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不再遮遮掩掩开始公开提条件(第2页)
蒋介石在上海等待着消息,陈洁如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大东旅社与他相会,他还特意把在万竹学校上学的经国引见于陈洁如,又交代经国说:“上次写信给你,要你每月可到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3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与果夫哥哥商定,你要记住。”[4]
等了一个星期,蒋介石所盼的两道命令并未发表,只是接到了孙中山准予他辞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之职的电报。尽管心中不悦,蒋介石还是于4月15日乘船前往广东。
“广东的局势,令人眼花缭乱,忧心忡忡啊!”蒋介石来到刚刚迁移至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就向通报说,“不仅有主、客军之矛盾,客军之间,滇、桂、湘军之间,滇军、桂军内部,都是矛盾重重,各军将领,降叛归附视同儿戏。孙先生失望之余,除命一部监视沈鸿英外,而以滇、桂大部开赴东江东莞、石龙,推进至樟木头、龙岗及博罗方面,担任警戒陈逆之任,至于肃清陈逆之主要责任,则属意于许汝为所率之东路讨贼军。弟与滇军有渊源,故孙先生命弟从中调和,周旋得实在很艰苦。”
蒋介石谒见孙中山,建议说:“先生,对于粤局之处置,中正以为,军事,当促汝为克期抵省,会合在省之各军,先谋集中,然后再定一共同作战方案,以为攻守剿抚进行之程序;政治,则当以整理财政为先,整理财政,则以速易财政厅长为急。”
因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甚急,形势危殆,孙中山也顾不得这些,也就未置可否。
“先生,还有一事,想请先生玉成。”蒋介石对孙中山说。
“何事?”孙中山问。
“中正15岁遵母命娶妻毛氏,后因奔走革命需要,在上海由英士作伐,纳妾姚氏,此二人现皆已脱离关系,”蒋介石说,“去岁末,在先生寓得瞻夫人之小妹美龄小姐之芳颜,可谓一见倾心,先生可以说服美龄小姐接受我吗?”
“不会的。”孙中山坦率地说,“不过我可以试试。”
蒋介石于绝望中,还留着一丝希望。
广东的局势也如同蒋介石此刻的心情:近乎绝望,只是留有一丝希望。孙中山四处劳军督战,蒋介石作为参谋长跟随左右。
5月7日这天,蒋介石随孙中山到三水慰问伤兵后,乘暇向孙中山建言说:“先生,中正以为,粤局处置,当作一全盘计划,预定平定与整理两时期。对于民政、财政、军政,皆应制定实在之方案,如期施行。眼下,自宜于用人行政,确立方针,理财整军,而进行之办法,首要是选用得力之人,当请仲恺兄担任省长之任,财政厅长当马上易人。”
孙中山面露难色,无意接受。蒋介石还想争辩,但又觉“争辩无益”,思来想去,“只有一走”。
不过,当天下午,任命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叶恭绰为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大元帅令就发表了,蒋介石颇是欣慰,“卒听吾言,此元首爱护之诚意也,吾知诚矣![5]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感动之余,他也就打消了去意,夜以继日地苦筹御敌之策。
过了两天,传来消息说,粤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变节,降于陈炯明,并在香港运动第一军。
“去岁,中正偕黄大伟脱离军队,自福州去沪,当时诸同志多不谅解,谓中正不遵先生之命,执意回沪,”蒋介石对孙中山说,“现在看,倘若当时不使黄大伟脱离军队,许部将被其瓦解!”
“介石的判断是对的。”孙中山说。
“当公开通缉黄大伟,”蒋介石建议说,“如此,可减轻其运动军队之压力。”
5月10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公开通缉黄大伟。
当晚,孙中山宴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此前,孙中山告诉蒋介石说:“去岁末,我给列宁写信,告诉他本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期往莫斯科,与他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同时又写信给越飞,询问他俄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年初在上海,我与越飞会谈,希望俄国给我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我收到越飞的电报,俄国政府已答应提供200万金卢布,并同意帮助我在西北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
席间,孙中山对马林说:“感谢俄国对本党的慷慨援助,我已决定,近期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磋商联俄事宜。”
“先生,中正早有游俄之愿,可否允我赴俄?”12日,商议赴俄事宜时,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求说。
“此行责任重大,我想亲自去一趟。这样可以直接和他们的领袖列宁面对面磋商。”孙中山说,“这里军事紧张,还要介石多谋划。”
蒋介石也不便再说。
过了几天,大本营秘书萧萱对蒋介石说:“参谋长,黄大伟发表了致孙先生的公开信!”
蒋介石接过报纸一看,当读到公开信中“南宁梧州唆杀元戎,实等乱命,大伟力争不可,指为抗命,抑又何辞?”等语,不禁脸色骤变,“这个逆贼,真是可恶,把去年那次内幕给公开了,他分明是给孙先生抹黑!”
蒋介石所说内幕,即是1922年4月间,当孙中山和陈炯明关系濒临破裂时,孙中山曾经有刺杀陈炯明的决定。
“其实,当时的香港报纸上就有披露。”董萱说,他找出1922年6月24日的《华字日报》,指着其中一篇说,“这篇《孙陈破裂原因》就说,孙先生‘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已经明明白白给写出来了。”
“这些逆贼!”蒋介石恨恨然,“天何不助先生尽灭逆贼!”
“其实,粤人和海外华侨,对陈炯明还是很有好感,说他毕竟给广东办了许多好事,即使和孙先生决裂,粤中士绅也都认为是陈炯明为保境安民,不想把广东拖入毫无意义、注定失败的争战。粤人还议论说,孙先生引来滇、桂各军,不啻引狼入室,滇桂各军在广州大开赌禁、烟禁,大元帅府为筹措经费,也不得不创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制征兵、征夫、征粮,与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犹如天壤。民心倒对陈炯明颇同情之。所以,孙先生以号称十万大军讨伐不足三万人的陈炯明叛军而屡屡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萧萱说,“脱离陈炯明的粤军,内心也未必不佩服他治粤的政绩、赞成他反对武力透过自治实现真共和的政见。黄大伟就是其中的一例。你看,黄大伟有‘憨言朝进,捕令夕颁’之语,显然他这封公开信是对孙先生明令通缉他的报复行动,又屡揭孙先生之历史,也是对神话孙先生的一次回击。”
萧萱是湖北人,与蒋介石相识甚早,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开始,无论在日本,或在上海,或在广州,除因有事务不同在一地外,几乎无日不相见。萧萱与蒋介石常奉孙先生之命会商各事,接触既频,谈论多洽。在上海时,两人曾同住党部秘密寓所。蒋母王氏与萧萱夫人相处颇得。蒋母曾邀萧萱夫妇到溪口蒋家小住。蒋母到普陀山做佛事,亦邀其偕往,及蒋母逝世,萧萱也曾协助营葬。包括孙中山在内,均知二人私交不薄。在地域观念甚重的粤人的包围中,蒋介石和萧萱常常私下交流。
“介石,”萧萱说,“你的环境很不利。陈炯明那些人对你恨之入骨,说陈英士和你是神话孙先生的罪魁,又不分是非,一味愚忠,给孙先生出了许多坏主意;至于滇、桂各军乃至许崇智的粤军,对你也是嫉妒、排挤,说了不少坏话。你要谨慎为好。”
[1]见蒋介石日记,1925年5月22日。
[2]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日记中,连篇累牍都是“在家课纬儿”,“在家为纬儿订影本五册”,“定纬儿课程表”等内容。
[3]见杨庶堪电,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22页。
[4]此为1922年2月28日蒋介石写给蒋经国信中之语,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6页。
[5]蒋介石日记,192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