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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之后，我对攀附有了更多的见识。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攀附他在钢铁厂的表兄，为表兄巩固地盘，与人打打杀杀。在一次抢夺地盘里，错手杀了人。他在牢里蹲了五年，反省自己的莽撞，却从没有看清命运在哪里定了型。还有一位姑娘，为了讨好她的领导，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原则。她学会了吃辣，穿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在**，她一次又一次战胜自己的羞涩，称对方为哥哥。这样的叫喊使对方兴奋不已，而对方整整大她三十岁。她假装看不到光秃秃的头颅，假装自己和他一同到达山顶。

攀附，改变着事实和命运。

我对文锦，未必不是一种最普遍意义上的攀附。攀附至深，以至浑然忘我。

这是我第一次跟她激烈碰撞。我从江心洲带来的东西、我母亲灌输给我的东西起作用了。

谁能明白呢，在我经历悲怆和寒碜的数年后，那样深切地依附一个人，不仅是依附她给的衣食上的照顾，更是依附着她的精神。我为她——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贴上了道德的标签。我那样质疑文锦，仿佛捍卫的是我坚信的东西，可是谁知道呢，我那所谓的立场，事实上跟我的童年经历，跟我在爱情中的运气，以及自己心头的创伤息息相关，以及我最私密的，连我自己也隐瞒了的动机。

我深深为之悲伤，她玷污了这张标签还浑然不觉。但是，我，也并不知道那标签是我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就强行贴上去的。我多么想把文锦从不洁的泥潭里拉出来啊！我一心劝告自己，这只是一个阶段的迷惑，是暂时的，会扭转过来的。

办公室外头是一个围着围墙的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正中间是一个大坑，原来是一个水塘，现在要将它夷为平地。一辆大吊车缓缓开进去，发出刺耳的声响，工地上堆满了钢筋、黄沙和砖块，杂乱无章，戴着黄色头盔的工人们清出一条路让吊车通行。他们站在大吊车旁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辣太阳晒得这些人脸上油乎乎的，能感觉到他们头脑是迷糊的，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很难从这炽热和嘈杂中脱身。

我真傻，受到他们的关照，有了得心应手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所谓的派头，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很强大，有能力引领趋势、改变面貌、批判社会，抨击道德败坏者？哦，不，我不敢。我害怕决裂之后，重新陷入原来的混乱和浑浊的处境中去。城中村那深不可测的贫穷使我窒息，一想到要回到那里去，我便陷入到持续的恐慌当中。我心里清楚，除了稍有工作能力，其余方面我都漏洞百出：待人接物、衣食住行，样样需要人指导。

我沉默着，没有勇气发作，更没有能力指责。我什么也没有做。在他们来到我办公室幽会的时候，我看管那扇门。我的情绪在慢慢累积，我觉得自己很无耻、很下贱、很肮脏。难道我从人才市场的台阶上走出来，就是为了守在这扇门外，充当**者的看守吗？不能因为我穿了几件上好的衣裳就忘记自己的来路，我没有。时至今日，我也明白，尽管我内心怯懦，待人不坏，但我的思想却独断专横，内心其实聚集着深不可测的怀疑和愤怒，对外部的任何人都是严阵以待。我心里有一杆秤，这秤是谁制造的，姑且不论，现在，是我一直带在身上的这杆秤在起作用，过去那些左右我的想法，现在全都出来了。这两人在我跟前过于敞亮，这使我惊骇，破坏了我的价值观和信仰。我在内心鄙视他们，鄙视这两个人改变我生活处境让我过得很体面的恩人。我不敢承认我的鄙视，鄙视暗潮涌动，内心的安宁被破坏得很彻底。

他们浑然不知我思想的变化，跟往日一样在我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次他们找到一个很正宗的重庆火锅店，许文锦是重庆人，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跑来找我，然后拉着我和副经理一起去了。吃完火锅，只要我有一个掏钱付账的动作，她就会用眼神责备我不要动。我来。她说，我来，不用你操心。

能够与他人分享的，她第一个就想到我。不能够与他人分享的，她也愿意让我知道。我倒不觉得他们真的觉得我懂，但他们无疑觉得我最可靠，我摆出来那种感恩戴德的姿态，使他们没有怀疑我的理由。他们就是这副自己人的态度，对给我制造的混乱毫不知情。

公司里其他人有没有发现，我不得而知，基于我跟许文锦的关系，我不可能听到关于她的传言。他们在我办公室里间约会的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每次有他们在里间的时候，是我斗争得最激烈的时候。有时候电话铃响个不停，我却没有伸手去接的欲望。作为这家大企业的营销部长，别人的羡慕崇拜也不能使我感到欢喜和满足。

直到有一天，那个小妻子过来了，我从窗户里看到她从公交车上下来。此时，我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提醒一下在午休间的两位朋友，我却什么也没做。我看到那个年轻的妻子到达公司的大堂。她站在那里，脸上汗珠闪闪，现在回想起来，她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才会在中午找过来。她走到我办公室门口时，我再次有机会轻而易举地把她打发走。她羞赧地问我，有没有看到她老公。

小聪。她说。

我没有回答她，我看着她，看着那张早就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出现的脸。准确地说，我没有想好怎么面对她。那一刻，恍若自己就是那个抢了她丈夫的人。我正在心里替自己狡辩，又或者，我的意识告诉我，这如此突然、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就是一个了断，一个人为的了断！这几种思绪在我心里翻滚。我到最后也没有想清楚，这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便任由事态发展，再次使局面滑向不可挽回的地步。我的脸色一定很古怪，古怪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没有能力还原了。女人有一颗多么敏感的心啊，她犹豫不决地挪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进门，她的耳朵就听到了里间发出的那轻轻地**漾着的笑声。

她脸色骤变。

后面的事就俗套了。她闯进去，对于不能接受的一幕，她大叫，她哭闹。她把两个穿戴不整齐的人揪出来，她把对方和自己的头发都扯得很乱，她要寻死。

第二天，许文锦离职了，连她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都没有带走。那些占有了她办公室的人，把她的私人物品交到我手上。一只笔记本，上了锁的；一副近视眼镜；一只发夹，那种镶了钻精致的小发夹，还有几本书，有一本是《梦的解析》，还有一本《平凡的世界》，是我送给她的。我用一个小纸盒子包着这些，送到她租的房子里，我敲了半天门，没有人开。等到下半夜，屋里的灯都没有亮，我把东西从防盗门的栏杆里塞了进去，东西一塞进我就后悔了，我再到这里的底气不足了。

很快，小聪也离职了。

我后来一直回忆，想确定事发后她有没有看过我一眼，有没有准备听我的解释。在那混乱的场面里，她几乎是抱头鼠窜，我再也没有能够跟她有过眼神和语言的任何交流。

这件事，我渴望知道一凡的想法。我相信这一回，他一定也会有新鲜的抚慰方式来安慰我。

他说：

每个人都身处一个世界，心里仍建构了一个世界。你心里的世界就是道德秩序井然的世界，如同乞丐渴望慷慨施舍的世界，农民渴望丰收的世界一样，你建立了这个世界就得给它应有的秩序。

不，不是这么简单。好心人！

三个月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在去菜场买菜的路上听到了许文锦的死讯。那天天气不坏，阳光很好。十月，我却有冷飕飕的感觉。有人在清扫道路，有人在闲聊，还有轻狂的人吹着口哨经过。我收到同事的传呼，我在公用电话亭回电话给她。她告诉我，许文锦死了。

死？

死了，是死了！她哽咽着告诉我：文锦在一家单位担任采购，到外省进货的途中，被一辆货车撞死。

这个地方，我跟同事通电话的地方，这座小城的郊区，一座倒闭的工厂旁，几座简易的棚子搭建的门面，旁边开着三块钱一碗的面馆，面馆的门前长着一簇茂密的野草，店里时不时泼出来一盆泔水，陈汤旧卤，把野草浇得叶滋根润的，还吸引了一批苍蝇飞虫在享用。旁边是一家卖洗衣粉和塑料管的杂货店，懒散的下岗工人们坐在杂货店门口斗地主，边上密密麻麻围着好几层人。这样的地方，是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之前每次经过我都会加快速度，匆匆逃开。这一刻，就在这样的地方，我一头撞到了死亡，不，是被死亡击中了要害。

啊——我大惊失色，对着电话失声尖叫，体面消失殆尽。我抱住电话，在电话亭里跪了下来，那位同事，在电话里不停地喊：坚强，坚强。你要坚强。

这世上还有东西叫坚强？她的话匪夷所思，我“啪”一下挂掉了电话，让虚假的声音彻底消失。

我抱紧双臂，坐在电话亭里。天黑透了，我依然感到整个电话亭在不停地抖动，抖动，怎么也停不下来。电话亭外一拨又一拨看热闹的人经过，原来围在扑克牌桌边的人围到我的旁边。我全然不顾那些胡乱猜测的目光，就那么抖抖霍霍，迟迟不停……

有一会儿，我失去了意识。清醒了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断了。先前那根连结我从前和将来的线彻底断裂了。

后来，我仍然经常经过那个听到死讯的公用电话亭，从此之后，我认同那是我的地方，我懂得了，这就是属于我的地方。这样颓废的街道，随时会被拆除的旮旯，这破罐子破摔的处境，这藏污纳垢的角落，正是我的来处。这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我不配离开这个地方。这种认定使我能够长时间地回到得到消息的那个下午，那个哀伤的下午。我生怕丢掉那个下午，丢掉把我和许文锦捆在一起的最后的下午。我不停地纠缠它、守候它，以它为中心建立深深的悔恨，坚决不许自己遗忘这段时光和这个痛点，不想让文锦感觉到我的背叛……是的，我相信她泉下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