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据理力争两人针芒相对（第1页）

第3章据理力争，两人针芒相对

唐高宗一意孤行，“权善才那厮砍我父皇陵上的柏树，使我陷于不孝。我知道你是好法官，所以一定要将他处死”。

狄仁杰据理力争，因为他有法可依，执法也严，两人针尖对麦芒。唐高宗的身体直冒火星，大理寺长官张文瓘看到唐高宗的脸色在狄仁杰的言辞下忽明忽暗，感觉不妙，急忙去扯狄仁杰的衣服，使眼色让他闭嘴。

狄仁杰拿开领导的手，向唐高宗发表长篇大论：

“犯颜直谏，自古以来都认为是难事。但我认为这种认识太绝对。在桀纣之时，难；但在尧舜之时，则易。老天爷爱惜我，让我生在尧舜时代，所以我肯定比比干（因劝谏商纣王被挖心而死的商朝大臣）命好。所以，我要痛快而又无担忧地说下去。

我可以举个例子，汉文帝时，有人偷了汉高祖庙里的一个玉环。汉文帝让司法官张释之判处那人灭族之刑。张释之当廷抗争，最后汉文帝改了主意，仅仅将那个人本身处以弃市刑罚。当时，张释之有这样一句话，偷窃高祖庙一个玉环就要被诛族，如果有人胆大包天跑到高祖陵墓去挖土盖房该如何惩处呢？

我说这个事其实是想告诉皇上您，您如果因几棵柏树就杀掉了一位将军，千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议论您？我不想让您因冲动而杀掉权善才，就是怕您背负无道的恶名。”

这是一段劝人的经典，处处都在替对方着想，处处都体现了关心，即使是铁石心肠，听到这段话也会悬崖勒马。唐高宗琢磨了半天，想反驳狄仁杰，但愣是没有找到狄仁杰话语里的破绽。他心服但心不平，所以又重新开辟了一条战线：“依据法律，权善才虽不至于死罪，然而情不可容。我恨死这人了，请您法外杀之。”

狄仁杰听到皇帝最后这句话，真想笑出来。这话显得毫无水平，唐高宗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国家法律拿他没有办法，那黑社会那一套应该可以。

法外开恩是错误的，而法外开罪简直是滑稽。狄仁杰义正词严，说：“法律是皇帝您制定的，而且公布天下，任何一种刑罚都有刑法作为根据，怎么可以有犯轻罪而处以极刑的道理？如果不依法办事，将来百姓怎么办，他们怎么知道在大街上追逐不会触犯您心里的法律？您如果真要为了权善才改变法律，那就从今天开始。”

唐高宗实在没辙了，也没有了脾气，只能勉强同意了大理寺的判决。不过，唐高宗有着并不低级的行政艺术，既然已经同意了大理寺的判决，那狄仁杰的辛苦不能白费，他化激愤为温和，对狄仁杰说：“您能守法，我就有了个好法官。”然后对身边的史官说，把这件事给我写进史册。

此后不久，唐高宗就把狄仁杰从大理寺调入御史台担任监察委员（御史）。狄仁杰职责所在，对唐高宗的劝谏更是变本加厉。由于狄仁杰深谙进谏艺术，所以都能得到唐高宗的接纳。有一次，唐高宗对狄仁杰开玩笑说：“您是借了权善才的光啊！”

狄仁杰笑了。的确，老天创造了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是废物。或是自己登梯子成为英雄，或者是做别人的梯子，让别人成为英雄。权善才就是狄仁杰的梯子。

实现职业价值。

西方哲学大家笛卡尔有一句话：“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是哲学家，哲学家的工作应该就是每天思考。如果这句话放到狄仁杰身上，则成了：我弹劾，故我在。

任何人想要证明自身价值，必须有所行动。而行动的思路则是，在本职业或者是擅长的领域对困难发动凌厉的攻击。狄仁杰的监察委员职责，要求他必须对那些有违法制和道德的行为进行强烈的打击。

狄仁杰证明其价值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农业部部长（司农卿）韦弘机。韦弘机是位老官僚，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已是中央政府中级官员，出公差到西域，因通往西域路上的国家跟唐朝决裂，所以不能返回长安。韦弘机就在西域游历3年，对西域进行了专业性的考察，回来后向李世民献上《西征记》一稿，李世民龙颜大悦，韦弘机一下就跳进了高级官员的行列。

唐高宗李治登基后，显庆五年（660年），升韦弘机为农业部副部长，5年后，成功转正。唐高宗时虽有武则天对朝政指手画脚，但政治总体上还算清明。韦弘机本人机警伶俐，善于逢迎，但如果不是他有超人的才干，不可能同时得到仁慈的高宗和精明的武则天的信任。

上元二年（675年），韦弘机亲手种下了晦气的种子。同年，唐高宗在东都洛阳住了一段时间后要返回长安，临行前对韦弘机说：“洛阳和长安分别是我的东宅和西宅，洛阳现在的宫殿大都是隋代所建造，接近60年了，虽然不是豆腐渣工程，但外表上不能显示皇帝的威风，我想要装修一下，肯定要花钱，你认为有什么好办法？”

韦弘机千方百计地寻找讨好上司的机会，想不到机会马上砸到他脑袋上，他当然不肯放过。他说：“农业部有钱啊，咱们这些年根本没有花什么钱。政府给农业部伐木雇工的拨款每年节省下来的都有很多，至今，应该有40万两黄金，装修一下洛阳宫殿是绰绰有余啊。”

唐高宗一听，大喜过望，任命韦弘机为洛阳宫殿装修工程总指挥，全权负责洛阳宫殿的翻新。韦总指挥是个出色的心理大师，长期的仕途生涯让他总结出很多科学的做官法则。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虚荣心，每个人，特别是领导，都希望得到人间极品。唐高宗当然也不例外，韦弘机装修洛阳皇宫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领导的虚荣心。

所以，在装修洛阳宫殿的过程中，韦弘机还自作主张，重新修建了三座奢华的皇宫。其中的上阳宫位于皇城之外西南方，皇宫的级别绝对是当时唐王朝皇室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座。同时，为了来去方便，韦弘机用一座高架桥（虹桥）将皇城和上阳宫连了起来。仪凤三年（678年）春节前后，韦弘机完工大吉，回到长安等待领导颁发奖状。

可是，韦弘机万万没有料到，早有人把洛阳城工程摸得清清楚楚，向宰相刘仁轨作了详细的报告。本来，领导改善居住条件并没有错，错的是，改善领导居住条件的是韦弘机。

韦弘机因为在官场上以善讨领导欢心而着称，很多人对他是羡慕、嫉妒、恨。包括宰相刘仁轨在内，也是对这位领导面前的红人，极不待见。如今听到这一天大的消息，刘仁轨清楚，韦弘机的好日子到头了。

但是还有个难点，刘仁轨不能以堂堂宰相的身份去攻击韦弘机这个部长，如果将他击败还好，如果失败了，那他这张宰相的老脸往哪里放？刘宰相思来想去，想到一杆枪：火力强大，准星精准，并且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狄仁杰。

他叫来狄仁杰，谈些闲话，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话题引到了韦弘机身上。刘宰相说：“韦部长从洛阳回来了，春风满面，听说洛阳装修工程顺利完工。”

狄仁杰说：“我也听说了，仅装修就搞了4年，韦部长真是慢工出细活啊。”

刘仁轨提高嗓门：“扯淡，哪里仅是装修，他还在皇宫外面建了三座豪华的别墅，美其名曰是让领导修身养性的。我对历史也是稍有了解，历来给皇帝建造别墅，都是把别墅建在深宫之中，不使外人看到，恐伤百姓的心。韦部长倒好，明目张胆地让皇帝失德啊。”

狄仁杰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听到这样的事情，若不是顾忌上下之分，早就拍案而起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明天我就去皇上面前弹劾韦弘机。”

刘仁轨老谋深算，劝阻狄仁杰，说：“韦部长这人也不是什么坏人，我看，还是先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他态度如何。”

狄仁杰出了宰相府，就去韦弘机家，把刘宰相和他本人的意思一说，韦弘机嗤之以鼻。他傲气十足，鄙夷地看着狄仁杰，说：“天下有道，百官各奉其职，宰相就应该每天思考如何替皇帝分忧国家大事，而至于像我这样的技术型官僚，只是为皇帝做具体事务的，我只是尽职责而已。”

狄仁杰当然能听出来韦弘机的话外之音：刘仁轨包括他这位监察官都是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他韦弘机不怕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他是在给皇帝办事，是在恪尽职守。

狄仁杰暴跳如雷，他认为韦弘机的强词夺理极为可笑。的确，洛阳宫殿的整修是皇帝的意思，但是，皇帝从来没有特意命令要重新修建三座别墅。韦弘机所用的金钱看上去是合情合法，因为是历年政府拨款剩余的。但是，这也是纳税人的钱，国家法律条文中从来没有一处条文规定，部门的政府拨款如果剩余，可以自行处理。

狄仁杰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对韦弘机这样的人进行教训，效果微弱。韦弘机和所有“官职由领导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专制政府官员一样，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工资是由纳税人给的，但他们的官职却是领导给的。只要满足领导的欲望，金钱和荣耀便会随之而来。所以，政府拨款的剩余，任何官员都说服不了自己把它用在利国利民的事业中去，因为这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的典型愚蠢作风。

所以，当狄仁杰在对这位部长谈高度时，韦部长立即端茶送客。狄仁杰怒气冲冲地来找刘仁轨，发下毒誓，不把韦弘机弹劾下台，他就主动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