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首都的800年沉浮史（第1页）

北京：一个首都的800年沉浮史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克太原，不日就将兵临北京城下。

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力劝崇祯帝南迁。他认为，向南进行战略转移，之后再北上反攻，可以暂时避其锋芒，且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基础比当年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

崇祯其实也有这个想法。然而，朝中大臣大都立场坚定，反对迁都。他们主张撤退可耻，坚守光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留下来才是政治正确。满朝大臣吵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早已攻下居庸关和昌平，距北京近在咫尺。这时，崇祯就算想跑，也无路可退。

北京城破，崇祯在自缢前说了句“皆诸臣误朕”，埋怨众臣无能。此话虽然多少有些推脱责任之嫌，但那些力主坚守的官员们确实已将口号抛之脑后，很多大臣在李闯进京、清廷入关后，就排队去请求新领导安排工作了。

在明末危机下关于迁都的争论中，慷慨陈词的大臣们似乎都没意识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北京的首都之位其实并不稳固。历朝定都北京，经常伴随着动乱。帝都的地位，亦非天之所赐，而是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并在八百多年的岁月中几经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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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年，首都本来设在上京会宁府（在今黑龙江哈尔滨）。女真的保守派仍因循守旧，眷恋牧猎生活，守着东北那旮旯舍不得离开。那时，原为辽南京的燕京（今北京），成为金军南进的前哨站，动**不安，经济凋敝。金灭辽、破宋之后，女真人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为报复契丹人，在这里大肆屠杀，持续时间长达月余，导致燕云地区一时大乱。

后来，决定迁都燕京的是金朝第四位统治者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一直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野心勃勃，发动政变谋杀金熙宗夺位，又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相传因为读了柳永的词而对江南莫名向往，急于南下攻宋。

完颜亮即位后杀掉了一批宗室大臣，并将上京的宫殿、宅第拆毁，夷为耕地，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到燕京，定名中都，取居天下之中号令四方之意。除此之外，完颜亮还将祖上陵墓迁葬。辽时，尽管政治、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契丹贵族死后仍按传统归葬北方，完颜亮却把老祖宗的坟都迁过来了。

完颜亮迁都，一是为巩固统治，摆脱旧势力的纠缠，二是看重此地利于军事防御的山川形胜。燕京北枕万里长城，南连京杭大运河，可“据长城而抚四夷”，抵御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也可凭借大运河这一生命线保证经济补给。当初，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导致中原王朝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深受北方威胁，整日担惊受怕，燕京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诚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朱老夫子看风水的水平也是一流。

完颜亮的迁都政策无疑加强了女真族和汉族的融合，但其**暴虐的行为早已引起女真宗室的不满，最终在征宋路上被手下所杀。

从完颜亮手中夺取皇位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政变中即位，有人劝其遵守祖训，搬回上京会宁府，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建议他迅速赶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

金世宗当机立断，急赴中都，果然迅速地坐稳皇位。之后，完颜亮帝号被废除，他在旧史书中的名声一直不太好。人们或许早已忘记，北京建都，正是这个暴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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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初，蒙古骑兵南下，燕京再度成为军事重镇。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定都燕京，与一场夺位之争息息相关。1259年，率军南下攻宋的蒙哥汗在合川钓鱼山下暴毙。当时，忽必烈正与贾似道率领的宋军鏖战于鄂州，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已经开始谋夺汗位。

阿里不哥以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为根据地调兵遣将，占得先机。那时的和林是帝国的都城，也是世界的中心，从莱茵河畔到黄河两岸，大半个欧亚大陆接受这座城市的诏令，屈服于蒙古大汗的铁蹄之下。

忽必烈从宋蒙战场北归时，阿里不哥已在北方号令各军，以大汗自居。忽必烈的谋臣郝经紧急上书，建议忽必烈班师前往燕京，然后再北上草原与阿里不哥交战。这位郝经也是个牛人，后来出使宋朝，被贾似道软禁，一关就是十六年，元朝也不知他是死是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获救，演绎了一出元代的“苏武牧羊”传奇。

忽必烈早已知道燕京一带的重要性，据《元史》记载，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向忽必烈进谏：“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接受郝经的建议，北上燕京，进行建国定都的准备，随后与阿里不哥决战。阿里不哥远在漠北，反而鞭长莫及，难以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在四年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兵败被囚。

忽必烈成功夺取汗位。这次内战后，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和林迅速衰落，沦为一个地区性中心，消逝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

此时，草原上的都城显然已不合时宜。另一个汉人谋臣刘秉忠，成为元帝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提出完全按汉制建国号、颁章服、举朝仪、定官制，并定都燕京。刘秉忠有一句名言：“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当年初入中原，蒙古军不懂农业生产，只知劫掠，有些蒙古贵族甚至主张杀尽汉人张、王、李、赵、刘五大姓，改农田为草原，进行放牧。

在这种反科学的思想指导下，燕京地区的农业经济大受破坏，直到契丹人耶律楚材向蒙古贵族进言，改劫掠为课税是更有效的致富之法，这一形势才得以缓解。当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度时，以骑兵征服四方，可以在草原上建都，便于统治与调兵，可当进入中原，接受汉制，将都城南迁便迫在眉睫。因此，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规划，命他在燕京东郊营建新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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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金、元，北京的首都之位仍非不可动摇，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在定都一事上纠结。明朝初年，虽定都应天（今南京），但朱元璋仍不时有北迁的想法，曾考虑的地点包括长安、洛阳和北平（元大都）。

长安，有“崤函、终南之阻，渭、灞、浐之雄，百二山河之胜”。但是，这里若无南方的粮食运输，饭都吃不饱，皇帝也要喝西北风。更何况，明朝时中国早已生齿日繁，粮食需求量更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