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是自杀最大的帮凶（第1页）

冷漠是自杀最大的帮凶

前文也提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自杀频发。有关部门在桥上设置了防止自杀的围挡，这曾引发热议。反对设置围挡的一方声称围挡投资颇大却收效甚微，他们认为决心自杀的人终究会自杀，在金门大桥自杀不成的话也会换一个地方自杀。

然而，实际调查结果与他们的观点正相反，自杀受阻一次的人当中有67%的人不会再次试图自杀，并且能活到寿终正寝。有些人虽然是考虑再三才做出自杀的决定，但是一旦在自杀时有人出面阻止，或真诚挽回，多数都会回心转意。

也正是因为如此，韩国在自杀频发的麻浦大桥上开展了一系列自杀预防工作，具体做法是在桥栏杆上设置了写有正能量话语的灯带，这些文字让人们重新反思自己的选择，重新认识生命的可贵；同时还安排警察在桥上巡逻，第一时间挽救自杀的人。这项政策因取得良好成效而广受好评，而美国曾经反对在金门大桥上设置围挡的官员则遭到强烈的谴责。

自杀，是每个人脑海中都曾闪现的念头，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生不堪重负之时想过一死了之。自杀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最为悲剧的结局。同一社会屋檐下的我们不应袖手旁观，应尽我们所能去挽回自杀的人。

自杀是一种渐进式的行为，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因此是可以进行早期预防的。如果在这个渐进式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家人温暖的关怀，获得朋友的安慰或者得到社会救助，那么自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些徘徊在自杀边缘的人需要我们温柔以待。

国家不应把自杀视为个人行为，应保障对自杀预防工作的资金投入，齐心协力地去解决自杀这一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法医学家，我真心希望下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汉江满眼尽是花海，不再有一具具沉入江底的遗憾。

QA答疑解惑

1。法医学水平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人权意识的指标，在韩国历史上法医学最早出现于何时呢？

韩国最早的法医学可以追溯到朝鲜时代早期世宗二十二年（1440），《新注无冤录》《新注无冤录音注》的出版标志着法医学的启蒙。这一著作是中国元朝《无冤录》的译著，而《无冤录》是宋朝出版的《洗冤集录》（1247）的修订版。

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增补和修订，英祖二十四年（1748）出版了《增修无冤录》，正祖十六年（1792）出版了《增修无冤录谚解》。此后，又有一批法医学著作问世，例如正祖二十三年（1799）的《审理录》、纯祖年间的《检要》、纯祖二十二年（1822）的《钦钦新书》以及《尸帐》等。

宋朝刊行的法医学书《洗冤集录》。

朝鲜时代的法医学不仅学术书籍丰富，制度体系也很健全。根据有关历史记录，世宗年间，法医学被灵活运用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过程。当时实施复检制度，即严格规定必须有两名以上官吏到案件现场对尸体进行检查，并且两人应来自不同属地。

然而，优秀的书籍和健全的制度也逃离不了与国家一同覆灭的厄运。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庭将法医学拒之门外，我们祖先留下的法医制度和学术成果失去了用武之地。

近代法医学从这一时期开始萌芽。1930年4月18日，京城帝国大学（首尔大学的前身）开设了法医学专业，由东京帝国大学法医学专业的助教佐藤武雄担任教授，曾在塞弗伦斯医科专门大学（延世大学医学院前身）任教的崔栋教授在东北帝国大学深造后也来到这里任教。这个专业一直存续至韩国解放。

韩国解放后，曾在京城女子医科专门大学（高丽大学医学院前身）担任助教的金万达博士在九州帝国大学攻读法医学，在当时的大邱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庆北大学医学院开设了法医专业。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法医学日薄西山，幸运的是有崔栋教授、金万达教授两位先驱力挽狂澜，使韩国法医学的命脉得以延续。后来，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文国镇教授手中，他通过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契机走上了法医学道路，并且带领韩国开启了现代法医学的大门。

文教授在首尔大学医学院读大三时，一次外出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忘记带伞的他情急之下冲进一家二手书店避雨，在那家书店他被一本日文的《法医学》吸引，从此走上了钻研法医学的道路。但是那时，崔栋、金万达教授都已离世，文教授只能自学成才，他通读当时美国、日本的法医学著作，又远渡重洋去这两个国家深造。学成后，他将法医学学问带回韩国，成为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的创立者之一，并且独自在法医学部门担当重任；1970年起任又石大学病理学专业副教授；1976年9月1日创立高丽大学医学院法医专业，并在那里工作至1990年8月退休。文教授引领韩国法医学实现全面发展，特别在法医血清学、医疗法学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

日本人统治下的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院随着韩国的解放而瓦解，首尔大学医学院经多番努力，终于在1984年4月1日正式设立了法医学专业，由李正彬担任教授，与后来的李允成教授一起为韩国法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我正是在这两位教授的教导下，播种下成为法医学家梦想的种子。

2。终止延命医疗等尊严死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对于这类事关生死的议题，我们应该如何转变思维方式，以正确的态度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