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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门之变 无人阻止的悲剧(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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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接着对群臣发话:“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群臣只好下跪,山呼万岁。

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就这样诡异地成功了。

当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时,朱祁钰正在梳洗,准备临朝。听到钟鼓齐鸣,他问左右:“莫非是于谦反了不成?”在朱祁钰的心中,隐藏着他对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于谦的担忧。

没多久,底下回奏说,不关于谦的事,是太上皇复位了。

朱祁钰连说了三个“好”,重新回到**,面朝墙壁睡下。没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心境是怎样的。

而于谦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在朱祁钰当政初期,帝国处于战时状态,兵政合一,兵部尚书于谦是毫无疑义的帝国二把手。后来,于谦是少保兼兵部尚书,再加总督军务,权重一时。他多次提出辞去一部分职务,但朱祁钰说“国家重务委托于卿”,“不允所辞”。

夺门之变发生时,甚至在朱祁镇重登帝位接受群臣朝拜后,手握重兵的于谦如果想阻止政变,那是分分钟的事。他如果愿意的话,绝对有能力让朱祁镇变回太上皇。但无论夺门之变发生时还是发生后,于谦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表明他默认了夺门之变的结果。

明朝后来的史学家分析说,徐、石密谋夺门之变,于谦并非不知,但他却认为如果以武力相抗,自己身家可保,而英宗、景帝势不俱全。因此,当他知道徐、石带兵夜入南宫时,听之任之,坐等待毙。“公(指于谦)盖可以不死,而顾以一死保全社稷也。”

5

于谦的死期果然到了。

重登帝位的朱祁镇,内心被复仇情绪填满了,似乎只有把旧账清算完毕才能对他六年多的幽禁生活有个交代。而首当其冲,便是朱祁钰倚重的“救时宰相”于谦。

夺门之变后第二天,正月十八日,于谦被捕下狱,罪名是莫须有的“意欲迎立外藩”——想要另立储君。

正月十九日,朱祁镇命三司九卿从速审理此案。

正月二十日,20多名官员在大理寺对于谦进行会审。于谦身遭酷刑,始终保持沉默。

正月二十一日,于谦被杀。

从立案到处死于谦,前后仅用了3天时间。这种非常规的死刑执行模式,表明有人迫不及待要于谦死。

根据史书的说法,朱祁镇对于是否处死于谦还颇为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于大明”,但徐有贞在一旁进谗言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不杀掉于谦的话,你现在的皇位就是得之不正,没有合法性。于是“帝意遂决”,下旨处斩了于谦。

处死于谦的同一天,朱祁镇下诏赦免天下,并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几天后,被软禁起来的景泰帝朱祁钰被废为郕王。

朱祁镇在诏书中,指责朱祁钰当年是篡位上台,还对他8年来的为人、为政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大骂朱祁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怒”,甚至诅咒朱祁钰“既绝其子,又殃其身”。

经过朱祁镇的抹杀,曾经坚决抗击瓦剌、延续明朝国祚的朱祁钰、于谦君臣二人,一个被黑成了“神人共怒”的昏君暴君,一个则被黑成了包藏祸心的奸臣野心家。

大约在夺门之变一个月后,朱祁钰死了,年仅30岁。《明英宗实录》说朱祁钰是病死的,但这可能是朱祁镇出于掩盖真相而指使史官所写的。野史的说法则是,朱祁钰死于朱祁镇派出的太监的缢杀。

朱祁钰死后,朱祁镇给他定了一个恶谥——“戾王”。随后,又命人毁掉了朱祁钰生前为自己营建的寿陵,另在北京西郊将他草草下葬。

明朝诸帝中,只有两个皇帝不能进入皇陵,一个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另一个正是景泰帝朱祁钰。而这两人身后命运的背后,是明朝立国不足百年间发生的两起震惊天下的宫廷政变。皇权的争夺,从来就是这么**裸,亲情与血缘算不得什么。

相对而言,朱祁镇的手段比捡到皇位的朱祁钰要狠得多。朱祁镇或许仅有一个想法: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只有他人亏欠我,我谁也不亏欠。这种“不亏欠”的心理,也是人性使然。即便贵为皇帝,他亦无法超脱作为人的局限性。就像作为臣子,石亨、徐有贞等人提着脑袋也要往上爬一样。他们总是以自我私利去指导自己的行动。毕竟世界上如于谦者,百年难得一见。

在夺门之变成功后,那些信奉富贵险中求的亡命之徒,一个个封官晋爵。我也懒得一一去记述他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只需要记住,他们也不是最终的赢家,他们仅仅沦为了皇权更替的工具。

这些人最终都迎来了不好的结局——在明英宗朱祁镇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后,当年的夺门功臣一个个变成了乱臣贼子——石亨、曹吉祥等人均以谋逆罪被下狱或诛杀,尽管石亨谋反案可能仅是朱祁镇罗织的一起冤狱;而徐有贞在政争落败后一度遭流放,始终得不到他想要的功名富贵,据说获释归乡后,每次酒后就绕屋一圈一圈地跑,边跑边叫“人不知我”,大概已经是疯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跟于谦一样,都是皇权之争的牺牲品。只是,他们死得没有意义,而于谦以高贵的人格,死后成了我们民族和国家共同膜拜的悲情英雄。

站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当我们感受着流水的方向,就会发现任何宫廷政变其实也都毫无意义——除了增加阴谋与权术的运作,以教坏世人之外,根本没有改变河流的方向。夺门之变更是如此。

我压根儿不关心朱祁镇与朱祁钰兄弟的生死,抑或夺门功臣们的命运,他们要么咎由自取,要么死不足惜。他们都想掌控权力的开关,却无一例外都是权力的奴隶而不自知。正如诗人北岛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仅此而已。

而我之所以愿意用这么长的篇幅写下这场毫无意义的帝国政变,仅仅因为它造成了于谦被杀的悲剧,从而印证了北岛的下一行诗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整个事件中,无数的人物来来往往,但经过历史的淘洗,唯有于谦的遭遇和精神超越了时代。那个拥有权力而最终弃用权力的悲情英雄,或许是唯一有灵魂的人。是他,让这段历史值得被反复追忆,被永久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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