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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调虎离山
不过,刘仁轨只是感觉找到了机会。
吐蕃问题的大会还未召开时,刘仁轨就得到消息,说李敬玄认为不该对吐蕃用兵。按照“政敌拥护的,我就反对”的法则,刘仁轨马上提出要亲上战场,并且保证马到功成。
狄仁杰内心也反对用兵,可他没有说。因为他发现,跟刘仁轨这样的官场大佬,尤其是在此时唐高宗需要的官场大佬对着干,肯定会颗粒无收。官场之中人人都知道的一个智慧是:不该出手时绝不出手,安全第一。
狄仁杰现在就站在暗处,看二人谁能笑到最后。
李敬玄要远比刘仁轨想得远、想得高。刘仁轨想得很简单:等我把吐蕃那群爱惹事的傻小子的脑袋拎到京城摔在李敬玄脸上,那就万事大吉了。而李敬玄的想法则是:有种你就擅自行事,反正我中书省不发布命令,我活活憋死你。
刘仁轨的确被憋得痛苦不堪。他到达前线后,察看地形,训练部队,对吐蕃发动反击战有了七成把握后,就向中央请求命令。可是,命令到达中央后,李敬玄总是拖延,唐高宗问,他才有前线的消息,唐高宗不问,他从来没有任何消息。他现在就像是个提款机,只有别人来取才有钱,否则从不主动吐钱出来,即使刘仁轨的奏请书已经堆积如山。
刘仁轨在前线每发出一份军事奏请书,盼望及时的回复正如少妇盼望从军的丈夫归来一样。他感觉到有人在搞鬼,并很快被人证实,的确有人在搞鬼,的确就是李敬玄。刘仁轨气得直跳脚。有人对他说:“跳脚没用啊,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刘仁轨不仅在战场上足智多谋,在官场上同样老谋深算。他开始思考如何对李敬玄进行反击。如今,他在外,很多情报和请书必定要经过李敬玄,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奈李敬玄分毫。只有一个办法:调虎离山。
官场上的“调虎离山”计要远比军事上的“调虎离山”复杂。它分步骤,每个步骤丝丝入扣。老虎所凭恃的不过是山林和锐利的牙齿。所以,第一步:把老虎调出山来,李敬玄这只老虎的山林就是中书省。第二步:拔掉老虎的牙齿,李老虎的牙齿是中书令这个职务。其实第一步和第二步可以看作是一步:只要把李敬玄调出中书省,山林和牙齿就等于全没了。最狠毒的是第三步:把老虎放到它最不擅长的地方,比如水里,让老虎死无葬身之地。李敬玄最不擅长的地方当然是战场!
一有计划,绝不拖延,这是老军人刘仁轨多年以来的行事作风。他亲自给唐高宗写信说,我在边防观察这些天发现吐蕃野战军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我认为,咱们整个大唐只有李敬玄能担当打败吐蕃的重任。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我希望您能大公无私,让李敬玄到前线来接替我的职务。
唐高宗高度重视这件事,但李敬玄一听,气得要爆炸。刘仁轨,你太狠了。你明知道战场对我而言就是禁地,偏要我去,这不是把我当成羊肉串放火上烤吗!
李敬玄坚决不去,唐高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说:“亏我平时对你那么好,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刘宰相在军事上是高手,他推荐的人能有错吗?打个过分的比方,刘老英雄要是让我去,我马上换上军装,提着武器就上战场,你怎么叽叽歪歪的。”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李敬玄想不去都不可能。结果,李敬玄一到前线,恰好吐蕃进攻,先头部队惨败。按理,李敬玄作为总指挥,应该赶去救援,可他一听前线战事,吓得魂飞魄散,带着亲兵部队逃跑了。结果18万唐朝野战军因为没有了总指挥而被吐蕃打得落花流水,几名大将被活捉。
长安城大明宫如雷轰顶。这是自唐立国以来难得一见的惨败,而正如刘仁轨指出的那样:罪魁祸首就是李敬玄。
唐高宗对李敬玄的确是关爱有加,并且很有同情心,对刘仁轨指控李敬玄丧权辱国的罪行,唐高宗几乎就没有给处罚,而是让李敬玄继续在青海主持军政事务。刘仁轨此时无法下手,但敌人有时候会自动露出马脚让仇人踩。李敬玄在青海三番五次地给唐高宗写信说,自己身体大不如前,几乎就是行将就木了。
唐高宗太爱李敬玄了,就要他回京,等候新的任命。新的任命很快就要下来,刘仁轨又对李敬玄发动攻击。他说:“经过多日的观察,李敬玄根本就没有病,即使有,也是被吐蕃人吓破了胆,这无论如何都是小病。”唐高宗叫专家去诊测李敬玄,专家的报告果然如此:“李敬玄没有病,至少没有他本人说的那样厉害。”
唐高宗这次是真的龙颜大怒了,李敬玄被发配到衡州(治所广州)担任刺史,虽然是一方大员,但和他当初的中书令相比,已是天渊之别了。
刘仁轨的官场斗争策略留给狄仁杰两件礼物:一是官场中该闭嘴、该沉默时必须沉默,不能跟所有人都较劲的宝贵经验。狄仁杰明知道刘仁轨是在报复李敬玄,但他闭了嘴,因为他知道,跟理性的皇帝斗争即使失败了,还能落个谏诤的美名,但如果跟官场大佬斗争失败,那只有死路一条;二是关中各州特使的职务。狄仁杰可以离开紧张刺激的官场,到地方上去释放一下心灵,顺便捞点政绩。任何官场牛人都知道,捞政绩最好的场所是在地方。
聪明人不立危墙之下
在唐高宗准备与吐蕃进行决战的仪凤二年(677年),关中西部诸州政府按照中央命令强行征收赋税和加大兵役执行力度。所谓兵役,其实就是给国家当义务兵,运气好的还能活着从战场上回来,运气不好的,比如天生短命鬼或者是碰到李敬玄那样的半吊子指挥官,那只有死路一条。但政府逼迫得太紧,强行让百姓去当兵,百姓不想去,于是二者就对立起来。
对立到极致,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武装对抗政府。这些武装团伙虽然人少,但擅长游击战,白天在深山里睡大觉,晚上就出来四处抢劫杀人,搞得社会秩序极度紧张。特别是关中西部的歧州(治所陕西凤翔),高压政策把许多人都逼成了土匪。政府有本事把这些逃兵逼成土匪,却没有能力搞定他们,受到祸害的只能是普通百姓。
狄仁杰到岐州后,深刻了解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能成事,只能惹下大祸。他颁布命令,将捕获的逃兵全部释放,发放路费和粮食,将他们遣送回乡。又在各处张贴政府通知,允许在逃的士兵出首,那些已经成了土匪的也在列。不过,狄仁杰最后强调,如果还依然保持土匪的身份,那本官只能诉诸强大的武力,让你们身首异处,绝不宽恕。
中国的百姓但凡有一条活路,绝不会铤而走险去当强盗。在狄仁杰的温和政策下,土匪逐渐减少,很快,岐州就恢复了秩序。
唐高宗看到了狄仁杰的工作报告后,大为高兴,拿着报告书给那些政府官员说:“瞧,狄仁杰一出马,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其实,任何京官都了解这样一个常识:在地方上稍有点成就,一旦摆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那就是煌煌政绩。京官们没有这样的本事吗?当然有。但他们离皇帝太近,而皇帝身边的事在天下人眼中是大事,可在皇帝眼中都是小事。聪明的官员把一件天大的事做好,皇帝也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可,因为在中央,天大的事实在太多。这就叫习以为常。
尤为重要的是,京官,特别是大官所做的事都是战略性的,要很久后才能看到效果,当效果发生时,已经有别的事把这效果掩盖了。而地方官所做的事只是执行命令,是实务,很快就能看到结果。这就是思想家和技术工人截然不同之处。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地方官最容易捞到领导眼中所谓的政绩。东周时,齐国地方上有两个行政长官,一个是即墨城的长官,另一个是阿邑城的长官。某天,齐国最高领导人把二人叫到中央,先对即墨城的长官说:“从你到即墨后,天天都有诽谤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可是我派人到那里去实地考察,看到田地不断开辟,人民富足,官吏清闲无事,国家东部因此得以安宁,可见你是一门心思在抓经济建设,根本没有时间来送礼。”
于是最高领导人就让即墨城的长官到中央来上班。而对阿邑城的长官说:“从你管理阿邑以来,天天都有赞扬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是我派人到阿邑去实地观察,看到田地没有开辟,人民穷困挨饿。可见,你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为百姓谋福上,全把心思用在贿赂我身边的人替你说好话上了。所以,我决定煮了你!”
据历史说,从此,齐国大治。
但是,你知道那个即墨城的长官叫什么吗?他后来到中央后有什么伟大功绩吗?没有!
并不是他品格和智慧退化了,而是在中央,人才济济,无数大事都是小事,很难鹤立鸡群。而在地方上,稍具备点行政能力,再有一点责任感,就能做出政绩来。
永隆元年(680年),50岁的狄仁杰被调回中央担任掌管政府预算开支的户部度支司的长官。弘道元年(683年),唐朝的政治生活大起波澜,唐高宗离世,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唐高宗在离开人世前,狄仁杰出人意料地被调出长安,到宁州(治所甘肃宁县)担任军政一把手(刺史)。
所以说狄仁杰出乎意料地被调出,可能是他本人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