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两个少女的不同命运（第1页）

第十章　　两个少女的不同命运

漆成铁锈红色的京沪直达快车屏足力气发出一声响亮的长鸣，车速渐渐慢下来，呼哧呼哧喘了一阵，终于停靠在南京车站简陋的站台上。车门咣啷咣啷地打开，身穿铁路制服的列车员首先跳下车去，然后是到站的旅客一个接一个下车。

林眉把半个身体探出车窗，饶有兴致地看着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下车的旅客不多，有一个头戴礼帽穿灰色长衫的男人，小心翼翼搀扶他怀孕的太太。另一个穿戴阔气、胸前挂一串硕大佛珠的老妇人，由两个头面整洁的丫头一左一右挽住胳膊，后面跟着一个小厮，背了大包小包走得磕磕绊绊。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紧拉了他四五岁的妹妹，小姑娘边走边东张西望，男孩不住地催促她摇晃她的胳膊，他们的母亲神情疲惫地落在后面，除了背在肩上、挽在胳膊上的包袱行李外，右手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这一群人没等走到检票口，已经被蜂拥而至的上车旅客冲得七零八落。

上车的人看得出来成份很杂，有穿长衫戴眼镜的读书人，一脸精明相的生意客，打扮艳俗的太太小姐，穿西装的阔家公子，洋行小开，也有神色拘谨木讷的政府公务员，耀武扬威的军官，拖家带口挑着行李担子到北方混日子的生意人，甚至还有一个带了许多箱子的戏班子。林眉的这节车厢里，上来一个穿黄呢军服、肩带流苏的军官，五十上下年纪，满脸横肉，面孔板得铁紧，嘴角上不伦不类咬了一只象牙色烟斗，铮亮的马靴踩得车厢板咔咔响，过道里的人纷纷让开，露出一种毕恭毕敬的紧张神态。后面跟着的勤务兵腰里挎了盒子枪，口口声声“师长、师长”叫得极为肉麻。两个人最后坐在距林眉不远的座位上。

火车头又是一声长鸣。加水的橡皮软管已经收了起来，一个年老的检修工一路叮叮□□敲着车轮，眼看快要敲到车头了。列车员不住声地催促几个带行李的手艺人上车，叫他们不要横着扁担。

这时候从进站口慌慌张张走过来两个迟到的女人。前面一个四十岁上下，梳一个圆溜溜的巴巴头，耳边斜插一支珠翠头饰，金耳坠随着走路的摆动**来**去，穿灰鼠皮镶边小袄，下面一条紫红缎面散腿裤，走路时裤腿扑闪扑闪像两只蝴蝶翅膀，露出下面尖尖一双紫红缎面绣花小鞋。虽是小脚，走路却来回捯得飞快，一脸唯恐赶不上火车的紧张，一手紧紧抓住后面跟着的年轻少女的胳膊。少女年纪跟林眉相仿，眉眼异常清秀，凝一丝说不出来的忧幽迷惘，使人一眼看过便记住了这张面孔的超凡脱俗，再想忘记不大可能。她衣着简朴，甚至有一点褴褛，初春天气只穿一件薄薄的小袄，冻得嘴唇发白，额前一排刘海跟她苍白的面容映衬，便觉黑得凝重。她走路迟迟疑疑，目光不时瞻前顾后，简直就是很不情愿被前面那个女人拖着上车的。

这个忧郁彷徨的少女身上如同安有磁石，一下子把林眉的目光吸得紧紧。她感觉到这个少女的命运似乎跟自己有一种相通，她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相似的地方。她奇怪自己怎么对陌生人有这样特殊的熟悉感，仿佛她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离开这个陌生少女。

火车缓缓驶离站台，年老的检修工，戴红帽子的搬运伕，没头苍蝇一样挤来挤去的旅客，统统被火车甩在身后，越来越远。车厢里开始安顿下来，人们各就各位，嗑瓜子，说闲话，打瞌睡。

林眉问旁边的父亲：“看见那个最后上车的女孩了吗？”父亲打趣道：“是不是嫉妒她比你漂亮？”

林眉脸一红：“爸，别说玩笑话。你没注意到她脸上的神情？天哪，她那么忧郁那么勉强！我敢打赌这决不是一般的故事。我不清楚那个女人是她的什么人，可以肯定不是母亲。

父亲笑着说了一声：“好奇心太重。”西装小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继续埋头读一本法文杂志。

林眉的父亲多年担任驻法大使，先为清政府服务，后为民国政府服务。在他看来，清政府也好，民国政府也好，都是中国的统治者，名称不同，政体不同，实质一样。不管为哪个政府服务，他只要做事对得起中华民族就行。他没有野心，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之所以这么多年让他高踞于大使之位，不过是政府找不到比他更精通法国文学、法国历史，更有学识和更加奉公守职的替换者罢了。

多年跟随父亲在法国生活，中国的大家闺秀林眉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法国习气。她像所有的巴黎少女一样活泼热情和富于幻想，满月一般丰润的面庞，又长又黑的眼睛时时刻刻洋溢人生之乐，嘴边两颗深深的酒窝可爱至极，迷人至极！可以这么说，无论对生活多么悲观多么厌倦的人，只要和她面对面坐上十分钟，立刻觉得这世界上还有许多光明许多快乐。她周身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青春和自由的气息，如同春天的草地春天的森林，足够把无数渴望生命的灵魂吸引过来，围绕她舞蹈和翱翔。而她本人对她具有的魅力并不十分清楚，她待人真诚，言谈举止毫不做作，整个人就是一块透明水晶。

在这个冬天里，有着中国外表和法国灵魂的少女林眉第一次开始了对民族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思索。她跟随父亲从北京到福建，到广州，到长沙、上海、南京，又回北京，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这是她懂事以来第一次在国内长途旅行，虽然一路上有车有船，备受关照，她还是目睹了中国大地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在长沙车站，寒风凛冽之中，一溜四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面色枯槁，单衣单裤，跪在她面前，伸着鸡爪般的肮脏小手，乞讨她手里提着的一袋蛋糕。望着孩子身上的破烂衣片在风中飘拂翻舞，富家少女的心被深深刺疼了！她想不出中国人到底有多强的忍受力，可以抵抗如此残酷的命运。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仅仅为“活而活吗？他们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伟大和崇高？上帝把他们制造出来，难道竟是为了满足上帝本人的变态心理，看着他们在生死之间作惨痛挣扎而乐不可支？

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父亲讨论。父亲赞赏她有这样悲天悯人的思想，在父亲看来，崇高的女性必须富于同情，怜悯弱小和贫穷。父亲说，没有贫穷就没有富有，贫富分化世界才得以平衡。林眉问：“为什么贫穷的不是欧洲而是中国？”父亲对此无法解释清楚，只笼统地归结为人种问題。林眉觉得不能满意。

黎明时光，列车停靠在徐州车站。这个地处南北交界线上的城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到今不知做了多少回厮杀拼夺的巨大战场，以至每一处断壁每一处残垣都有遗迹可寻。又因此地盛产煤炭，铁路上来来往往很多运煤的专列，风搅起黑色煤灰，铁路边屋顶上积得厚厚一层，连树木都脏得没头没脸，灰黑一团。

列车一停，人们纷纷涌下车门，拿着毛巾茶缸，在站上的饮水池旁挤来挤去，闹闹嚷嚷。有两个穿黑色棉袄的人大声地争论谁先谁后，争着争着把毛巾往肩上一搭，互相动起手来。后面的人趁机把他们挤到旁边，占据了饮水龙头。争吵的两个人横眉竖眼，牙齿咬得铁紧，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不亦乐乎，直到过来了两个拿棍子的路警，作势要将他们拘留，这才双双偃旗息鼓。

附近的农村妇女一拨一拨过来，都穿着黑色大棉袄和绑脚裤，头上扎着脏得分不清原色的毛巾，臂弯里挎一只腰形提篮，里面是热腾腾的玉米面煎饼，煮成褐色的五香茶叶鸡蛋，烂乎乎的符离集烧鸡，以及山楂核桃红枣之类干鲜果品。不少人涌上去跟她们讨价还价，挨个地揭开盖布看篮子里的货色，顺手牵羊抓一点放在嘴里咀嚼。农村女人们一个个好脾气地笑着，不计较这一点点损失，操着本地话央求人们买自己的东西。

林眉忽然在人群中看见了那个忧郁的美丽少女，她挤在几个叽叽喳喳的女学生之间，向一个面黄肌瘦的背孩子妇女买五香鸡蛋，她那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夹在一群短发学生当中，格外有一种沉甸甸的意味。穿灰鼠皮袄和紫红裤子的中年女人紧随在后，不时要伸手去抓少女的胳膊。少女大睁着一双张惶的眼睛，既厌烦又无可奈何地向女人作一种无声的哀求。女人却并不理会，依旧我行我素。两个人拉拉扯扯走到林眉的车窗下面。

少女倒转身来，一边后退着，一边柔声地说：“求求你不要这样，你干吗总要揪住我不放，这么多人眼睛盯着哪，多么难堪哪。”

女人皮笑肉不笑地，说一口地道北京土话：“姑娘你这话差了，什么难堪不难堪的，我花钱给你买了车票，总不能落个鸡飞蛋打吧？你腿快，我腿慢，眼错不见你抬腿跑了，我找谁要人？”

“我不是那样的人，说好到北京替你做事抵票钱，哪能半路走了呢？再说我身上一个铜子儿没有，我能走到哪儿？我不会走，你放心。”

女人嘟囔着，伸手又抓住了少女的胳膊：“可不敢放心，还是让我拉着点，拉着牢靠。”

少女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态，温顺地任由对方拉着胳膊，目光偷偷打量前后左右，生怕被旁人耻笑，又仿佛因为自己落入这样一种尴尬境地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林眉趴在窗口，居高临下地目睹了这个少女的全部窘态。她皱起眉头，严肃地对父亲说：“上帝很糊涂，他没有很好的是非标准。我不明白他是凭什么来制定谁对谁错的，他为什么拋弃那些善良的人，而反过来帮助一些邪恶的人呢？”

父亲从杂志上抬起头来，带笑地望着林眉说：“我想是因为上帝活得太老了。人老了就很容易糊涂。”

林眉失望地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认认真真讨论问题。”

父亲索性大笑，伸出手，在女儿头上亲昵地拍了拍。

在徐州车站加足了煤和水之后，火车继续带了人们向北旅行。

越往前走，土地越加荒芜。在徐州以南，初春季节麦田已经返青，沿途一个接一个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鸡飞狗跳，农人们推了小车或者挑着担子往地里送肥，河水清冽冽的，岸边杨柳隐约笼罩一团朦胧绿影。一过徐州，绿色便逐渐从人们眼中消失不见，村庄要隔很久才能看见一个，村子里死气沉沉，仿佛刚刚发生过一场大的瘟疫，把所有的生命都消蚀殆尽。一望无际的光秃禿的平原上，土地冻成灰白色，去年残留在地里的庄稼茬子，高一簇矮一簇，活像土地身上长满了癩疮。河水靠岸的地方还有一圈冰冻，惨白的阳光在冰层上跳跃，照出一片浅蓝色雾气。偶尔看到野兔在河边枯草中倏地一蹿，而后回来，竖着两只黑灰色的长耳朵，朝列车驶过的方向一动不动。

车上有人在说，这已经是山东地界了，山东自古出“梁山好汉”，这一带连年土匪猖獗，村子里能跑能跳的男人都出去当土匪，剩下的妇孺老幼一冬一春都蜷在**，因为没衣服穿，起不来。越当土匪村子里越穷，原因是没人种庄稼，田都荒了，收不到吃的。越穷人们就越想当土匪。恶性循环，简直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