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倡言革命军人不可盲从官长又说三民主义不能怀疑（第2页）

过了两天，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做精神讲话，鲍罗廷及柯洛夫将军讲话后，党代表廖仲恺讲话，最后，蒋介石讲话。

各位同志、学生：

刚才苏俄同志及我们的党代表所讲的话，讲得很彻底，想必你们听明白了。我听了他们的讲话，有很大的印象，好多的感想，而且觉得无穷的惭愧……我们中国呢，不但没有真正的革命军，而且革命党员借着军队来自私自利，所以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比方党里委托他练一个团兵，他就争权夺利，耀武扬威，到了后来，什么叛党卖国的事都做得出来。如此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

我们中国军人还有一种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道盲从官长，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主义是什么。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你们要晓得你们是党的学生，是国家的学生，是主义的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事，也不是为哪一个人做事，是为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主义做事……对个人盲从的习惯，是要竭力打破的，……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成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现象。我希望你们以后痛除从前这种腐败的恶习，扫除你自己卑劣的思想，不要盲从官长。

我们是为求民族自由、民权平等、民生福利而来做军人的，我们是为求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革命总要以主义做中心，国家做前提，切不可盲从，更不可自私自利，专为个人衣食利禄，这样方才可以叫做革命，方才可以叫做革命党员。

“嗯，蒋校长讲得好！”鲍罗廷说。

半个月后，蒋介石收到戴季陶的一封信：“弟匆匆便去，未能事先告兄，归沪后屡欲有所言，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季陶回上海了？”蒋介石吃了一惊，他急忙把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叫来，“茂如，怎么回事？季陶何以不辞而别？他信中只是说，‘当此危局，自顾忧惭，颓然思退以自牧，亦事理之当然，非有他也’。但是事情恐非如此简单吧？”

“介石兄，”王柏龄和蒋介石曾经是同窗好友，私下场合，在校长面前也就不像其他人那样诚惶诚恐，“季陶乃受共产党干部排挤，对军校政治教育为共产党所把持不满，故不辞而别。”

“到底怎么回事？”蒋介石追问。

“季陶讲三民主义，有共产党干部云，应该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已过时，军校当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新三民主义教育学生。”王柏龄报告说，“共产党和苏俄顾问讽刺季陶要创造一个戴季陶主义。”

正说着，邓演达进来报告说，有一个学生要求退学。

“按照本校章程，只有学校开除学生的，不允许学生退学！”蒋介石怒气冲冲，“你把他给我叫来！”

要求退学的学生战战兢兢来到校长室，蒋介石刚要发火，想到戴季陶信中的话：“吾兄以饱经忧患之身，具坚贞不拔之气，沉毅豪侠，……岂不甚可敬佩。惟所虑者，社会之改造非仅赖个人个性之统御所能成功，改造者之伟大，惟于其所持理想原理之伟大与性格之仁厚、感化力之强弱中见之，而他之庄严皆副德……”于是，他转而用和蔼的口气说：“你为什么要退学？”

“学生、学生……”来者支支吾吾说，“近来，因思想变更，信无政府主义，所以……”

“你相信无政府主义，是在入学前，还是进校以后？”蒋介石问。

“学生——学生是——是在进校以后。”

“你为什么相信无政府主义？”蒋介石继续问。

“因为、因为，外面的朋友给——给学生寄了无政府主义的书报，学生看了以后，就——就相信无政府主义了。”

蒋介石眉头不禁皱紧了。

“本校党部业已成立，还要建立党小组，组长应该负起责任，监察同学的行为思想，”蒋介石对王柏龄和邓演达说，“以后凡是与本党违反的书报，未经许可，一概不准阅看，这种事，以后要组长负完全的责任。”

入夜，办完了一天事，蒋介石给戴季陶回信。

往昔，都是戴季陶劝他不要消极；这次，却是蒋介石反过来劝戴季陶打起精神，自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忍耐坚持，矢志为党牺牲一切。至于政治教育上的纷争，蒋介石不想也没有精力过多介入，现在，他不仅是校长、粤军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还被任命为长洲要塞司令、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整天忙得席不暇暖，但是，戴季陶的被排挤和一名学生因改信无政府主义要求退学的事，让蒋介石感到不安。

“方才党代表对你们所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话，你们要切实记着。”这天，兼任广东省省长的党代表廖仲恺发表精神讲话后，蒋介石发表演说，“无政府主义，说得好听些，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浪漫主义、退化主义。……我自己也经过这一个思想的阶段，后来……才知无政府主义不犹不能救中国，实在是祸害中国、灭亡民族的主义，才知道想救中国，非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可。……现在我们中国，处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里，……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的主义可以救中国吗？……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的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者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