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囚笼（第1页）

周三上午八点，公安部特调局副局长办公室。

赵建国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份红头文件——《关于选派赵建国同志赴中央党校参加高级研修班的通知》。研修期三个月，地点北京，后天报到。文件下方有郑局的签字，还有部里主管人事的副部长的圈阅。

表面上是提拔重用——党校研修通常是晋升的前奏。但赵建国知道，这是调虎离山，是让他远离江城，远离周振国案的调查，远离所有可能触及林卫东的线索。

他拿起电话，打给郑局：“老领导，这个研修班，能不能换个人去？周振国的案子正在关键期……”

“建国啊，”郑局打断他，声音里有种刻意的温和，“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也是对你的培养。你在江城二十多年，也该出去学习学习，开阔视野。案子的事不用担心，专案组其他同志会继续跟进。”

“但有些线索只有我清楚……”

“建国！”郑局的语气严肃起来，“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命令。”

电话挂断。赵建国握着话筒，很久没有放下。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面上投出窗格的影子。他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早晨，他接到医院电话，说弟弟周振国在火灾中重伤。他冲到医院时，振国已经不行了，只来得及抓住他的手，用最后的力气说：“哥……照顾好孩子们……”

他没能照顾好。周屿被沈栋带走，周安失踪，苏文秀被林雅茹控制。二十年来，他每一天都在自责，每一天都在暗中调查。现在好不容易接近真相，却被一纸调令支开。

办公室门被敲响，年轻的女警小刘探头进来：“赵局，车准备好了。九点要去市委参加安全工作会议。”

“知道了。”赵建国起身，拿起外套。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墙上挂着锦旗和奖状，柜子里是这些年破获的大案要案的档案。这里是他战斗了二十年的地方，现在他要暂时离开了。

但他不会放弃。党校三个月，他可以做很多事——北京有他的老战友、老同学，有些人已经身居高位。他可以私下调查林卫东的背景，可以搜集更多证据。江城这边，他也安排了信得过的人继续盯紧。

只是……他放心不下周安和周屿。

坐进车里，赵建国给周安发信息：“安儿，我接到通知，要去北京学习三个月。你们要加倍小心，有任何情况联系小刘，她是我最信任的部下。记住，不要轻举妄动，等我回来。”

周安很快回复：“赵叔，知道了。您也保重。”

赵建国看着手机屏幕，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答应过振国要照顾好孩子们，但现在他不得不离开。他希望三个月后回来时，一切还没有太晚。

车子驶向市委。赵建国看向窗外，江城在晨光中苏醒，街道上车流渐密，行人匆匆。这座表面平静的城市，地下涌动着多少暗流？又有多少人，像他一样被困在无形的囚笼中？

周四下午两点，江城会议中心贵宾厅。

周安坐在长桌一侧，面前放着名牌：“周安（记忆与身份研究中心特别顾问）”。桌上还有七八个名牌，都是各领域的专家：神经科学教授、伦理学者、法律专家、政府智库研究员。

这是由省宣传部和科技厅联合主办的“新兴科技伦理与社会治理”座谈会。一周前接到邀请时，周安还以为是普通的学术交流。但现在坐在这里，她感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主持会议的是省委宣传部一位姓孙的副部长，五十多岁，笑容和蔼但眼神锐利。他开场白说：“各位专家，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聊，畅所欲言。但有一点要先明确：讨论要建设性，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科技进步。”

周安听出了弦外之音。

第一个发言的是神经科学教授，大谈脑机接口技术的广阔前景，强调“不能因噎废食”，“要用发展眼光看问题”。伦理学者附和，但补充说“需要规范框架”。法律专家则列举了现有法律对隐私和人格权的保护，结论是“法律已经很完善”。

轮到周安了。她清了清嗓子：“各位老师说得都有道理。但我从个人经历出发，想强调一点：技术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当技术能够深入人类最私密的领域——记忆和人格时，我们需要的不是事后补救的法律，而是前置的伦理底线和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孙副部长微笑点头：“周安同志说得很好。以人为本，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但具体到记忆干预技术，我听说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突破性进展，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阿尔茨海默症等，效果显著。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上？”

“治疗疾病和篡改记忆是两回事。”周安说，“前者是修复，后者是改写。界限在哪里？谁来界定？安心会的案例已经证明，一旦失去监管，所谓‘治疗’很容易滑向‘控制’。”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孙副部长的笑容淡了一些：“周安同志，你个人的遭遇我们都很同情。但也要看到，安心会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因此否定整个技术方向。就像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伤人，就禁止所有菜刀。”

“但菜刀和记忆干预技术的杀伤力不是一个量级。”周安坚持，“而且，安心会真的只是个例吗？据我所知，国内外还有类似的组织和实验，只是没有被曝光。”

这句话说出口，她看到孙副部长的眼神明显冷了下来。旁边的几位专家也交换了眼神。

“周安同志，”孙副部长缓缓说，“你为‘新生计划’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了很多家庭，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注意，有些话公开说出来，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社会稳定是大局，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这是警告。周安听懂了。她握紧手中的笔，指节发白。

“孙部长，我理解您说的稳定。但真正的稳定不是掩盖问题，而是解决问题。”她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如果因为害怕恐慌就不谈，问题只会越积越多，最终爆发时破坏力更大。”

“问题当然要解决，但要有方法，有步骤。”孙副部长身体前倾，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比如你倡导的记忆伦理立法，方向是对的，但推动要循序渐进。可以先从学术界讨论开始，然后媒体适度报道，最后才进入立法程序。不能操之过急。”

他顿了顿，看向周安：“你最近在媒体上很活跃，这是好事，说明社会关注这个话题。但也要把握好度。有些历史遗留问题，牵扯面广，需要时间处理。你说是吗？”

周安感到脊背发凉。孙副部长显然知道阳光工程的事，知道林卫东的存在。他是在告诉她：适可而止，不要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