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虎消亡史 最后的疯狂100年（第1页）

中国老虎消亡史：最后的疯狂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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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十只老虎蜂拥围住村庄的时候，1957年9月，位处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县高坪村的村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经历了如此恐怖的三个昼夜。

当年亲历这一恐怖事件的谢耀宗，那时是一个常年在雪峰山一带收山货的货郎，他回忆说，那时他刚走进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疯狂逃了回来，村子里所有的狗全部瑟瑟发抖不敢出声，这时候，村口开始有人拼命敲锣，大声呼叫村民们赶紧进村躲避。

原来，就在整个村子附近，几十只老虎竟然将高坪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后三天三夜，无论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铜锣，老虎们就是不肯离去，在整整持续三天三夜后，老虎开始集体疯狂冲进高坪村，在将村子里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后，还叼走了村子里的母女共三个人。

亲历这一事件的高坪村老村民李怀德后来回忆说：“老虎吃人吃得惨啊，连娘一起三个，扛到山上那伢还在哭。”

这一“奇闻异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事件。尽管自清朝初期开始，在湖南各地府志、县志中就不断有关于“长沙府虎昼食人”“益阳虎群行，食人”的记载，然而人类仍然难以相信，前后距离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经达到如此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仅仅只是湖南乃至中国大地上，曾经虎患横行的一个惊人代表。实际上，从1952年至1962年，整个湖南省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饿虎之灾。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内有32人相继为老虎所吃。

若非有众多当事人的亲身见证和口述，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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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书所说，似乎是一种独行动物，然而无数的史料都在告诉我们，这远非事实的全部。

其实早在湖南通道高坪村经历恐怖的群虎围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间，四川人欧阳直在《蜀乱》一书中记载当时四川的虎患时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对于当时四川省内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情境，欧阳直在书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他写道：“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时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后，整个四川省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在大规模的人口灭亡后，四川境内的老虎开始汹涌挺进原来人类的属地，并疯狂啮食四川省内残存的人类。对此，欧阳直写道：“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之口。”

所谓乱世出妖孽，康熙时人赵彪诏在所著《谈虎》一书中指出，顺治年间（1644—1661年），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

当时，四川在经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瘟疫、灾祸后地广人稀。清代初期，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带着7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就任，没想到他们进入县城后却发现，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老虎凶猛，转眼间，张懋的7个随从，就有5人丧生虎口之下。

对此，经历过明末清初四川这段疯狂虎患时期的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做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年）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1930年，在重庆主城区金汤街内，时任川军32师师长的四川军阀唐式遵有一天夜里在府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老虎直接闯进了唐府厅堂之中，众人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唐式遵的卫队急忙将老虎乱枪打死。第二天，唐式遵为了安慰宾客，又招徕客人们前来吃老虎肉，并美其名曰“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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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清代乃至民国，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关于老虎闯进城市中的记载一直不绝于书。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闯进了一只大老虎到处游**，这只老虎当时先是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京城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原川陕总督年羹尧府中，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第二天，这只老虎才被闻讯赶来的京城卫戍部队开枪轰击，然后用长枪扎死。

对于这件猛虎进入京城的奇闻，雍正帝当时就在署直隶总督蔡珽的奏折上，朱批老虎入城事件时说：“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实际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云十三陵附近，还有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

据动物学家研究，老虎大约在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然而逐渐向亚洲其他区域扩散，并逐渐演化为9个亚种。这9个亚种分别为华南虎、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东南亚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据推测，在19世纪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约还有10万只，然而，随着人类开发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个老虎亚种相继灭绝，但此一时期，华南虎与东北虎却仍然在中国大地上纵横肆虐。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当时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唐朝时期，帝国首都长安城周边，仍然虎患不断，对此唐朝诗人张籍（约766—830年）在自己所写的《猛虎行》中提到，长安城周边“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

到了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宣宗时期（1163—1224年），曾经作为北宋首都的开封府境内，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记载，对此金宣宗甚至“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中华帝国内即使是在首都周边，也是到处虎患横行，而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即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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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当时中国人口是5648万，一直到明朝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人口是6659万。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人口更是暴增至3。98亿。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着人类对森林荒地的不断开发，老虎的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在此情景下，进入明朝和清朝后，随着原本地广人稀的土地不断开发，人与虎的遭遇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并广泛记载于各地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

鉴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清朝初年开始，清政府开始不断号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垦，在经历长达两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后，四川和陕西南部原本急剧萎缩的人口开始恢复增长，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以陕南西乡县为例，虎患也开始不断加剧，当时，西乡县内“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

为此，当时陕南西乡县知县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数十人杀虎，“捕者癸巳（1713年）至乙未（1715年）射虎六十有四。”从1713年至1715年，短短两年间，仅仅西乡县由官方组织的打虎队，就射杀老虎达64只，当时陕西虎患由此也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虎患横行，除了人口增长、大量老虎栖息地被破坏之外，明清时期的气候因素，也是这一时期虎患严重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史称“明清小冰期”，这一时期，即使是位处长江以南地区的江西地区，也经常出现“大寒”“连日大雪”等异常寒冷天气，据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一文统计，明清时期江西发生旱灾64次，是宋元时期的3。2倍，而水灾更是高达151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