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醒在我梦中（第1页）
有人醒在我梦中
一想到我四十岁了，我不得不开始怀念白菊。
怀念白菊些什么呢？我在脑海里思索了好一会儿，才决定从一首歌开始。
这首歌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当年被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唱了个红满天。不过，这歌在我心中红起来，却并非关牧村。
我感觉这首歌惊心动魄的好听，是我与白菊的一次见面中。那是一个令人永远怀念的中午。那个中午，我没有午休，也根本没意识到会与人见面。我坐在一张破桌子上写诗，说实话，诗是一种很难写好的东西。我桌子下的竹篓里已装满了撕破又捏成团的稿纸。
那些纸团里皱折着我的诗行，可我一点不觉得那些诗可惜，可惜的是那花了一块钱才买回来的稿纸。那稿纸每本一百页，我不知道要撕到多少页，才会有一句我自认为是好一点的诗行。
看着一竹篓的纸团，我坐不住了。我得走出房间，肯定只能这样，看来仅仅推开窗户是不够的，那时，我心情很沮丧。
我跨出门第一步，第二步刚抬腿，我的眼睛顿时一亮，白菊正从走廊那头向我走来。她的这个走来，多年以后，成了我脑海中不可抹灭的记忆是我没预料到的。
那时她青春而亮丽像蝴蝶一样地向我走来。
我当然退回房间，迎她进来。
她坐在我的那张简陋的书桌前，方方的凳子没有靠背，她只能把双肘放在桌子上。窗外是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和一条很少有车有人过的马路。
我坐在床边上，只能看见她的侧面。我宁愿她这样与我相坐，她明亮且乌黑的眼睛要是面对着我，我怕我一下子跌进她的眼波。她的眼睛真的像大海一样，有一层层不断的波浪拍打着我的心。我的心却没有礁石那么坚强，总是挺立不住，有昏眩的感觉。我们从小在这个地质队一起长大，从来对她就没有昏眩之感。这种昏眩是近年来才有的，这种感觉的变化，使懵懵懂懂的我有一丝羞涩感和不解的困惑感。
我只能看她的侧面，这样非常的好，我的心免去了层层波浪的冲击。我的心不昏眩，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看她，而她的侧面也是令人非常愉悦的，像剪纸，波浪似的披肩短发，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子，乖巧而微翘的嘴形。是的，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愉悦。
我们愉悦地谈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日子。
在她充满友谊的话语中，她不时优美地歪头看着我，但看的时间并不长，她又会扭过头去。我知道，她知道我的目光在与她目光的接触中坚持不了多久，她总是在我抵抗不住要低头的时间里，把她的目光移开，这样我可以长久地看着她。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只是我们坐在这儿说起是快乐的，其实在那段日子里是我们最艰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这份正式的工作却使我们不能像原来一样，天天在一起做工。现在我们都在一个地质队工作，这好像是人生注定的，我们没得选择，我们的父母也同是地质队的，父母们退休，我们刚好顶替接班。
这些注定当然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从我们的父母同时进了地质队，又先后生下我们。这便注定了我们在地质队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下乡。
我和白菊下乡时，其实和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下乡不一样了，哥哥姐姐们是去农村落户，而我们只是去地质队的农场做工。
地质队的农场有两个地方可去，一个地方是在大山里，离城有二十里地，是个种粮养猪的生产农场，一个是在城郊，专门打泥烧砖的砖瓦窑。在我们一百多名地质职工的待业子弟中，只有二十二个人幸运地分配到了砖瓦窑。为什么说幸运，是因为离家不远，可以回家吃饭睡觉。
也许离家近，在砖瓦窑做工的几乎全是女的。只有我和一个叫方国庆的是男的。只有我们两个男人，是有原因的。我们有一台老式打砖机，它有一个吞黄泥的大嘴巴，需要有一个男人把一车车百多斤的泥迅速倒进去，然后从它另外一张嘴巴中每分钟吐出十块泥砖来，这又需要有一个男人迅速用两手掌夹起热烫的泥砖，把它们放在背砖人的背上。
这种老式打砖机每次只能正常运转一个小时，否则它会损坏。于是二十个女生背好背砖板，排好队。我将在开机的一小时中，把六百块泥砖准确无误地放在她们的背上，她们把砖背到不远的窑洞中，烧砖的师傅在那儿接住。一来一往刚好需二十分钟，她们也刚好二十个人。这样背砖的队伍连续不断，我也只能连续不断也夹起砖，放在她们的背上。
潮湿的砖每块约五斤重，十块就是五十斤。这种重量，是挑是扛是抬是提对于我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可是只能用手掌夹起来，的确算不易，刚开始我竟然力不从心，常常掉砖头。在那二十个女生连续不断地背砖，连续不断的笑声中，我便产生了无穷的活力，不久，我居然能夹起二十块砖，那时候，我刚满十九岁，练成了双臂无穷的夹力。
这夹力，在以后很久的日子里，成了我的魅力之一，是我未曾想到的。男人和男人之间是比较欣赏大力士的，因而他们常常喜欢较劲，凡是与我较劲的男人都很奇怪我的夹力怎么这么大？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怎样练成的。
很多年后，我第一次拥抱妻子，一不小心双手用力，差点把她夹死。妻子在我猛然醒悟的松手中，很久才渐渐回过神来。她说，男人也禁不住你抱，我说，我疯了我抱男人干啥？我说我原来抱多了砖头。妻子说，但愿以后你别把我当砖头抱。
那时候真的很苦，除了我夹砖汗流浃背，白菊汗流满面背砖外，我们还要用煤烧那砖窑。烧砖师傅说，小青年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就靠这个找饭吃。于是，我们都学会了烧砖的技术。我们采的泥是黄色的，机床压出湿砖来自然也是黄的，但一烧成了砖却变成了红的。红红的砖头，是很好看的，尤其砌成了房子更加好看。那时候，不仅我们地质队的房子是红房子，城市里也是一幢幢的红砖房。每每看到红房子的墙，我就感到亲切。虽然那么多的修红房子的砖，不一定都是我们烧就的，但砖一出窑，卖给了谁，修了哪幢房子，我们是无法知道的。既不知道，没法分辨哪些红砖里有我们的汗水，因而看见红砖都亲切。
更让我们汗流浃背的是烧好砖后，我们把砖们背出窑洞的时候。那窑顶虽经过我们放水冷却，可是，那作用也只是缓解一下高温。每次背完一窑砖出来，我们最少流出十斤汗水。那时候我们正是青春年少时，背靠着背喘气，也没有感觉谁汗臭，虽然汗湿透了我们的全身。我不仅不感觉汗臭，反而感觉白菊的汗水有一种让人愉悦的香味。其实，汗流浃背时背靠着背，对于散热并不理想，但每次休息，我们总不自觉地背靠着支撑疲惫的身子。我们真是累坏了，大家都累坏了，谁也不会注意到谁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休息。
其实，大家只能背靠背，如一身汗水地靠在窑壁处，会沾得一身是灰。既没得靠的，谁靠着谁，大家也就不管了。但在我的记忆中，我与白菊总是靠在一起。所以她的汗水味，至今是我记忆深处的怀念，这怀念也许会永远地伴随着我，因为这汗水是我青春期唯一不可抹灭的记忆。
我感觉白菊的汗水透过她的衣裳与我的汗水交融时，那是一种口渴、舌干、心快、意乱的欢乐。那时候，我们都还青春年少，真不知该怎么办？
确实，我不知怎么办。我没有将这快乐告诉任何人。只有一次，我差一点告诉了别人，这个人就是方国庆。砖厂只有我与方国庆是男的，出砖的时候，厂里那两间茅屋便成了我们俩人的住房，我们的任务是守护成果不让人拿走。那些夜晚是很难度过的，我们睡不踏实。于是，我们开始长时间地谈论砖厂的女伴们。最后，我首先确定以后要找老婆就找杨柳。杨柳是我们砖厂，大家公认长得最高又最漂亮的人。其实，这不是我的真心话，我先说了杨柳，只是想知道方国庆除了杨柳外他还喜欢谁。我心里很怕他说出白菊，又希望他说白菊。怕他说是因为我不敢想任何一个男人对白菊有野心，希望他说是能印证白菊美丽。
最后，方国庆说，他以后也希望找到杨柳这样的老婆。
我虽然假装很生气，说杨柳是我先要的，其实我很高兴地把白菊放进了心里，还差一点脱口而出说，我真正想要的是白菊。
方国庆说，别以为老子是傻子，你是喜欢白菊的。
我说，只准你喜欢杨柳，不准我喜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