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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推进

一　部内的人事波动

我们在把工作向战区和前线推进，而早就在消极抗外、积极防内的反动派也正尽力策动着他们的反推进。

这首先表现在政治部内上层人事的波动上。

自从敌人加紧进攻武汉以后，陈诚忙着第九战区的军事指挥，差不多经常住在前方，部内的工作难得兼顾了。两位副部长周公和黄琪翔，在工作上论理是可以更多发挥些自由的。我们的工作多少得到推进，主要就是靠着周副部长的领导。黄琪翔至少在消极方面还不妨害我们。

有一次是咸宁出了一件案子。咸宁县政府把一位在境内从事民众工作的中共同志，抓起来关了，有公文到政治部来请示处理办法。——这应该是省政府职权内的事，由于陈诚又是省政府主席，公文的呈递绞了线，便落到了政治部。张厉生已经批了“拟饬令严办”，秘书处作为例行公事呈上了黄琪翔。黄把它给周副部长看了。这是违反国共合作的原则的，周副部长便给予了一番严厉的批驳。问题不用说弄到“老头子”那里去了，后果自然也就落在黄琪翔的头上。

在这件事之后不久，黄琪翔被调任为第五战区的副司令，免去政治部副部长职。这是一种左迁了。张厉生和贺衷寒都升了官，张厉生升为副部长，贺衷寒升为秘书长。这一升调是具见匠心的。一方面给予黄琪翔那样的人知道：孩子，你不要太认真，以为我们认真在联共！另一方面是加强了防共阵线——在前是两位副部长对一位秘书长，不仅是二比一，而且还是上克下；现在是一位副部长对一位副部长加秘书长，不仅上克下的形势消去，更反而成为一比二了。

这事的发生是在“七七”纪念后不久，我自己是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的。我曾经发生过辞职的念头，有三个整天躲在珞珈山的寓所里，没有上厅去办公。朋友们知道了我这个意思，也有表同感的，像张志让和董维键便曾经写信给我，愿意共同进退。我自己始终感觉着在反动派的控制下，工作是无法展开的，即使展开了一些，但一切都无从兑现，宣传就等于欺骗，岂不是我们在帮助反动派陷害老百姓吗？我希望能在更自由的天地里去做工作。当然也还有些个人感情夹在这里面。照部内的公文程式，厅长打报告或请示，是要“谨呈秘书长某转呈部长、副部长某某”，而自称“职某某某”的，我已经向陈诚、张厉生之流称了将近半年的“职”，现在连对贺衷寒也不能不称“职”了。这等于做皇帝的人称“儿皇帝”，的确是要有点大本领才能够做到。我自己不想隐讳，我是自尊心相当强的人，委屈到要向贺衷寒称“职”，实在还须得经受一番锻炼。

那次是周公向我动了声色。

我三天不上办公厅，弄得厅里有点人心惶惶起来，事情也就自然为周副部长所知道了。他在第三天晚上请我到他寓里去吃饭，三厅的负责朋友们多在座。

我们检讨了一下三厅的工作，周公认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我们也检讨到部内的人事波动，我便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说，三厅的工作我自己的贡献很少，取下我这顶帽子，三厅的同志们依然可以干下去。再要在贺衷寒下边受气，实在有点吃不消。

向来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要着火了，他向着我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

他看我沉默着，又补充了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

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打消了我的怠工。

二　申斥与召见

八月十五日是当时的国际青年节，胡愈之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在《新华日报》的社论栏内发表了。我是题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对于青年应该让他们自由发展，就如像培植树木一样，只要充分给予以阳光和养分，免受风害虫灾，它自会成为栋梁之材；不好任意加以拴束剪削，那样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些盆栽小景而已。这当然是有点讽谕当世。

本来青年教育是应该没有什么国界的，更何况国内在讲团结，国共已经在合作了，而苏联更是唯一的与国，给了我们很多物资上和精神上的援助，空军义勇队更不惜以他们的鲜血洒向我们的国土。（那时候美帝国主义正拼命把汽油、废铁、军火、棉花输向日寇，大赚其钱，让日寇一转手用来屠杀中国人。）我们就做做文章，题题字，来纪念纪念这个青年的节日，就作为外交上的礼仪似乎也不算失格。

然而这一件事却闹出了一个大岔子。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我接到陈布雷的一封信，他说，愈之的文章和我的题辞，“委座”表示不满意，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在有色彩的报纸上发表文字。同时在信里面附了一份剪报，便是愈之的那篇文章，由那位“委座”用红蓝笔连批带骂地弄成了一个三色版，怒不可遏地写上了好些恶毒的短句。（这篇资料，前几天宋云彬告诉我，说他还保存着的，可惜一时检查不出。）

龙颜既经大怒，小臣们也就只好写了一封信回答侍从室，以表示“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了。

自以为这样便可以了事的吧，因为申斥只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究竟还给了一点面子，事情倒好像并不那么严重。然而更出乎意外的，接着却又来了一次召见。

这次的召见是在汉口，因为武昌省政府已经中了弹，炸得一塌糊涂了。侍从室和军事委员会都已经迁到汉口办公。

那是一座大洋房的底层，一条有窗壁的走廊上，隔窗不远便是砖墙，但光景倒也并不怎样阴森。

召见者在一个角落里，一张条桌前坐着，站起来迎接了我，要我在他的对面夹桌而坐。

照例是寒暄几句之后也问问工作，再之后，便提起愈之的文章来：“唵，那文章实在做得不好，唵，那是不好的！”

是带着笑容在说，脸色很红润，有点嫌薄的上嘴唇在作龋齿式的微微**。

“公务人员啦，不好在，唵，有色彩的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不好的，唵，这不好。要发表文章，唵，最好，唵，是在《大公报》，唵唵，那样中间性的报纸。唵，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