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苏联研究者见面了（第2页）

啊哈！此次“偶遇”的真实原因浮出水面了。

“是的。”我又说，意识到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我会写一本书，让全国的人都来关心火星上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萨根似乎有讨好的意思。他很了解所谓的科学出版物，其本人就曾获得普利策奖，他担心我的书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从而造成政治效应——而这正是我的打算。

火星异常地物的存在以及它们向现代科学提出的难解谜题——这些内容确实会吸引一大批读者。

“你知道吗，”萨根接着说，“有人委托我评价所有关于那些‘东西’的论文和资料……”

“是的。”看起来这个词是最合适的回答，我只好第三次重复一遍。我回想起萨根对约翰·布兰登堡的独立研究小组论文的评论——论文的对和错都不重要，关键在于作者没有资格参加讨论。

“我相信你已经看过我写的这方面的论文了，”我提醒他，想起他看到我对伊利森金字塔的评论时的表现，“它就在‘加州大学建议’的附件里。”

“是的，”他抗议道，“但是论文里没有插图和示意图。”

“对，”我说，“我们做出插图之前，论文已经装订好了，如果你想要，等我回到加利福尼亚，我可以给你寄一份带插图的论文。”

这场条件交换似的对话，让我觉得非常惬意。

卡尔·萨根——寻找地外智慧生物领域的权威领袖——与一位可能找到地外文明证据的人正在互相刺探对方的动机，都试图了解一个关键问题：火星上曾经存在生物的证据是不是真的藏在“海盗号”照片里？我注视着大厅穹顶上的“普罗米修斯盗取天堂之火”与“阿波罗驾驭太阳车穿过天空”壁画，它们表现的是源自希腊神话的西方文明精髓，代表一个文明的起源，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我和卡尔·萨根靠着的柱子所支撑的穹顶，似乎是人类哲学的隐喻，与我们研究与探寻的内容息息相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我带着强调的语气表示：“我希望完成这些数据的研究，我希望彻底弄明白这一切。我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什么会在火星上！”

卡尔·萨根好笑地看我一眼，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

“好吧，”他最后说，“我猜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下在文献上发表的论文。”

所谓的“文献”当然是讨论科学问题的传统阵地——正规科学期刊。萨根既然这么说，就是承认火星问题确有讨论的必要性。这是我们招募他加入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萨根确实担心我们的研究会产生一定的公众影响，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其他方面我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下午的重点是，我将会见苏联国家科学院宇宙研究院院长罗尔德·萨捷耶夫博士。

我决定等到会议结束再找到萨捷耶夫，邀请他与美国合作进行火星研究。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以我的能力还远不能引起萨捷耶夫的重视，还有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萨捷耶夫究竟是谁。

在会场中等待的时候，我看到他在主席台，正和几个与会者交流，并回答听众的提问。我想，在我正式邀请他参加火星研究之前，也许这就是他与美国进行合作“研究”的主要方式。

萨捷耶夫对“星球大战计划”的看法并不出人意料：他认为，人类应该和平地探索宇宙，而美国总统提出的这一计划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将会影响到未来的美苏合作。

虽然他与苏联官方腔调保持一致，表示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是为了“太空军事化”，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感是发自内心的。萨捷耶夫显然认为，美国的新太空防御计划将在技术上与防御战略上彻底败北。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从他的专业观点来看这一计划也将对未来的行星探索产生重大影响：它会使美苏两国把本该属于行星探索的资源都用于太空军备竞赛。

意想不到的是，他重复提到“将要在火星上发现的奇迹”，也许是暗示美国与苏联联合探索火星——如果美国提前部署“星球大战计划”的话。我发现，萨捷耶夫对星球大战的反对是基于他个人的观念与科学方面的考虑。他惧怕的是，如果防御计划失败，即使一场小规模的核战争也会导致“核冬天”的到来。

换言之，他看起来是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致力于探索宇宙的奥秘，而不仅仅是个政客。我希望他对赛多尼亚地区的神秘地物研究持欢迎态度，支持相关的合作研究。

会议主办方开始设宴招待与会者和新闻媒体，我认为这是向萨捷耶夫介绍我自己的好机会。

科学院的圆形大厅再次热闹起来，觥筹交错间，我终于和萨捷耶夫见面了。他旁边站着一群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怀疑其中几个一定是克格勃——面无表情，在一旁暗中监视人们的谈话），尽管如此，我还是迎上前去。

“萨捷耶夫博士，”我说，“我名叫迪克·霍格兰德，我这里有——”我拿出加州大学建议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份项目计划书，里面列举了我们发现的火星上的一些奇怪现象，还有一份愿意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单……”

“是的，”萨捷耶夫回答，我甚至还没说完，“我看过这份文件。”

这说明吉姆·希克曼的“信使任务”成功了！

“好的，如果你看过的话，”我继续说，尽量表现得冷静克制，“你已经知道它的内容了。我想正式邀请你参加这个重要的研究，如果火星地物确实如我们中的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我们的合作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将是至关重要的，也对我们两个国家的未来关系有利。”

这时，所谓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开始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再加上萨捷耶夫的反应，我立刻意识到，他们还没确定如何回应我们的邀请——这也是我们几个月都没收到回复的原因。不过，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建议书，而且受到我的当面邀请，至少这有利于开启接下来的协商阶段。

我郑重其事地把文件交给萨捷耶夫，他立刻把它交给其中一名“使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我得体地告退，顺便表示我诚挚希望他能“在研究我们的建议之后”答复我们的邀请，接着便向吧台走去。

这时，我发现了萨根，他显然从大厅另一边看到了我与萨捷耶夫见面的全过程，我很想知道他对此事的忧虑会如何影响到他在苏联科学院中的同僚，以及美苏联合火星研究。

再过几个月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