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革命似乎已成历史名词大家都有了新的关注点（第2页）

不久，收到陈其美的来信。

原来，陈其美随黄兴进京，除政府欢宴外，各政党也都举行宴会，表示欢迎。其中，就有章太炎为主要领袖的共和党。当黄兴邀请章太炎参加共和党的欢迎宴会时，章太炎断然拒绝，并发表了那篇声明。

但是，章太炎的这篇声明，除了他自己发泄一番外，并未引起关注。因为章太炎对政坛的头面人物，几乎开口即骂，他本人有了“民国弥衡”的雅号，大家对他骂人已习以为常，也就不再当回事。他重提刺陶一案，也没有继续查办下去的说法。

相反，大总统袁世凯对陈其美，很是热情。

陈其美信中告诉蒋介石说，袁世凯大总统和他说，想派他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并要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的资费，劝他勿问国事，遭到陈其美的拒绝。

蒋介石才松了口气。

从声望和地位看，陈其美还不能和孙先生、黄先生比，当然也就不可能和大总统袁世凯居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尽管陈其美也到了北京并且参与了与袁世凯大总统的一些会谈宴请，但是，报章上，全是袁、孙、黄三巨头欢聚的消息。

孙、黄表示，不仅不会和袁世凯竞选正式大总统职务，而且支持袁世凯做十年大总统。孙本人则专心督办修路，以实现十年修20万里铁路的梦想。

旋即，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办，授予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被任命为矿务总办，兼川粤汉铁路督办。

到了9月下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通电，乃是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四巨头联名签署的一份“八大政纲”。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空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蒋介石反复研读，颇是振奋。

在日本很是低调的蒋介石，还是有些坐不住了。他找来几个信得过的朋友，筹划着做些事情。

“中国要强大，非采中央集权主义不可！”蒋介石说，“军权、政权集中于中央，就国内需要而言，意义一般，但是，放在国际上来看时，意义就非常之大。中国如果真想建设强大的共和国家，在十年之内就不能只效仿美国、法国的表面皮毛的东西，以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应当采取绝对的‘开明专制’，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谈论了自己的政见，蒋介石又说：“眼下，国内问题可说已经解决，对外问题，从今以后就要开始了。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凡是讲信修睦、缔结条约，都应该籍此为城。应在国内唤起尚武精神，研究军事技术，注意征兵方法，增强国防计划，改进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等，不一而足！莫不如我辈创办一份杂志，专门贡献这方面的意见。”

反正蒋介石出钱，又承诺写文章、编稿件，几个朋友很痛快地赞同了他的提议。

“刊物的名字，叫《军声》如何？”蒋介石说。

“介石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啊！”有人说，“从所拟的刊名来看，介石俨然要代表新的共和国家军界的声音了！”

“军事问题，当然应当优先考虑！”蒋介石说，“试问日本蕞尔小国，何以强盛？不就是因为有了‘以军为要’的国策吗？我们新的共和国家也应当如此！”

“革命成功，共和告成，大家都认为该是和平建设国家，落实民生主义，倘若‘以军为要’，必加重国民负担，也对建设不利。”有人争论说。

“这个问题，要放在国际大局来思考。”蒋介石争辩说，“优胜劣汰，天演公例，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由此观察于国家关系，则两个平等国家的关系，可能建立于公理，而两个不平等国家，论权力不论公理！普鲁士宰相俾斯麦所倡的铁血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尊奉的良师。因此要不惜代价，加强国防开支，每年所支军资，不过为国家之生命财产、名誉等之保险费而已，又何患国民负担之重，国家损失之巨呢？”

“说到对外问题，最紧迫的，是俄、日、英趁我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多方威胁。”蒋介石阐发他的观点说，“不过，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是商业，而非领土为主，可暂缓处理。日本和俄国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步步进逼，有领土野心。细细分析之，日本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眼下，暴俄侵我蒙古，我国要征蒙，收复失地！”

“比起俄国来，日本对我国的威胁，更大！”有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观点，“倘若我国贸然征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局面出现。”

蒋介石陷入了沉思。

“介石，写文章把你的看法说出来，供大家讨论嘛！”有人建议说，“（（军声》创刊后，不是正需要这样的文章吗？”

蒋介石欣然应诺。

不长时间，在蒋介石的积极筹办下，《军声》便创刊面世了，蒋介石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

“看来，介石兄是有大志向的人啊，所思所虑，非一般军人所能比啊！”看了蒋介石的文章，一起编辑《军声》的几个好友不禁感慨。

“不过，从《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这两篇文章看，介石兄主张对俄政策应转向谨慎的外交，与此前宣扬主要敌人是暴俄，对俄要严防，甚至作战的观点，似乎变化了吧？”有人问。

“日本的行动值得注意，与俄国比，日本强大，对中国取咄咄逼人之势，令人忧虑。”蒋介石说，“不过，首要问题必须探明日本是否真有吞并南满的野心。”

“介石兄在文中说，中国征蒙之前，应该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澳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在‘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制无由，垂涎既断，争竟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有人说，“且不说这些事该不该做，能不能做，只是从中多少读出些介石兄有‘惧日症’的讯息来。”

“喔，介石兄对局势的研判，非就事论事，也不是一般的学术商榷，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有人替蒋介石辩解说，“包括认清主要敌国，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这些，可都是当国执政者的思维、治国安邦的谋略啊！”

每当有人恭维说，蒋某人有大抱负、大志向，有治国安邦的谋略的时候，蒋介石总是又高兴又烦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位”在何处？不禁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沮丧。

难道，自己就此充当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

刊物，办了；文章，也写了。热情过后，蒋介石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所追求的。

眼看，民国元年就要过去了，国内各党派分化组合，国会议员竞选如火如荼，有识之士都在各自寻找自己在共和国家中的新位置，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给陈其美写信，详细汇报了在日本的境遇，请求陈其美允许他早日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