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住在舅舅家的厦屋（第1页）
第一章住在舅舅家的厦屋
七十年代的得根镇——
毕杏波猫一样无助地蜷缩在炕上，思绪不仅像一团乱麻，更像小猫粉嘟嘟的舌头吧唧吧唧地来回绕着弯地舔着。这下，把她所有的不开心都撩扯出来——
下午痛快地和舅妈、李国、李佳他们打了一架，毕杏波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她脸涨得像下蛋母鸡的冠子，在屋里来回地走了几圈后把气撒到弟弟、妹妹们的身上。“上外头玩去。”毕杏波冲着大弟毕洪亮喊。开始，毕洪亮噘着嘴不愿意，他说：“有毕杏珍根本玩不起来，她老叫人背，不背就哭。”毕杏波一瞪眼睛，毕洪亮背起小妹毕杏珍拽着大妹毕杏艳乖乖地走了。其实，毕杏波就是想收拾一下乱七八糟的屋子，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毕洪亮带着两个妹妹一走，毕杏波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拒绝外面的喧嚣和味道，她像一截木头一样双手抱膝地端坐在炕上。毕杏波凝望着被夕阳染成斑斓色彩的窗玻璃出神儿，她想不出这太阳的能耐究竟有多大——早晨一个样儿，中午一个样儿，傍晚又能把一块块污浊不堪的窗玻璃弄得五光十色，真是神奇。毕杏波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蹲在灶坑前烧一会儿火再猛地往起一站的时候，眼前全是金色的“星星”，只不过那些“星星”是流动的，甚至飞溅般地乱窜。而玻璃上的“星星”被太阳弄得有规律地挪动，确切地说，是一束束七色光在运动。
脖子疼，眼睛也望酸了，毕杏波就把抱膝的双手放下，晃动几下胳膊腿，又抻了抻脖子。她如蛇般地蠕动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挪窝儿，只不过双手又托在了腮上。这回毕杏波不只是想，还极力地穿过窗玻璃上阻碍她眸光的“黄泥溜”（房顶和墙上的土被化了的雪水冲下来，粘到玻璃上又被雪水或雨水冲成一溜一溜的），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走动。无奈，玻璃上的光斑和“黄泥溜”固执地切割着她的视线，把院子里觅食的麻雀和舅舅家上屋房顶的袅袅炊烟分成条形或片状。眼睛有些力所不及，毕杏波只好侧耳细听，她似乎听见了住在上屋舅舅家灶坑里“大头煤”劈啪的燃烧声，瘦得像高粱秆一样的舅妈，瞪着金鱼似的圆眼睛对李国和李佳说：“一会儿告诉她妈，就说她偷了红缨枪后当柈子烧了，去管她要，她就打你们，还把李佳的鼻子打出血了……”
毕杏波激灵一下，手托着的下巴磕到膝盖上。嘴里咸咸的，她用手背抹了一把，原来是牙把嘴唇咯出了血……李国、李佳是双胞胎，李国和毕杏波在同一个班级念书，本来李佳也应该与李国、毕杏波一起上学，但舅妈说，“不行，李佳比她哥晚出生八分钟，身体弱，得明年上学。”八分钟就决定了李佳比毕杏波和李国他们晚一年毕业。
滴——嗒，越来越衰竭的滴水声打断了毕杏波的冥想。她知道，明天、后天，再有几个太阳就会把屋顶上滑叽溜的碱土晒干，还会晒出一溜一溜的白碱印。要想看到晶莹洁白的雪，看到屋檐下长短粗细不匀的“冰瘤”得明年。
毕杏波突然悲哀起来，“今年八岁，等到十八岁，二十八岁……会不会和母亲一样生好几个孩子，然后就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会不会也和孩子的舅舅住上下屋，孩子们也会有一个瘦成高粱秆一样的舅妈……”想到这些，毕杏波的心里又气起来。
“活着真没意思！”毕杏波嘀咕出了声。
吱嘎，院子里觅食的麻雀被木门的响声惊飞到屋顶的电线上，电线像是受到了男人的爱抚上下颤动起来，几只麻雀又喜新厌旧地飞到另一根电线上。直觉告诉毕杏波，这一声门响是在街道“五七厂”做临时工的母亲回来了。她还知道，身怀六甲的母亲不会直接回到自家屋里，她一定先到上屋的舅舅家去。毕杏波一直弄不懂，母亲是真想她的哥哥和侄男侄女还是为了讨好舅妈？毕杏波坐不住了，想下地看看饭锅，一想到苞米馇子早已煮熟，她又把腿抹回到炕上；毕杏波想擦擦柜盖，刚才和李国、李佳打完架已经擦过了；抹抹炕席，炕席光滑得闪着焦黄的亮光，炕头上还周正地摆着一个红花枕头，这个枕头是母亲为毕杏波即将出世的弟弟或者妹妹缝的。一想到又会有个弟弟或者妹妹来到这个家，毕杏波的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反正，她的肩膀上又会背着一个人。毕杏波又把目光移到枕头上，她发现，这个枕头弄得炕上像是有人要出嫁般的喜庆。看见枕头，毕杏波又是一惊。一会儿，母亲见毕洪亮他们还没回来，指定得骂她。
“大舌头，一玩起来就啥都忘了。”毕洪亮咬字不准，常把“四”说成“是”，毕杏波气急了就骂他“大舌头”。毕洪亮背地里也管毕杏波叫“灰毛驴”，因为姐姐穿一条灰色的秋裤。毕杏波一听到弟弟喊灰毛驴，不管是扫地的笤帚还是煤铲子、炉钩子抓起来就打毕洪亮，直到他蹲在地上求饶——毕杏波想去把毕洪亮他们找回来，又怕和母亲迎头撞见。
反正是挨打，一起来吧。毕杏波横下一条心，她知道母亲不会听她解释。
母亲的理由是：咱们住人家的房子，招惹不起人家，舅妈她们总是对的。毕杏波在炕上拿起抹布放下扫炕笤帚不知所措地转了几圈之后，索性拽过未来弟弟或妹妹的枕头，头朝里地躺在炕头上假睡。叮铃铃——不用看，毕杏波就知道是舅舅回来了，进门后舅舅准会把自行车停在院子的老地方。舅舅咚咚的脚步声像鼓槌敲得她心房乱颤。
“完了！”毕杏波心里暗暗叫苦。舅舅不用说话，只要绷着脸，任凭舅妈喷着唾沫星子编笆接枣地向母亲告状，李佳再适时地掉两滴眼泪，母亲就会如坐针毡，怒火中烧地冲到下屋，劈头盖脸地打女儿，最次也得让她靠墙站着不给饭吃——
“哼，不吃就不吃，破苞米馇子都吃腻了。”毕杏波躺在炕上嘟囔着给自个壮胆。
昨天早晨，班长带着同学们刚背诵完《为人民服务》，班主任赵老师就走进教室，她说：“现在，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侵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每个同学都要做一杆红缨枪……”赵老师有点激动，脸上泛起的红晕像搽了胭脂。下课后，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做一杆什么样的红缨枪。毕杏波没有说话，老师一说让同学们带红缨枪，她的心就咚咚地跳，她最怕学校要东西，妈妈连毕杏波和她弟弟妹妹们的饭都张罗不饱，根本不会管学校要啥。她也知道，工作在砖厂的爸爸要上一个星期夜班才能回家。砖厂离家六十多里地，爸爸只有在倒一个大班时才能回来看看，住上一宿。爸爸为了多挣些钱，早点给儿女们一间房子和一个带木门的大院子，常顶别人的班，十天半个月回来一趟是常有的事儿。
对爸爸，毕杏波从不敢有一点儿奢望。
昨天中午一放学，毕杏波顾不上吃饭就急忙找来几根木头杆子，想自己做一杆红缨枪，哪怕是一个雏形也好，鼓捣出一身细汗，毕杏波没办法让长木头变短，粗木头变细，她只好把它们扔回原处。毕杏波又去柴禾堆里翻，高粱秆太细，苞米秆太短，比来比去，“毛嗑秆”（向日葵秆）比较合适，只是拿在手里没有重量，太轻。她试着做了一个刺杀的动作，还像那么回事儿。毕杏波用抹布把“毛嗑秆”上的灰撸干净，把上面的毛毛刺儿摘掉，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门后。
“一起上学啊？”早晨起来，李国就站在毕杏波家的门前，他的声音像甘蔗里淌出来的汁液一样黏稠。毕杏波白了李国一眼。“红缨枪做好了吗？”李国不跟毕杏波计较。“不跟你走。”毕杏波用眼睛使劲地剜着李国。“那让我看看你的红缨枪！”李国仍旧笑嘻嘻地说。“滚。”毕杏波要去推李国，李国笑着跑开了。“不就是‘毛嗑秆’吗？”李国的舌头像钩子一样把嘴角的哈喇子舔回去。“毛嗑秆咋啦？”毕杏波索性把门后的毛嗑秆拿在手里，又轻轻地往地上杵了几下。看到毕杏波瞪起眼睛，李国不说话了，没有舅妈给他撑腰，他有点儿怕她。
毕杏波和李国一前一后地出了院门。李国手里拿着一杆木头的红缨枪，枪头是用白铁皮做的，枪头下面还有一撮红缨。那撮红缨在早晨的阳光下像洋蜡头的火儿，有点微不足道。李国把红缨枪一会儿倒到右手，一会儿又拿在左手里晃。毕杏波故意放慢脚步和李国保持距离。她知道，是舅舅给李国做的红缨枪，舅舅不但会木匠活儿，还会铁匠，大到打水桶，做铁炉子、炉筒子，小到做擦菜板，土豆挠之类……毕杏波对舅舅既害怕又佩服。
“要是没有李国、李佳他们，对，最好没有舅妈，她是地主的女儿，要不是她，舅舅其实是个挺好的人。”毕杏波一厢情愿地想。
与李国比起来，毕杏波手里的“毛嗑秆”像一截黑黢黢的烧火棍。
一路上，李国大声小气地和同学打招呼，大家传看着他的红缨枪，都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李国的大白脸也因此红润起来，他不时地回头冲落在后面的毕杏波做鬼脸。
毕杏波没心思搭理李国。她知道，学校今天要红缨枪明天还会要别的东西，特别是天气渐渐转暖，学校会让学生带“三带”，水杯、毛巾、抹布。老师检查“三带”时走到毕杏波跟前就用鼻子“哼”一声。而班长检查时会让她把放在书桌堂下的饭碗、一小块白布和一小块黑布拿到课桌上头来。听到同学们哄堂的笑声，似乎才是班长的最终目的。
有一次，袁涛一把扯过班长的衣服领子说：“我揍你！”班长的脸都吓白了。
“不敢，不敢了……”那以后，毕杏波的“三带”直接放到桌上，再也没人敢笑了。有一天晚上放学，毕杏波磨磨蹭蹭地走到学校门口，她装作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终于看到袁涛满头大汗地从教室里跑出来，她迎上前去送给袁涛两个带花瓣的“玻璃溜溜”（玻璃球）。袁涛是住在毕杏波家大门洞口袁爷爷、袁奶奶的孙子。“袁涛咋没有爸妈？”毕杏波问过母亲。母亲不但没回答她，还告诉她小孩子别老打听事儿。有时候，毕杏波背着小妹毕杏珍到袁爷爷家玩，她和袁涛互相撩一眼谁也不说话。袁爷爷就笑呵呵地看看孙子，又瞅瞅毕杏波，“你俩不是同学吗？咋不说话？”袁爷爷把“学”念成“xiao”。听到爷爷问，袁涛用眼睛扫一下毕杏波就低头往嘴里扒饭，小半碗高粱米饭把腮帮子撑得鼓起来，像含了两块糖球。毕杏波脸通红地背起妹妹跑出了袁爷爷家。“这么小就知道害臊。”跑到门口的毕杏波听见了袁奶奶说的话。还有让毕杏波更怕的是交学费，一元五毛钱成了她最大的心病。老师每天都要点没交学费学生的姓名，开始还有几个人陪着她，可最后总是剩下她一个人。毕杏波每次往学校走，脚上像坠了一块大石头，她甚至还多次想过逃跑。上学，对毕杏波来说简直是折磨。
上间操时同学们都很亢奋，大家手里的红缨枪虽然啥样的都有，但最扎眼的还是李国和毕杏波。李国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瞪圆了眼睛使劲地做一个刺杀动作，好像他面前真站一个反动派。相比之下，毕杏波的动作有些敷衍，要不是老师在前面盯着，毕杏波会逃出做操的队伍。
李国一上午没乐到头。
“来，过来。”间操一散，袁涛就叫住李国，李国慢腾腾地挪到他面前。
袁涛一把夺过李国的红缨枪，双手旋转起来，毕杏波听见红缨枪转动带起来的风声，她觉着这么好的红缨枪，应该袁涛拿着才对，要不是袁涛的眼睛小得像绿豆，他就更像邱少云，不，像王成。毕杏波再也找不出比他们还大的英雄了。
“哗，哈！”袁涛突然把红缨枪刺向李国的喉部，李国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袁涛说：“红缨枪给我使几天。”
“让你爷给你做、做呗。”李国抬起的手软绵绵，哭叽叽地像一只癞猫。
“嗨！”袁涛又用红缨枪指了一下李国。
“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围观的同学哗地一下散了。留下李国一个人坐在地上龇着牙。李国走进教室时，老师正领着同学们向毛主席像敬礼。赵老师把李国留在前面单独向毛主席敬了礼。礼毕后，赵老师平静地说：“回到座位上，好好改造世界观。”在同学们的嬉笑声中李国眨了两下眼睛，两滴眼泪像黄豆似的从他苍白的脸上滚下来——
这天，正好是毕杏波值日。李国像一截木头桩子似的钉在凳子上，毕杏波奇怪地看他一眼就低头扫地，扫到李国跟前她高声地喊：“起来。”李国磨磨蹭蹭地站起来说：“要是你帮我把红缨枪要回来的话，我让李佳给你一摞她攒的富拉尔基的糖纸（七十年代，女孩子们都时兴攒包装糖果的纸）。”毕杏波愣了一下又想了一会儿说：“活该！”她知道，李佳根本不听李国的话，再说舅妈也不会让李佳给她。“哼、哼……你等着，回家让你妈揍你！”李国哼唧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李国不敢跟他妈说红缨枪被人抢了，舅妈会逼着他要回来，他怕袁涛。
这天下午，毕杏波烧开煮苞米馇子的饭锅，又添了几铲子煤把火压住，到三点时再烧一把火饭就熟了。晚上炒一碗土豆片，母亲下班回家吃饭正赶趟，毕杏波蹲在灶坑前一边用炉钩子扒拉着火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两条圆规式的长腿突然挡在她的面前，把她吓一跳，同时一条木棍子在她的头上晃了几下，毕杏波忽地一下站起来。
舅妈带着李国、李佳来了。
李国手里拿着一根木扁担，龇着大板牙说：“还我红缨枪，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