信七妹自焚了。

日本兵一边走，一边八格呀噜地大骂七妹毒死了他们的两只狼狗。

这故事是我很小很小时听人讲的，去年我送儿子上幼儿园，才认识那故事里的七妹。当时负责报名的阿姨，将我们父子俩领到一间教室门前，冲着里面叫了声：“抗妈妈，来新生了！”于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走出来，将我那宝贝儿子搂在怀里狠狠地亲了一阵。

这使劲亲我儿子的老人从此替代了我那想象中年轻漂亮的七妹。当年，她尽挑荒郊野岭没人迹的地方，瞄着远处的大山走，一直跑到李先念部队驻扎的地方，冲着站岗的哨兵说声“我要抗日”，就昏过去了。醒来时，人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咬破嘴唇一个字一滴血地说：“我叫抗日！”她在部队一直呆到1952年。那年夏天，师里的一名参谋爱上了她，托师长的爱人牵红线。那位红娘绕了半天刚说到正题上，就被吓呆了：七妹脸色焦黄，四肢乱颤，嘴里嘟嘟哝哝听不清说些什么。这副模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后才慢慢好转。一切平静下来以后，七妹要求转业。回到家乡时，县里正缺妇女干部，摆了一串单位让她挑，她哪儿也不去，去了名单上没有的幼儿园。

从七妹变成抗妈妈，老人不知抚育了多少幼儿。在我以后接送儿子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来接送孙子外孙的长辈，同他们的晚辈一道乖孩子似的叫道：抗妈妈好！抗妈妈再见！开始见到这情景时我很激动，伫望着抗妈妈像是眼前出现了一座圣母雕像，不是儿子提醒总也忘了挪步。但后来常如此，见多了，就淡漠些，甚至有些麻木了。

今年清明节，我想为正在写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找一点灵感，也夹在一群扫墓的青少年中去了烈士陵园。不知怎的，革命斗争纪念馆里记述抗妈妈那段经历的图片不见了，显然是临时撤下的，留下的空白还没来得及用别的内容补上。我知道抗妈妈会来的，她每年清明节都要带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我在等，并渴望见到即将面对这一情景的抗妈妈的心态，以求能给我创作构想以刺激。抗妈妈来了，一群手拿鲜花的幼儿将她簇拥在中间。开始我并不想招呼我那宝贝儿子，但见到抗妈妈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馆内的变化时，就将儿子叫到身边悄悄地嘱咐几句。儿子很听话，马上蹦到抗妈妈身边问：

“抗妈妈，您的照片不见了，是不是坏人偷走的？”

“乖孩子，不见了就不见了，别叫抗妈妈老占着这地盘，要是有一天这里面所有的图片都不见了，换上好玩的玩具，好看的图片，那世上就没人再受罪了！”

抗妈妈很平静地笑了笑，弯腰说完后，抬头时又朝我笑了笑。

我有些失望。

那天下午，我接儿子回家时，看到抗妈妈正在送客，两个穿军服的不认识，穿便服的是县党史办公室的老方和小张，与我却很熟。晚上，一道消息在县城里传开了，当年七妹毒死的九个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汉奸，而是新四军武工队护送的几名去延安的干部。

那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总难相信这消息。天一亮就去敲党史办公室的门。小张他们一夜没上床，我去后，他们默默地将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烧残了的党费证和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摆在桌面上。谁也没说话，都把香烟抽得叭叭响。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直到小张突然大骂一句“日本佬，我日你八代祖宗”后，趴在桌面上哭起来，我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抗妈妈是小张的姨奶，我呢——我是抗妈妈的什么人？我为什么想杀人？想为抗妈妈杀几个日本人？

我还得去见她，却把头垂得低低的。

抗妈妈还是慈祥地笑，笑得人心绞痛。

有一天黄昏，我照例去幼儿园时，看到园内数百名儿童哭成一片，而儿子夹在一群男孩当中，朝那个当初报名遇到的阿姨身上扔着石块泥土。我连忙喝住儿子，儿子却瞪着泪眼说她杀死了抗妈妈。儿子说的是真话，那位阿姨因为少了五块钱奖金和当园长的抗妈妈吵起来，最后竟恶狠狠地道出了全城隐瞒了半年的秘密。

轻轻走近抗妈妈的办公室，抗妈妈坐在藤椅上，还是那样慈祥，还是那样微笑。仿佛还在开导那位阿姨：不能昧着良心要钱。她说完这话后，那位阿姨跳起来，说你摆什么老资格，你毒死日本人是假，毒死新四军是真……说了许多后，还不见抗妈妈有一点反映，上前摸了摸抗妈妈的脸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抗妈妈就这样走了！不知魂泊何方。

那位阿姨也走了。带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和不知多少人的咒骂孤零零地去了大西北。

我今天还在接送儿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而且还经常说给儿子听，希望儿子也能牢记这逝去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