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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辉煌之路

本世纪初，著名的建筑大师格罗皮厄斯创建包豪斯学校于德国魏玛。画家约瑟夫·阿尔本曾教过包豪斯的“入门课”。有一次他走进教室，放了一大堆报纸在桌上，然后说：“噢，我有点急事必须出去一个小时。这段时间你们可以用这些报纸做些工艺品。”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课桌上已经放满了纸叠的城堡、游艇、飞机、小鸟、火车站以及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这是他的学生们在一个小时之内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匆匆忙忙制作出来的。只有一位吹玻璃出身的学生，把他面前的报纸简简单单折了一下，立在那里蠢头蠢脑像顶帐篷。这学生神色窘迫地坐在那里，搓着双手准备接受老师的训斥。阿尔本一张课桌一张课桌地走过去，随手拿起那些精巧的教堂和飞机，说：“哦！不不，这些应该意味着是石头做的，金属做的，而不是报纸。”又拿起那个吹玻璃工人不经心折起的帐篷，大声说：“但是这个！这才真正是用上了纸的灵魂啊！纸是可以折而不断的，纸有拉力，这两个折边可以承受很大的面积，这！正是纸活儿的艺术。”学生们——包括那个吹玻璃的工人——一时间全都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然后，当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想明白阿尔本的意思之后，教室里所有的纸型又继续一个一个折叠起来了。多么简单！多么好看！又多么实在呀！好像一道闪光第一次射进了人们阴暗的头脑。我的上帝！这就是重新创造世界，一切从零开始。这就是二十世纪一次大战之后德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依据。

非要这样不可了……这些包豪斯青年学生的祖国——德国，被投入了战争，并且在凡尔赛宫丢尽了脸。经济垮台了，通货膨胀到了神经错乱的程度。皇帝也完蛋了。社会民主党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当了权。一群乱哄哄的年轻人在城市里串来串去，大口喝着啤酒，激烈地争吵着，等待来自东方的苏维埃革命。而欧洲的艺术家们：路易·阿拉贡、毕加索、马蒂斯、阿诺德·舒恩伯格——这些人亭亭而立，像古斯塔夫·密克罗的青铜和黄金的塑像站在大战后欧洲冒烟的废墟面前一样。那欧洲文明的废墟是这幅图画的基本部分。正是背景中的白骨堆才使得先驱派如阿拉贡、毕加索们那样显眼，那样突出。

这是一个艺术集合体的新时代！这种新型社团的创造使画家们，作曲家们以及建筑师们绝对地兴奋起来了。所有的集合体，无论是立体主义者、野性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或分离派，它们的产生构成了二十世纪艺术史上的很大部分。几乎每个派别都有一种创造秘密教义的本能，能演绎出令资产阶级困惑不解的理论和形式。他们很快发现，最成功的产物莫过于绘画、作画和建筑设计中的新规则。比如立体主义派的毕加索就制定了一种新的视觉规则：在绘制一个脸的侧影时，把两只眼睛画在鼻子的同侧。

1922年，第一届“进步艺术国际会议”在杜斯道尔夫召开了。这是全欧洲参加各种集合体的建筑师的第一次会晤。一夜之间，格罗皮厄斯为包豪斯想出了一个新徽章的格言：“艺术和技术——一个新的统一。”接下去便是一场“资产阶级化”和“非资产阶级化”的大论战。定义，反定义；责难，反责难；所有的言辞愈益精细周到，神秘莫测，愈益学院化，最后以至于导致建筑设计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表明它符合最新的“本世纪的重大理论”，即表现极端的、无限的、绝对的非资产阶级化。建筑变成了以混凝土、钢铁、木材、玻璃以及灰浆造成的理论之化身。

于是，色彩再见了！坡屋顶和檐口再见了！厚砖石和其他贵重材料做成的穹楼、山花、过梁、后面圆拱再见了！柱头、壁柱、立柱、柱基、毛面的基座再见了！仅仅为制造气派而做的尖塔、西班牙瓦屋面、凸窗、牛腿——这一切也都再见了！从此以后，花岗石、大理石、石灰石和红砖，除非明明白白用在不承重的地方，否则都有掩饰虚伪之嫌。从此以后，墙必须是以玻璃或抹灰做成的薄皮。内部结构、机器造的构件、机械的规矩形状，这些房屋的现代“灵魂”都必须在外表表现出来。完全不得加以装饰。包豪斯学校由魏玛迁到德骚去之后新建的校舍，便是格罗皮厄斯集合体的一个典型范例。

于是，向来跟在欧洲时尚的后面亦步亦趋的美国人，也开始跃跃欲试新的筑建风格了。

可悲的事情是，从零开始这个观念在美国完全没有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冒烟的瓦砾堆，却相反使她从战争中走上世界的顶峰。她年轻，充满活力，像小老虎一般壮实。她没有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或者贵族制度可以去谴责、非难、诋毁或反对。她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更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

种种一切使得美国的实际情形跟欧洲大相径庭，“新建筑”在美国的推行变得荒唐可笑。但是，看过了“光明城”的人怎么可以转回头呢！伟大的新欧洲的建筑形象一定要带到美国来，无论用什么办法、什么方式。

杨启民所在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在这样一场建筑的大动**、大创新之潮中，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

以推崇新古典主义闻名的建筑学家保罗·克瑞特教授是宾州大学建筑系的主宰，他年轻时候曾经在巴黎美术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如今又在一丝不苟地运用别人培养他的办法培养学生。

克瑞特教授是一个瘦小严肃的人，总是穿一身紧身黑西服，配白衬衫，黑领结。他的高度近视的黑框眼镜像瞪得滚圆的猫头鹰的眼睛，阴森森地令人可怕。花白头发笔直地，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鹰钩鼻子尖锐地向前突出，两片薄嘴唇很隐秘地藏在鼻尖的阴影深处，轻易不出头暴面。

建筑的历史，建筑的艺术形象，建筑的比例、尺角、对比、均衡……学生必须从石膏像素描画起，从水墨渲染画起。克瑞特教授把这一切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那副猫头鹰样的黑框眼镜随时随刻会在教室里出现，检查学生们是否在按照他的要求学习。他谈起欧洲的新建筑总是不屑一顾，说那是小孩子搭的积木，是大理石的糖块或点心，仅仅为了迎合大众心理或是卖弄技巧，而真正的建筑艺术家不应该是追求时髦服饰的浅薄女人。

“可是美国有过伟大的建筑艺术家吗？”学生当中有人问他。

他沉默半晌，嘴唇在鼻子的阴影下面翕动着，回答说：“啊，美国的悲剧正在这里。美国艺术家纯粹是欧洲风尚的模仿者，他们全体患着一种病症，那就是‘殖民地综合症’。可我盼望奇迹在你们当中出现，你们是美国的未来。”

启民知道教授这番话不是对他说的，他不是美国的未来，因为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总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是古典主义还是新建筑呢？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建筑艺术的基本技法，小心地、屏心静气地一根一根画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一方面他又热心地搜集有关新建筑的各种图片资料，不断地揣磨、比较、想象，觉得它们确实是清新简洁，自然可爱。有时候他被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新名词新观念弄得目瞪口呆，晕头转脑；有时候他又在那些著名的教堂建筑面前感到发自心底的震慑和敬仰。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站在十字街口迷路的孩子，左顾右看，不知道往哪儿迈步。他明白自己还没有找准他应该站的位置。他在观望，在彷徨，在思索和选择。

读宾洲大学建筑系，便是他从加拿大到美国后第一次选择的结果。秋明本想跟他同窗共读，结果那时候的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秋明不得已进入宾大艺术系学习美术。秋明很懊丧。启民安慰她说这也挺好，建筑和美艺本来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姐妹。

同一年进入宾大建筑系学习的还有几位中国学生：李清明、赵远和任子龙。加上启民，四个未来的中国建筑家合租了一套公寓。满房间贴着水彩画、水粉画、水墨渲染画，地上乱七八糟扔着作废的画稿，水池里泡着早餐中餐留下来的碗盘，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就像他们那颗年轻的、动**不安的心。

四个人中，赵远大概是最循规蹈矩的一个。他画起图来几乎有着女孩子那样的细致和耐心，因而图面总是比别人流畅漂亮，这一点深得保罗·克瑞特教授的喜爱。也因为此，赵远自称为克瑞特教授的忠实追随者，他迷醉于古典建筑的华美、严谨和气魄，跟教授同样对新建筑不屑一顾。

任子龙是个矮矮胖胖的小伙子，一副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神气，画起图来总是墨迹斑斑，污秽不堪，让教授大皱眉头。不过你没法严肃地指责他什么，因为他鼻尖上、脸颊上和手心手背的墨迹说明他起码是认真在画的，他只不过天性如此。他憎恨古典主义的装腔作势，谈起新建筑来便眉飞色舞，期望它们能使他摆脱桎梏，自由自在发挥想象。他的想象力确实丰富多采，有一次居然设计出蜗牛形的建筑。很多年后，澳大利亚贝壳形的悉尼歌剧院问世，头发花白的任子龙在北京激动得大喊大叫，说这纯粹是一个误会，那歌剧院完全应该是他的作品，他很早以前就画出过类似的草图。

那时候，每逢赵远和任子龙为古典主义和新建筑争论不休的时候，居中调解的总是李清明。这个身材高大的东北人却偏偏生了一副毫无主见的脾气，总觉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古典主义吗？那是千百年建筑艺术的结晶，岂能轻易否定。新建筑吗？挺简单，又实用，暂时看着不顺眼，以后慢慢会习惯的。未来世界大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时候任子龙忍不住讥讽他是风中芦苇，哪边吹风哪边倒。“人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喜爱？”任子龙忿忿地说，“你将来一定不是一个好建筑师，因为你没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思想。”其实任子龙恰恰说错了，很多年后在中国，李清明就以自己的随和多变在建筑界占据高位。他不是一个阴险的投机家，他只是天性如此。

启民在这些争论中总是旁观者。跟李清明不同的是，他绝不是因为缺乏主见，而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拿定主意。他时而清醒，时而迷茫；时而坚定，时而动摇。意识深处觉得前面另有一条道路在等着他，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新建筑。那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命运，而他此时还无法知道。

尽管如此，四个人仍然是好朋友。一块儿上课，一块儿做饭，一块儿画图。未来的共同事业注定了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甚至秋明都成了他们四个人共同的女友，被他们一起宠着、爱着、幸福着。

那一年的六月里，克瑞特教授带他的学生们去参观著名的芝加哥罗比住宅。这是教授的老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1906年建成的房屋。

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上午，空气中充满了阳光的声音，在耳膜中形成奇异的效应。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原梦一样向前铺展，生动而且鲜明。远处有机车奔驰喷出来的白气，一朵一朵的，很快地升高又很快地消失。一匹红马，一匹白马，呈雕塑造型站立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旁边是一架废弃不用的巨大风车，古老的式样叫人联想到过去年代的历史。也许刚下过雨的缘故，草原上蒸腾着透明的雾气，光线和色彩在这当中流动，闪烁，璀璨夺目。

而在这一切之上，在广阔的、绿色的、蒸腾着生命的草原之上，突现着赖特的罗比住宅。

白色的、流畅的横线条非同寻常，似乎是一个草原的精灵，又和草原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当黄昏中主人悠闲地站立在二楼阳台上时，整个草原便都躺在他的臂弯里，在他的胸怀里。他用他的房顶最大面积地承受着草原的阳光，草原的风雨，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恩赐，他满怀喜悦和感激地接受它们。他在大自然中体会到生命的和谐，万物的生长。他向着上苍高举双手，祈祷一年又一年风调雨顺，牛羊肥壮，五谷丰收。

启民静穆地站立在这座非凡的住宅面前，他被它那种内在的和谐震慑了。血液在哗哗流淌，他心里顽强地回**着一个声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松开拳头，低下头来望望手心里湿漉漉的汗水，奇怪自己没有大喊大叫地扑上去拥抱这住宅。天哪，他多么喜欢它！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发自内心地喜欢一样东西。它美妙无比，辉煌无比。它在他心里完美无缺。

此后的几天，直至回到他们寄住的公寓之后，启民一直在激动不安地谈论这座住宅。他甚至跟克瑞特教授谈起它，用一种十分景仰的口气。

“你喜欢它？真是好极了！”教授脸上带着少有的温和笑容。“那住宅是赖特的美国之梦，完完全全的美国建筑之梦。赖特一直梦想着表现美国的精神，中西部的精神。想想看，人，住宅，草原风光，多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美国人的住宅。天哪，它比那些方方正正的铁盒子要美妙一百倍！”

启民觉得心弦里有什么东西猛地被拨动了。美国之梦？美国人的梦想？那么，中国人又在梦想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有中国之梦？中国的四合院，中国的骑街楼，中国的瓦檐翘脊，那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梦幻的结晶，它们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呀。

隐隐约约地，启民觉得摆在自己面前的道路正从大雾中一点一点冒出来，清晰起来。他似乎有点知道自己等待的是什么了。那个六月的草原之晨给了他启迪，他意识到自己将要担负一个无比沉重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