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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意中找寻意义
提及康德，世人大都耳熟能详：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因为“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康德天生患有疑病症，早年曾因身体不适甚至感到厌世。疑病症，当时被认定为一种认知能力的疾病，亦即一种精神疾病。罹患者总是不断抱怨想象中的疾病，由此可能会误判真实的健康状态。
令人惊异的是，康德别出心裁提出一个独特而简单的治疗方法：围绕吸引人注意力的职业——他那在常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哲学研究，确立起严格固定的生活模式，据说他出门的散步时间常被邻居们用来对表。他相信，只要患者能够习惯性地投身于这“刻意为之的分心”，对身体不适的抱怨就会彻底消失。正是通过这一独特方式，他一生坚定地维持了心灵控制其病态感受的力量，最终收获了享誉全球的智慧成果。
同是德国大哲学家的尼采曾说过：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未得之，难免会痛苦和焦虑；得之，又觉空虚和无聊。因为欲壑难填和患得患失，故人生总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
佛教“四法印”之一诸漏皆苦（漏即情绪），则进一步认为，任何具有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的事物，都会带来痛苦。如此推断，即便像爱情、金钱、地位、权势等——这些在常人看来会带来快乐的东西，最终也会引起痛苦。以爱情为例，因为它不得不依赖于某个人或某件事物，一经失恋、离婚或死亡，必定会给当事方带来痛苦。这其中自然不乏真知灼见。
人生在世，没有人喜欢痛苦，但痛苦既然不可避免，就始终面临着如何自我调适自我转变的挑战。关键只在于，你以何种方式将痛苦导向何方？或者说，在此背景下，你将如何设定生命的意义。而炼狱般的痛苦一经超越，枝头绽放的将是爱与希望的花蕾，呈现于你眼前的，将是晴朗阔大的天空。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去逃避痛苦、掩盖痛苦、对抗痛苦、消解痛苦，有人选择通过爱亲人、爱他人、爱社会来消解它，有人选择烧香礼佛、静修打坐甚至迷信乱力怪神来消解它，有人选择通过爱应酬爱旅游爱广场舞太极拳来消解它，还有人选择通过抽烟喝酒养宠物，甚至吸毒搞同性恋等极端方法来消解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通过爱读书爱工作来消解它。
康德秉持的“刻意为之的分心”，所揭示和强调的，正是在痛苦之外，通过找寻意义，以此忘记痛苦、转移痛苦、规避痛苦、消解痛苦。实则，即便在痛苦之中或者说于痛苦本身，也可以化苦为乐、离苦得乐，找寻到生活的意义。有例为证。
一位年迈的全科医生，爱妻子胜过世上的一切。两年前，妻子不幸去世，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天，他前来向专家咨询。专家问他：“先生，假如你先她而去，你太太会怎样？”
“啊？！”对方脱口而出，“那她可就受苦了，她怎么受得了！”
专家答道：“你看，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是你替代了她的痛苦，代价就是你现在还活着，且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对方听后若有所悟，悄然离开。自此，他成功改变了对待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因为他至少看到了自己痛苦的意义——替代夫人可能承受的痛苦。如此一想，他顿时感到些许慰籍和幸福。
的确，人一旦找到蕴含其中的意义，痛苦就不再那么痛苦了，甚至牺牲也变得无所畏惧了。这似乎正应了叔本华的那句名言：事物本身并无变化，变的往往只是人的感觉。
这个故事，源自美国精神分析大师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弗兰克尔是犹太人，纳粹时期全家陆续被抓进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这是人间何等不堪忍受的伤害与痛苦！
难能可贵的是，弗兰克尔——故事里的这位专家，不但自己超越了这种绝大多数人熬受不起的苦难，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提出了著名的“意义疗法”。他鲜明指出：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希望看到生命的意义。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即使面对无可改变的厄运，人们也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无疑，他本人便是实践这种“意义疗法”的光辉典范。
“美国的孔子”、思想家爱默生说：“对诗人、哲学家、教徒而言，万物都是友好的、神圣的，万事都是有益的，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人。”其实，岂只对诗人、哲学家和教徒，生活对每一个善于学习思考并具有坚定意志的人，皆是如此。对这些人而言，任何一种经历——哪怕是再大的挫折或苦难，也能转化为个人宝贵的财富。
被誉为“近年来中国诗坛最美收获”的“国民诗人”余秀华，因儿时脑瘫后遗症导致走路摇摇晃晃，写字慢慢腾腾，说话口齿不清。高中毕业后赋闲在乡村，却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人生豪迈，笔耕不辍，创作出《摇摇晃晃的人间》等一批享誉全国的美文佳作。其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自己的残障人生为主题，书写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疑，这就是通过书写将苦难转化为财富实现自身价值的典型例证。
爱尔兰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年轻时代曾迷恋一个被他誉为“世上最美的女人”——演员茅德·冈，却因政见和性格不合，三次求婚均遭拒绝。心有不甘的他，毕生都“用古老的崇高方式”热爱着心中的这位女神，他许多“最精致的作品”（如《当你老了》）的灵感，都源自对这个女人的苦恋，为她创作的情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优美的情诗。茅德·冈甚至戏说道：诗人永远不该结婚，他可以从所谓的不幸中作出美丽的诗来，世人会因为她不嫁给他而感谢她。叶芝晚年对此也颇有同感，认为是这段无果奇缘成就了他，倘若当初两人结合，“我也许把破文字抛却，心满意足地过日子”。叶芝对待婚恋的这种态度可能会有争议，但他善于在失意中找寻生命的意义，最终将痛苦转化为财富实现自身价值的做法，无疑有可取之处。
纵观历史，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屈原、孙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无一不是在仕途受挫、官场倒霉后，才写出震古烁今的杰作。大概这就是“痛苦出诗人”的依据。
何以如此？一者，文学即人学，而苦难和挫折是人性的磨刀石，但凡文学之大成者，几乎无不经历过磨难，感受过痛苦，见识过肮脏。二者，文字不但可以取暖，也可以照明引路，它能为受凌侮的人重新找回尊严。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在治愈自己的同时，顺带着治愈别人。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夜行之人，最好自带光亮。自带光亮，就是善于从痛苦和失意中自我找寻生命的意义。
人，随缘而来，缘尽而散，生命原本无意义，起初不过是自私基因的本能复制。所谓人生的意义，无不是在后天经验世界中自我开掘自我赋予自我灌注的结果。赋予人生意义的过程，就是寻求乐趣、倾注热情、自我实现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们遭遇苦难面对挑战，而又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就要努力寻求改变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在痛苦和失意中找寻意义，便可能愉快地享受一种不愉快的生存。
世人无不渴望幸福，并视之为人生的意义。倘问幸福是什么？回答肯定千差万别。像康德、弗兰克尔、叶芝、余秀华一样，无数不同领域成功者的实践，似乎清晰描摹出这样一幅景象：幸福就是忘我（也可称为陶醉或超越）。忘我的具体表征，就是当一个人全情投入他愿意干的事情时，极易进入心醉神迷、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就是无限接近于幸福的状态。而实现这一状态的核心关键，就是善于在痛苦和失意中找寻生命的意义。
弗兰克尔提出的“意义疗法”启迪人们：世事虽无常，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都有能动的空间，都有翻转的可能。难道不是吗？即使一个人必须死，他也有权选择是勇敢地去死，还是怯懦地去死。愚以为，这对于所谓“躺平时代佛系人群”的奋起，似乎不无镜鉴。
是的，人生似潮汐，涨涨跌跌，起起落落。顺风顺水是顺利，逆风逆水是磨砺。每逢我们遭遇痛苦和失意，不幸跌入人生低谷时，不妨谨记莫言的那句至理名言：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