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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各位朋友们在一起探讨明代万历时期的改革家张居正。我们当下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也是第二次改革的深入阶段。前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题目是《每一个春天都是改革元年》。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革，大家觉得我们究竟改了什么？好像每一天推进的工作都不太多。但对于改革的成果要回头看，回头就有了比较，即我们前进了多少，克服了哪些困难。

今天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追溯到四百多年前，重温明代张居正亲自倡导并推行的万历新政。我要讲的内容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一、张居正的仕途起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这三大改革家，张居正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位。他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卒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享年五十八岁。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居正就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死在任上的宰相。

张居正出身贫寒。要论他的出身，可算是明代的“红七代”，据说其七世远祖是朱元璋的同乡，凤阳人，跟随朱元璋一起起兵抗元，建立明朝。遗憾的是他的远祖目不识丁，但毕竟是明代的开国功臣之一，朱元璋对其论功行赏，将他封到现在的湖北秭归做一个基层军事组织的千户长。这个千户相当于我们今天军队建制一个营左右的兵力，千户长由长子世袭。

张居正的祖父是次子，所以他不能留在家乡，必须出外谋生。这种承继制度后来被日本借鉴，长子一旦继承之后，长子以下其余的子女长大了之后必须离家外出谋生。张居正的祖父就迁到了今天的枝城，当时叫宜都。后来迫于生计辗转到荆州，在荆州辽王府找到了一份门房的营生，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保安。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是独子，考中了秀才，但是囿于瓶颈，难以更进一步。张文明为了考举人，一辈子应试十二次。按照明朝的科举制度，乡试三年一次，十二次是三十六年，即使按二十四岁考中秀才算，也要考到六十岁。其中第九次是和张居正一起赴试，儿子考了第一，他还是名落孙山。后来张居正进了北京，入翰林院做了翰林学士，他又考了三次，还是无功而返。

张居正天资聪颖，从小有“神童”之称。他出生后有一个很俗气的名字，不叫张居正。相传张居正出生前一夜，祖父饮酒归来，口渴到水缸里去舀水喝，发现水缸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白乌龟（实际是月亮）。正在此时，儿媳妇动了胎气，生下了张居正。他说这孙子就是白龟转世，所以张居正从小就叫白圭，大约是张文明觉得“龟”字不雅，将乌龟的“龟”字改成美玉的“圭”字。

张白圭考中秀才时年方十二岁，知府接见他问：“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他说：“我出生之前，祖父看到一个白色的乌龟在水缸里面，因此得名。”知府说：“这名字你不能叫，我给你改个名字。”改什么名字呢？居正，就是居正位，可见知府对他的期许很高。

一年以后，张文明带他去考举人。考场之上张居正写的是论三国的策论，因为荆州是三国故事发生最多的地方，关羽葬身地，孔明祭荆州。这篇策论深得当时三位主考官的好感。古代科举和今天一样，名字是密封的，只见其文不见其人。三位考官一致建议，将此文作者列为举人第一名，并把卷子递送给巡抚大人——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顾磷审阅。

顾磷也很欣赏他的这篇文章，但是第二天皇榜一公布，既没有张居正，也没有张文明，父子两个一起落选。考官们都大吃一惊，赶忙请示顾大人原委，顾大人解释道：“孩子还小，要让他多有挫折，多有历练，如果一帆风顺，中国可能多一个唐伯虎、少一个政治家，所以先杀一下他的锋芒。”这是张居正一辈子的第一次挫折。

张居正十六岁还是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张居正二十三岁，考中了进士。当时朝廷在每届考中的进士里面选出有培养前途的生源送进翰林院深造。张居正就是被选中的一个。

我小时候走到我们家北门，胡同最里头是一间孔庙，从两边的门——耳门可以进，正门不开。我说：“这个正门怎么不开呢？”妈妈说：“正门要县里出了状元或者点了翰林才开。”“什么叫点翰林？”“考取了进士以后被送到翰林院去的人，才能开这个中门。”我说：“我有朝一日要把我们县这个中门弄开！”从小我就知道点翰林是个多么大的荣耀。张居正二十三岁就被选中了，到翰林院里面工作、进修。他在翰林院里面的职务是什么？先是两年学习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博士生。那个时候的称呼叫“庶吉士”。庶民的“庶”，就是说你还是老百姓。“吉”就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你是老百姓身份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叫“庶吉士”，没有官职。那个时候，博士论文写得好的庶吉士，就可以正式进入翰林院的编制，淘汰的下放去当县长、当县令。两年以后张居正被授予了第一个官职——七品的编修。“编”就是编辑，“修”就是修纂。干什么呢？第一就是整理皇室的文件。第二是检讨，就是研究工作，研究历史，历代政治大事、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等等。这样，他一共在翰林院待了七年，到三十岁。

张居正进翰林院这七年正值奸相严嵩当政期间，他对严嵩卖官鬻爵和皇帝不问政事、一心想炼长寿仙丹看不惯，所以就告病回家，赋闲了整整三年。这三年，他父亲一天到晚在家唉声叹气，原指望儿子成为大人物，结果才当了个七品的小官就回来了。后来张居正觉得如此不是长久之计，三十三岁回京又重新回到吏部销假，三十五岁重回翰林院。

时值严嵩势力江河日下，其强有力的政敌——大学士徐阶开始在朝野之间建立自己的网络。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探花出身，张居正从二十三岁起就跟着他。那时候徐阶是翰林院掌院院士，是主管翰林院的。张居正三十五岁回来，徐阶职务已经是次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仅次于严嵩，已经拥有了人事任免权，张居正一回来就被任命为国子监司业事。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加北京大学。

一年后张居正调任詹事府的少詹事。詹事府是主管储君的教育机构，他就到那里当储君裕王即后来隆庆皇帝的老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的时候，张居正一年三迁，先任礼部左侍郎。礼部就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民宗委等五六个中央机构，张居正是礼部的二把手。接着是吏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接着就是礼部尚书，再入阁当副总理。他进内阁当大学士次辅的时候年仅四十二岁。从三十五岁重新出山，到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个级别用了七年时间。

表面看张居正七年时间提升很快，实际上从他二十三岁进入翰林院起，徐阶就看中并精心地培养他。这样到他当大学士次辅，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级别的时候，整整过去了十九年。

二、张居正的改革主张。

张居正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才二十三岁，不会审时度势，对于严嵩掌权以后的朝纲混乱以及官场的腐败，还不懂得隐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进去交的第一份作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论朝政的奏章，列举国家的混乱。明代的官方文件里面没有这份奏章，但是在《张文忠公全集》，就是张居正自己的文集里面有这篇关于朝政的文章。这就证明这个奏章没送上去，为什么没送上去呢？因为当时他没有资格单独向皇帝呈交报告，他要送报告只能以翰林院的名义，加盖翰林院的公章才送得上去。我根据明代的办事制度猜想，他是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当时的掌院学士徐阶。徐阶一看，好家伙，这个人不要命了！所以徐阶给他拦下来了，没有上报，保护了他。但徐阶也因此看中了这个年轻人，所以才有后来徐阶在接任宰相的时候，把张居正一年三升，最后进入内阁，给他当助手。

从名义上讲隆庆皇帝是他的学生，张居正直言给皇帝上了名为《陈六事疏》的万言书，从六个方面说明国家必须改革。这是一份凝结了个人智慧和实践经验的顶层设计。完成《陈六事疏》以后，他又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全面的改革方案。

隆庆皇帝是提心吊胆地隐忍了多年才登基的一个皇帝，就像人长期在水缸里成长，即使把水缸敲破了，也是个罗锅腰，直不起来。隆庆皇帝始终在一种担惊受怕的环境中长大继位，已经完全失去了革故鼎新、乾坤再造的豪迈勇气，无心大的改革。

张居正畅想，一个三十岁的皇帝，一个四十二岁的副宰相，联手能做很多事情。结果隆庆皇帝只在他的改革方略上批了七个字——“知道了，俱见忠诚”。是说“我看过了，你很忠诚于我”。就这么一个赞颂，批复回来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知道，改革的机会还要等待。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要遇到很多挫折的，经过历练以后他才可能变得更优秀。

三、万历新政的推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居正在内阁又苦等了六年，直到1572年，万历新政终于在张居正手上得到了完整的展现。经过二十五年的历练，张居正锋芒内敛，但是变得更锐利，而不是减却。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的“中国梦”没有消止，而是愈来愈丰满，愈来愈强大。

关于万历新政，我想分成两个小问题阐述。

（一）万历新政得以展开的背景。

首先，前任三帝尸位素餐。万历皇帝上任的时候年仅十岁，因其父隆庆皇帝酗酒中风驾崩而仓促继任。万历上任的时候，内阁只剩下了两名成员，一个是首辅高拱，一个是次辅张居正。他们是多年的政治伙伴，但因性格不合，同时张居正的上升态势对高拱造成了一些威胁，两个人产生了矛盾。而在万历小皇帝上任之前的三位皇帝，把国事搞得很糟，武宗皇帝十六年，世宗皇帝四十五年，隆庆皇帝六年，这六十七年是明朝中期，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六十七年。

武宗继位的时候十六岁，朝中“八虎”干政。“八虎”中最大的“老虎”就是刘瑾。这“八虎”作乱了五年。“八虎”被朝中清明的政治官员设计除掉之后，又出来一个佞臣江彬陪王伴驾。武宗晚期又出现江西宁王朱宸濠叛乱。这十六年，武宗皇帝不问国事，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是世宗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世宗是武宗叔叔的儿子，跟武宗是堂兄弟。武宗没有子嗣，所以要在皇族的近支里面找一个皇位继承人，找了两个候选人。最终当时的首辅——明代有名的才子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左右权衡，觉得世宗合适，就把他请入北京继位，并跟他约法三章。第一，过继给武宗的父亲；第二以武宗弟弟的身份来继位；第三从此不能提及自己的生父。世宗继位以后想要废除“约法三章”，于是当时朝廷中所有道统领袖人物全部都跟他对抗。明代道统和正统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杨廷和后来辞官归隐后，世宗就想笼络杨慎。杨慎坚持其父的政见，结果被打断了腿，被流放云南，终身不赦。这样一来，世宗从继位的第一年一直到驾崩，就没有过过舒心日子，而知识分子和朝廷的矛盾也没有缓解过。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关心国事，崇尚空谈，去修佛、谈禅，去喝茶，研究茶道，我国的工夫茶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世宗当时一心怕他的敌人活得比他长久，总是关心：杨慎现在怎么样了？别人都放了，唯独杨慎不能放，因为杨慎是知识分子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千方百计想要长生不老，便大炼丹药。严嵩就是帮他炼丹、写赞美诗即青词的高手，所以他很信任严嵩，大权都交给严嵩。明朝中期，内忧是由武宗造成的，外患则集中在世宗时期。在南方，东南沿海的倭寇作乱，主要侵袭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而在北方，鞑靼在河套地区作乱，国家局势可谓内忧外患。

接着是隆庆皇帝在位的六年，内阁成员高拱和殷士儋两个人大搞党争，国事荒废。万历继位之后，免除宰相高拱的职务，让张居正接任首辅。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有很多非议，有的说是张居正参与了陷害高拱。但是高拱遣回原籍以后，张居正给了他很多的保护，让他安度晚年。

其次，贪官、庸官大行其道。当时国库是年年亏空，北京的潮白河过去叫潮河和白河，这是用张居正上任后批的一笔钱打通的。当时只有这笔钱，要么用于潮白河工程的后续款，要么用于镇压广西荔波的瑶民造反，要么用于新皇帝登基大典的费用，国库里面就剩下这么六十万两银子。虽然国库空虚，但当时北京达贵官人的生活还是非常奢侈的，一顿饭要准备一个月，食材全部是天下奇珍。各大利益集团的盟主们，简直是富得流油。而且北京城号称天子脚下，凤子龙孙，北京的小老百姓都是大爷。地方上的县长、县令到北京汇报工作，大爷都可以欺负你，没有体面，没有尊严。皇帝的圣旨离开了北京就没人执行。前几年有句话叫“政令不出中南海”，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大部分官员人浮于事，崇信江湖术士，一天到晚就在北京搞各种堂会，各种交流，大谈玄学，世风日下。

（二）张居正万历新政的举措。

民间有句话，要制服疯牛就要把牛鼻子抓住。张居正觉得其他事情都可以暂缓，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做，就是惩治腐败。惩治腐败真正的目的是要整顿吏制，改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工作作风。治本在这个地方，腐败是标，制度是本。

第一步，他首先在我们祖宗设置的政治制度里面寻找突破口，开始重树“京察”，就是监察所有的京官。过去有这个制度，但考察是走过场，张居正把走过场变成认真考察——第一，所有的局级干部全部由吏部和都察院两家联合考察，所有副部级以上的，就是侍郎以上的官员直接由皇帝考察。考察表设计得非常科学，隆庆皇帝上任六年以来，官员每年做的工作、每件工作的结果如何，一件一件地捋，这是一个内容。第二，不准夸耀自己的成绩。考察表的最后一栏必须写“六年来我没有恪尽职守，去留听凭皇上制裁”，必须统一规格，要听皇上的制裁。这样就为彻底罢免庸官留下了一个方便之门。以此手段，三个月后裁撤庸官贪官三千余人。所有被免职的官员一律在一个月之内返回原籍，不准待在北京，这就分散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步，张居正创新了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明了“考成法”，就是考察每个人的成绩。他把每个官员每年完成的工作做成一式五份的本子——内阁一本；都察院一本；当事的衙门，比如说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主管的部门拿一本；当事的地方，湖北或者江苏，拿一本；本人拿一本；共这五本。比如说现在讲黄河治理，公布某月某日开会，记得很清楚，哪几个人参加，决定朝廷拨款到什么地方，治理黄河的哪一处堤段，然后皇帝什么时候批复的，都要详细记录。比如说治理黄河的是河南府，河南巡抚收到批复以后，什么时候给黄河治理委员会的，都要签到，然后派巡视组监督，每个进程花多少钱，是怎么花的，干什么事情，这五个本子的记录必须完全一样，超过三年没有完成工作就不予以提拔。这样一来，中央和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办事拖拉、互相推诿、谈禅论道之风一扫而空，大大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第三步，清理驿递。“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迎宾馆、政府招待所。“递”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今天我们的公车不是也要搞改革吗？张居正第三步就是搞公车的改革，搞楼堂馆所的改革。

明代公务交通工具的使用非常泛滥，每年国家财政都要花很大一笔钱在这上面，特别是官员离开北京到地方去上任，地方官员来北京述职，驿馆、招待费用全部由政府开支。起初什么级别的官员坐什么样的车轿、坐什么样的官船都有规定，但是后来制度松弛，每一个驿站的费用都要超出数倍。能够享受驿递的人持有一种牌子，叫勘合，这个勘合是由吏部和兵部发的。这两家合起来发你一个勘合，就是今天的护照。比如说我熊召政使用的是甲级勘合，那么依照制度，允许拥有一台轿车，带五个随从。到明朝中期，接待规格越来越高，勘合发得越来越多。地方驿站的负责人见了勘合，都必须要接待，到最后演变到出境迎接，还要出境礼送，还要赠送当地的土特产，一个官员上任一次，最后七八个马车全是满的，这就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张居正宣布废除所有旧勘合，以新勘合为准。新勘合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出行标准并严格执行。这样一来，一年能节约几百万两银子，一举弥补了国库的空虚。

第四步，整顿国防。张居正在当次辅的时候分管兵部和礼部，所以对国防工作非常熟悉。他上任之时，东南的倭患已经平息，但是北方的蒙古鞑靼之乱尚未消止。他首先加强军事部署，把戚继光调到北京来，任蓟辽总督。然后加强辽东和山西大同的卫戍力量，从此北京无战事。第二，攒钱修长城，从辽宁九门口一直到居庸关，都是用挤出来的财政收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