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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抓住机遇了，未必真的抓住了

国家的掌舵人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重大历史责任。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要看他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有作为，他的作为客观上是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大的作为的。历史是有机遇的，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的领导人，必然会青史留名，成为历史伟人。

当然，领导人一般都想有一番作为以名垂青史。有的是因为没有机遇，难以有大的作为；有的是有了机遇没有抓住，浑浑噩噩丧失了机会；有的是自认为抓住了机遇，也殚精竭虑，但事实上却是逆潮流而动，错失良机，白辛苦一场，还要承担误国的历史责任。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真正的历史机遇并不多。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早就定型，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因袭绵延，循环往复，很难破题。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生活的时代，中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和深思：

第一，这个时代被西方史家称为历史的分界线，以文化启蒙和航海贸易为标志，西方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国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用方志远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明朝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经与开国时代大异其趣，量变接近极限，处于质变的临界点。

概括说，这个时代主要特征是：

其一，建国后确立的国家各项法规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

其二，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时代”评价之。

其三，经济发展，工商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比如，徐阶的家乡松江府每年制造的棉布就达3000万匹，全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其中近六成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交易，这需要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在号称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却只有十之六七。这是与徐阶同乡、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何良俊的记载。

其四，观念大变，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农本商末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余英时先生认为，明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表现正是士和商的界限模糊起来。才俊放弃科举而经商，甚至官员下海经商的情况也视为顺理成章。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也只是在考试时还有用，领导讲话中还说说，实际上大受质疑，各种新思潮大为流行，否定权威、追求自由成为这些思潮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已经有名流公开提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张了。

其五，国家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怪圈，干部队伍弄虚作假成风，公开争相追逐享乐，官场上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

其六，贫富分化严重，“富益富，贫益贫”，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文化出现多元化态势。

方志远先生概括说这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毛佩奇先生则进行了如下描述：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这句话的含意是，明朝政权包括强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社会包括经济和文化却在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明政权的旧制度，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相脱节，旧政权旧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保护甚至强化旧制度，而是要打破旧制度。

怎么打破？我看未必就是革命，甚至未必要通过自觉的行动。

专家研究说，从西欧现代化的经验看，一是航海，一是文化启蒙，两轮驱动，从而推动着这些国家迈过了转型门槛。

从政治体制上说，西欧苦于封建领主制度下市场分割、政令不统一，开始强化君主专制。虽然历史书上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他们那里的君主专制和我们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质上，是强化中央集权，而中央的权力，还是受到许多限制的，比如征税权就不是君主说了算的。

中国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不多也具备了这些条件啊！

用事后诸葛亮的话说，其实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第一不要强化专制，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发展的障碍，此时专制制度已经受到冲击，政治宽松度较大，对文化启蒙有利，对探寻发展之路有利。第二解海禁，造船、通海。第三鼓励发展工商业。事实上西欧强化君主专制的目的是发展工商业，法国和张居正同时代的执政者无不以发展工商业为目标。

有学者说：“一个社会的文明能演化到何种程度，关键就看这个社会的执政者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宽容、开放和自我批判、自我约束的态度。”至少，不能背道而驰。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国家掌舵人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对各种思潮、言论多些理性、宽容，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是不是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不是就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旧制度？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

当然，研究、阅读历史，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前人，以现在的眼光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时代潮流。事实上在历史即将进入拐点的时候，当时的精英阶层几乎没有人觉察到自己正处于时代的变局中、转型的门槛前。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事先设计按部就班前进的，翻阅历史，你不能不浩叹影响历史进程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偶然性。

当转型的大门摇摇在望时，当时也曾经闪现过一缕曙光：高拱，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应该具备了顺势而行的胆识和担当。

我不是说高拱已经觉醒，把握到了历史的潮流，但是他的胸怀和识见、务实而又灵活的执政风格，只争朝夕“先立规模”的自觉意识，以及他的政策举措，不期然顺应了这个潮流，倘若高拱能够执政10年，说不定会把航船驶向新的航道！

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高拱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反对与时俱进发展了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他最大的特点是有胸怀、有胆识，实事求是，什么祖制不祖制的，只要适应时代需要、利国利民的，就要干。他倡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法律、制度、政策等必须与时俱进。他还说：“法不能无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乃遂袭为故套，无复置议者，此士风日败，而治理所以不兴也。”换句话说，要振兴，就要改革。这就是高拱的治国理念。他公开嘲讽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中的君子不言利，认为这样的观点不仅迂腐而且误国！他倡言，义是公众利益的总和，为公众谋利就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