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第2页）

在山西省运城市，2。3亿元国有资产一夜“大缩水”，被一家民营企业以6410万元收购；上海市一家国企老总借改制之名，施展“腾挪大法”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上千万元……

有的经济学家说，这只是个例，但如果反问一句，你有数据证明这是个例吗，恐怕他们又集体失语了。一位前卫经济学家居然认为：“为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郎咸平教授炮轰的“七招”中的“拾死鸡”现象，就活龙活现揭露了国企改革腐败中的常用招数：某些“有眼光”（当然更要有权、有关系）的人，看到一个企业败落但内在质量还行，就在其濒临倒闭时介入，只需花很小代价就能得到这个企业，然后经过一番运作，企业再现生机，这时候，无论自己经营或再度出手，“拾鸡人”都会赚上一大笔。说穿了就是，国有企业的某些“有权人”，把好好的鸡弄个半死不活，然后把它当作死鸡贱卖给自己，到手后喂一些米汤就能让它重新活蹦乱跳，转眼间个人资产就能迅速膨胀。

改革的代价是失去正义

某位在国有企业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工人，刚刚还在对儿孙说，自己庆幸遇到了改革的好时候，要好好珍惜云云，忽然第二天就被告知企业转制，自己下岗了。

有位年轻厂长和老工人儿子的年龄相仿，本来没有任何投资能力，却因为“生逢其时”，接受了上级主管部门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或者干脆和政府官员携起手来，通过自卖自买、贱卖贱买的方式，通过零资产转换，一夜间就从原来一穷二白的国有企业“保姆”，成了拥有庞大人才物力的“主人”。

就像过去大规模圈地运动让农民变成城市流民一样，国企改革让广大员工尤其是中老年员工丢了饭碗。即使没有丢饭碗的员工，也会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流失。他们没有发言权，为了保住饭碗，只能听从少数几个人的任意摆布。于是，他们上访、像祥林嫂一样到处诉说，却被当作不稳定因素受到劝阻甚至打击。

税制不一，竞争环境不平等

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是税制不平等。通过改革，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或优惠税率，减轻企业负担。

在过去20年里，国内市场上的中外企业矛盾，主要体现在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上。税率不平等，国有企业就无法公平竞争。

我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截至2004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5621亿美元，累计合同利用外资10966亿美元，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2004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发展中国家的26%，占全世界的9%，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第3大FDI接受国。

外资蜂拥而来，最普遍的问题是避税严重、税负不公，以至于“长亏不倒”、“越亏损越投资”。2003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平均亏损面达51%～55%，与此同时投资额却在不断攀升。据估算，2004年外资企业涉嫌逃税300亿元　6。

从1997年到2003年，如果按“实际纳税产值”测算，内资企业承担的实际税率，大约比外资企业平均高出6～8个百分点；如果与港澳台资企业平均税率比较，内资企业的税率要高出8～16个百分点！当然，从名义上看，税法规定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如此大的差别，“优惠”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掌握的“豁免”与“减半征税”上　7。

那么，能否实现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呢？目前看来还有阻力，主要是担心税收优惠降低后，外资会撤走。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在这个问题上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分歧。

一项实证调查表明，1996～2003年的每一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的投资区域，与税率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税负高的地区外资企业投资多，反之则少。例如在上海、北京等地，外资企业的纳税产值比率高达19%，可是外资仍然蜂拥而来；内蒙古的外资企业2003年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只有2。3%，可是外资仍然去得很少。这表明，外资企业的直接投资和税率之间关联不大。

由此可见，对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的担忧可以说是杞人忧天。

统计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内地的平均税率只有11%，外资金融企业的所得税率更是只有3%。相比之下，我国内地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率要达到22%，国有企业的税率更是高达30%。

税负不公使得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竞争之初就站在劣势地位，并且导致部分内资外流，以“外资”的形式回流到国内享受外资的优惠政策　8。

各行其是，八仙过海显神通

把国企改革列为各级政府中心任务，少说也有六七年。如果从最早的国企改革算起，已经有20多年了。

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受农村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鼓舞，在城镇国有企业中大力推行承包制，结果赚了是承包人的，亏了是国家的，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于是，为了帮助国企脱困，又采用了股票上市解救国有企业的办法。结果众所周知，不但股票市场一蹶不振，而且还拖累了银行。后来又提出“国退民进”，最简单的方法是国有企业一卖了之。回过头来一看，嚯，国有资产正在哗哗哗地大量流失，于是对这种方法又紧急喊停。其间政策变化多次，甚至可以说各种对策都试过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条最佳道路。

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理解各地国企改革的做法为什么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助于了解这些国企改革并非都是漆黑一团。如果不是人为因素，应该讲多数还是从实际出发的。

例如，某发动机配件厂原来搞得一塌糊涂，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几年间换了6任领导，一个不行再换一个，结果总是搞不好。政府部门最擅长换领导，这招不行了，他们也没信心了，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没了依靠，企业只能自己想办法。从承包到租赁、到学“邯钢”，各种办法还是不见效。实在没辙了，他们就把工厂分为几块，然后让员工自己选领导，大家集一些资、凑一些股，自己制定了几条“君子协定”。就这样，企业反而搞上去了。当然，谈不上规范。

这项改革见报后，记者把它作为内参报了上去。结果有人认为，这个企业改制有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国家经贸委、体改委各派了一个调查组，从省里到市里也都有调查组，企业上下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查出什么问题来。结果呢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因为不管怎么说，企业总算有了一条活路，没有破产、等着领国家救济。

从规范角度看，你可以说他们把企业私下分掉了，也可以说他们是背水一战，或者表扬他们把资产盘活了。这都是现实。

另一个城市，他们当初推行国企改革时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补偿下岗工人的钱没有着落。后来他们决定，将企业贷款形成的企业资产增值部分，作为企业集体资金。他们认为，企业的贷款是负债，而不是国家投资。贷款的本金、利息归还了，增值部分就可以看作是“集体”的。然后把这一块“集体资金”拿出来补偿下岗工人，作为企业改制买断工龄的资金来源。

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企业改制大踏步推进。结果这个问题被上面发现了，调查组认为，企业贷款形成的资产当然是国有资产，怎么能算是集体资产呢？所以这个办法被否决。一下子断了买断工龄的资金来源，该市的所有企业改制都不得不停下来，一停就是2年。

大家都知道，以前的国企改革情形就是这样。各地的做法各不相同，大家互相探讨、相互取经。你的做法我觉得好，就学着做；你那里出了什么问题，上面说不行了，我这里就先不动。你说不准买断工龄，可是政府不掏钱工人不答应，改制无法推行，那我就不叫买断工龄，而是称之为理顺劳动关系。

这些做法都很不正常，更谈不上规范，但却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低调、暗箱操作，改制方案五花八门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目前为止，比较有影响力的4种国企改革模式分别是长春模式、山东模式、上海宝钢模式、深圳模式，其中以深圳模式较理想。

1　董伟：《民营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达65%》，2006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

2　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1026亿元，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16年来新高。参见方烨：《2005年国有企业亏损1026亿元，为历史第二高峰》，2006年3月25日经济参考报。

3　其实，我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从来就没有上缴给国库过。国家财政收入也从来不包括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这一块。从历史上看，我国国有企业最初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将所有利润上交财政，然后从国家财政那里获得投资、亏损所需全部资金。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后利润就全部归企业所有了。中央企业2006年起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标志着要向出资人上缴收益了。

4　史啸虎：《我国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是怎样“炼成”的》，2005年11月1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网。

5　郑飞：《国企改制是最后的腐败晚餐？瓜分方式何止七招》，2004年9月8日法制晚报。

6　文东伟：《2005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

7　平新乔：《和谐社会与经济学》，2005年7月8日新浪财经网。

8　文东伟：《2005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白皮书》，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