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书写 创造时光的力量（第2页）

三

退而言之，写作和阅读一样，具有安顿生命、抚慰灵魂的强大治愈功能。资料显示，世界心理学泰斗埃文·波斯特，在临床心理治疗中创造了一种新疗法，叫“故事疗愈”，效果显著。他在书中首次将心理师与小说家类比（实则传记作家亦然），主张用别人的故事唤醒患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觉察，从而洞悉自己的心理奥秘，打破心理定式的纠缠，焕发出充满创意的生命力，为当代心理学发展和心理治疗构建了新框架。籍此不难推定，基于故事疗愈背景下的自我书写，功效当尤为切要和显著，因为它直接面对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切近自己的心灵世界，自然更便于对症下药和自我观照。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自1994年始，华盛顿地区便活跃着一个作家工作团，定期为医院、收容所以及流落街头的心灵受伤者做治疗。确切地说，就是用文学给人治病，简称“文学疗法”。他们启发和鼓励患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用写作来宣泄内心、表达自我，缓解灵魂的压力，据说此举颇受欢迎。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信仰迷失、道德失范和精神焦虑，使得现代社会各种心理精神病患者的数量急骤增长；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物质享受和休闲时间，相应地也带来了更多空虚浮躁和非分之想。在此背景下，我们用什么去填补心灵真空，改善生存处境？办法可能有很多，但高质量阅读基础上的自我书写，无疑是重要选项之一。自我书写，既有文学属性，又有自我调适的特征，难道不比心理医生的工作更具可操作性。

记得罗马尼亚旅法作家、隐居近60年的齐奥朗曾说过：“写作便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通过言语治疗自己。”话虽显偏激，却不无道理。可否这样说，即便你在人生最困苦不堪、最绝望无助之时，创作也能为你重新找回尊严，让你重新走向光明，甚而走向永恒。君不见，屈原、孙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都是在仕途受挫、官场倒霉后，才写出那些震古烁今之作。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也没必要逃避生活，而是旨在发现生活拥抱生活。自我书写，便是以焕然一新的试验性方式，自觉运用我们的经验智慧和情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发现、去欣赏、去感悟、去创造我们的生活，从而尽可能地增加生命的深度和广度。一句话，就是让自我书写照亮我们原本并不完美的生活。

四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信息渠道如此畅通无阻，电脑打字编排如此高效便捷，书写因之也变得如此大众化普及化。重要的是，要养成善于用记录代替记忆的好习惯。其实，于很多人而言，诸如微信微博记录之类的日积月累，可以说自我书写的工作，原本每天都在实时进行中。

原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便是绝好的例证。他先前并没有记录生活的习惯，觉得时间过去就过去了，生活经历就经历了，别那么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还要矫情地写下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匆忙和琐碎。但当身体随着岁月流逝一点点衰退，当心灵终于可以平静下来审视日常劳作，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最值得珍视的，不是那些天高地远的虚无缥缈，而是岁月长河中的点点滴滴——曾经的那些快乐、挫折和苦恼，那些努力、奋进和思考。因为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构成了真实完整的日子。

于是乎，在《我生命中的那些日子》序言中，他深情写道：我们生命中的有些日子，确实是忘不了的……那些日子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道路，在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令人终身难忘。然而，回首过往，他无限感慨道，即使是这样的日子，却常因各种缘由而变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后，他开始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并尽量用图片把一些场景记录下来，以至在他的电脑文件档案里，“我的日记”和“我的照片”文件夹，成了他最为珍视的“两件宝藏”，并最终成就了他的这本力作。由此可见，昨日之日记，今日变传记。依此类推，今朝之记录，岂非明朝之传记！

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相较于以文字为主体的传记，有人似乎更喜欢生动直观的纪念册，精美图片之外，配以简约文字说明。殊不知，缺少足够的故事和想法，难免显得浅近直白，进而影响生命表达的深度和韵致。反过来，传记如不搭配一定数量的照片或插图，又难免显得沉闷压抑，不够美观大气。因此，传记似当以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为最佳。至于图文比重，则可依各人偏好定夺。

另外，自传或家族传不一定是全景式的宏观记录，也可是分体式局部的纪实。如《洛克菲勒致儿子的38封信》《曾国藩教子书》、王朔的《致女儿书》，以及杨绛先生的《走在人生边上》等。不难想象，分体式传记一经形成系列和规模，只消将其稍加组装，再配上简历和大事记，便很容易变身全景式传记。

五

众所周知，非虚构的传记和虚构的小说不同，纪实性是它的基本要求。传记写作，首在真实，也贵在真实。自书传记，须得从心灵的真实出发，如实记录生活原貌，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根本目的。

常识表明，真善美三位一体，大凡只有真的才可能是善的，也才可能是美的。卢梭的《忏悔录》为何能产生震撼人心的穿透力？根本说来，恐怕就在于其自身拥有的那份毫无保留的彻骨透心的真实。作者勇敢地写出了自我内心曾有过的卑鄙龌龊，让人洞察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也难免有令人不齿的一面。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传记竟成了一些人文过饰非、美化自己、欺世盗名的工具，这当属传记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异化现象。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人似乎忘记了那句警世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你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只能在历史上留下愚昧荒唐的笑柄。

应当承认，在回忆体自传写作时，作者往往会掺入事后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这是确乎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这就涉及到建构“双重视角”的问题：一是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当时之我”；二是作为叙事者的“当下之我”。美国著名作家罗帕特说，善于建立“双重视角”，是纪实类作品写作最重要的诀窍之一。这后一种视角，便于作者运用后来更成熟的智慧即后知之明，解释过去反思既往，不仅大大增强了自我书写的深度和厚度，而且可以让读者受益于作者成熟自我的人生洞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逻辑清晰表述到位，让人一望而知哪些是历史原貌，哪些是后知之明即可，丝毫也不会影响传记的真实性。

退而言之，倘若你不能很好地把握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则不妨借鉴英国“小说圣手”毛姆的做派，干脆将其直接写成小说而非传记。毛姆以60多年的创作生涯打底，是全世界已知唯一敢于豪言，将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都写进小说里的人。当别人问及书中人物原型是否为他本人时，他坦承在这些作品中，虚构与非虚构总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很难做出严格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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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生之路都是自己蹚出来的，那么人生的足迹更多地也应由自己来记录。真实书写自己，说到底就是在且行且歌中了悟自己、滋养自己、塑造自己，可以说于人于己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极而言之，真实书写自己，方才不枉今世走一回。

有鉴于此，愿新时代更多的普通人，在端起自拍杆的同时，不妨也拿起你的生花妙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谱写各自快意欢畅的人生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