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有名望的异见者要费些心机（第1页）

除掉有名望的异见者要费些心机

当傅应祯、刘台相继跳出来公开挑战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权威而被整肃后，张居正气愤之余也在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政治敏感性很高，应该是忽明忽暗、半信半疑间，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号称“布衣狂禅”的何心隐。

何心隐是位有个性的人物，用现在的概念来衡量，何心隐是名副其实的持不同政见者、体制外反对派。他公开蔑视官方意识形态，说，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虚的，假的！

要知道，当权者之所以把儒家学说当成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喜欢那几个老头子，而是看中的三纲五常这一套，偏偏何心隐公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都是假的，这不把意识形态的筋骨给敲断了吗？

何心隐还公开蔑视权贵，不仅自己拒绝考进士、入官场，还不把当权者放在眼里，曾经在家乡组织抗拒县领导乱摊派、增加农民负担的活动，这件事就不是思想问题了，惹了些麻烦，后来也化解了。

更有甚者，何心隐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认同，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由文人选举产生而不是私相授受。

何心隐对官方意识形态最具破坏力、对民众最具煽动性的观点是“育欲”观。他认为，“欲”出于人性本然的要求，应该适当地满足这种要求，他掷地有声地说，官方宣扬“无欲”很虚伪，纯粹是对老百姓进行欺骗。现实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既得利益集团在物质享受上具有垄断权，又虚伪地引导老百姓要“无欲”，实在太不像话了！他强烈主张“与百姓同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普通老百姓同样有满足物质享受要求的权利，而不是只有领导干部、既得利益集团才有这个权利。他主张，人要节制自己的人欲，同时要尊重别人发展人欲的自然权利。所以，有人说何心隐的这个观点反映了老百姓保卫自己生活权利的意志，也反映了争取平等的要求，“这种思想，起了鼓动劳动人民为自己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巨大作用”。

总之，何心隐不仅公开倡导在当权者看来是异端邪说的主张，还付诸行动，结社、讲学，影响非常广，名气非常大。

以我的看法，何心隐有点儿社会主义思想，还有点儿无政府主义思想，多少还有点儿民主主义思想，反正他反对贫富差距过大、反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反对控制人的思想言论，要民主（和西方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相同的地方，比如有限选举权）、要自由、要平等。

在那个时代，何心隐的这些思想、行动很了不得的啊！他不是受“西化”的影响，实际上根本也不知道西方有什么国家、什么情况，就从人的本性出发，发出这样的呼吁！从这个角度看，说平等、自由是普世价值大概也说得过去吧！

说何心隐异端，还有一个因素：虽然他在乡试中高中举人，但是他公开声明放弃这个身份，也拒绝参加会试，拒绝加入官场，就以“布衣”身份到处讲学。

何心隐许多观点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甚至对着干，他的行动又与众不同，不仅在当局眼里，就是在长期受到愚民政策愚弄的广大干部群众心目中，何心隐也是个异类，所以他得到“布衣狂禅”的雅号，算得上一位狂放不羁的名流。

那么，反思傅应祯、刘台接连逃出来挑战权威的时候，张居正为什么会想到何心隐呢？

有原因的，而且还不止一个因素。

第一，傅应祯、刘台都是江西吉安人，与何心隐是同乡，张居正怀疑他的两个门生无缘无故接连逃出来攻击自己，背后有何心隐的身影。对此，何心隐自己也说：“本府一傅一刘谏于丙子春，即疑为元（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引者）党，而秋即肆毒于元也。”出生于万历年间的明末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也说：“江陵当国，御史傅应祯、刘台皆吉安人，江陵因仇吉安人……（对何心隐）不能无心动。”

第二，何心隐虽然自绝于官场，但是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实际上他不仅关心政治，还介入政争。史称当年徐阶和严嵩暗斗时，就是何心隐出的主意，找的人选，通过道教的扶乩，以上天的名义告诉嘉靖皇帝，说严嵩是奸臣，此即所谓的何心隐“以术去宰相”的事。既然那时候何心隐就以那样的办法帮助徐阶整垮了严嵩，那么现在会不会又以别的方式搞垮他张居正呢？而傅应祯、刘台两个人，会不会就是何心隐的马前卒呢？

第三，张居正和何心隐曾经有过正面交锋，并且仍在暗中交锋中。前面说过，长期以来，何心隐在国中四处活动，在首都聚会讲学，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不少热衷学术、喜欢讲学的中央高级干部跟他还是朋友。在何心隐的朋友中，有一位也是张居正的朋友——湖广人耿定向。这个人也是进士出身，因为和张居正是同乡，关系比较好。要说，耿定向这个人还属于学术上的保守派，他认为何心隐的思想很危险，会给他本人和国家带来灾难，即所谓“自杀并杀天下”。尽管如此，他还是和何心隐结为好朋友。老耿可能是一个仗义疏财、喜欢交朋友的人吧，何心隐在首都期间，经常住在他家里。

有一次，到耿定向家串门的张居正和何心隐见面了。这个时候，还是严嵩当国，张居正还是中层干部，担任着最高学府的副校长——国子监司业。

奇怪的是，张居正和何心隐两个人这次见面很不愉快。

何心隐对张居正很不客气，说你在太学（汉代的最高学府称太学，所以何心隐有此说法），知道太学之道乎？

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意思好像是说，你在大学当领导，那你明白该怎样办大学吗？

张居正是城府很深、自视甚高的人，他在何心隐面前摆出当官的架子，显得很威严（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何心隐见到他就反感，才那样不客气说话），听了何心隐的话，张居正以极其严厉的光芒紧紧盯住何心隐，即所谓“目摄之”，冷冷地说：“听说你时时想着要飞到天上去？我看，你飞不起来！”

飞到天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还真不是张居正捏造的。当时有所谓“飞升事业”一说，就是崇尚仙道法术，相信修炼得道就可以化羽飞天。比如有本书叫《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有一个叫朱长春的官员慕好仙道，被罢官后整天沉迷于修真炼形，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有眉目了，就架叠起数十重的桌子，用梯子爬上去，展开双臂，学鸟飞状，坠地重伤。何心隐虽然未必崇信法术，但是他有狂禅的称号，行为举止异于常人。据专家研究，何心隐思想中，“不排除‘神道设教’的可能”，所以张居正才有何心隐“时时想飞到天上去”这样的说法。

何心隐何其狂妄的一个人，听到张居正这样说，竟然“舍然若丧”！他很是悲壮地对耿定向说：“我看，张居正这个人厉害！他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

正史、野史都是这么记载的。

难道，何心隐第一次见到张居正就预见到了杀机？至少，他感觉到张居正这个人不一般，挺狠，是比较准确的。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何心隐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并交锋的13年后，张居正果然已经当国执政，成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

何心隐呢，还是那样狂放不羁，还是那样到处鼓吹他的“异端邪说”，还是那样喜欢对当政者说三道四。张居正则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收拾政敌，打压体制内的反对派；忙于他的新政，只争朝夕，推动已经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正常甚至高速运转起来。

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忘记“统一思想”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张居正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传统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念、思想规范的全面动摇，“异端”思想突起的局面，张居正深感忧虑和不满。要重回建国初期，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个局面。于是，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张居正以《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及其批示，下令禁止讲学，禁止创办书院。

可以推测的是，张居正发布这个政令前后，对讲学的领袖人物何心隐的动向应该是关注的。张居正得到的报告是，何心隐不仅不收敛，还公然嘲讽张居正“遽然以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其粗疏于讲学，以隐毒于讲学者”。

不知道是何心隐太狂妄了还是有错觉，反正他不收敛，不屈服，我行我素。

说何心隐狂妄，不难理解；那说有错觉，是怎么回事呢？

我分析，关键还是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对禁止讲学、禁止创立书院的政策领会不深、不透，执行起来也不那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