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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人格化的经验和智慧

按照“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张居正的地位、职务，实际上是辅佐的角色。可是事实上他的权力却是绝对的，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裁！

张居正当政后，以坚定维护儒家意识形态者自居。但是，儒家意识形态是反对独裁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的政治制度设计，也是不允许皇帝独裁的，大臣那就更谈不上独裁了。

可是，张居正做到了。出身贫贱的一介书生，依托国家提供的制度平台，靠个人奋斗，步步高升，直至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长达10年的人，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他掌权期间致力于大明帝国的伟大复兴，确实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兴”。就是说，他的理想、目标，通过不长时间的努力都实现了。无论是作为领导人还是作为读书人，张居正都是成功的。他是人治的典范，登上了人治的巅峰。

按照张居正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对张居正的理解，他口头上是孔孟主义者，实际上是法家——韩非子等人的信徒。或者说，指导他治国理政的是法家思想，而法家的治国秘籍其实就三个字：利、威、名。所谓利，就是要让大家得实惠；所谓威，就是要铁腕，运用法律、镇压机器的威慑力，贯彻领导人的主张；所谓名，就是名副其实，职位和权力、责任相符合。如果说前两个字确实符合张居正的治国实践的话，后一个字却与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张居正不是皇帝却比许多皇帝的权力还大，具体说，受到的牵制比皇帝还小。

显然，不是“宪法”赋予张居正以权力，也不是体制上给他提供了基本条件。恰恰相反，“宪法”和体制，都是不允许他掌握并行使如此大的权力的。他既没有把孔孟主义当教条，也没有把法家思想当圭臬。

那么，张居正有什么办法呢？换言之，他能够反辅为主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的奥秘在哪里呢？

客观上说，张居正刚刚当国的时候，皇帝确实还小，他具有顾命大臣的合法身份，这是一个客观条件。除此之外，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他都没有更多的资源了。况且，历史上这样的机遇并不是绝无仅有啊，别人做不到，张居正却做到了。

根据我的研究，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点，张居正把最高权力运行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都摆平了。

传统中国的政治，虽然制度化程度很高，但是却有许多重大缺陷。其中最重大的缺陷有两个，一是从来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内涵外延做出明确规定。皇帝有什么职权？和首席大臣的职权如何划分，等等，笼而统之，含糊不清。二是只做普遍性规定，基本上不做假设性规定。比如，最高权力由皇帝行使，皇帝年幼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怎么办？权力的运行程序是什么，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祖制里有宦官、后宫不得干政的规定，但一切政令的发布都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一切决策都需要经过皇帝的认可才算数的，而年幼的皇帝生活在深宫里，并且没有规定年幼的皇帝就不能否决内阁报上去的建议，这样的话，皇帝的母亲和在皇帝身边负责处理文件乃至代笔做出批示的宦官的影响力就非同小可了。最高权力的运行是不是通畅，这两个人就成为关键。

张居正深谙此理。不管是不是具有正当性，不管是不是符合道义原则，现实就是这样，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不错，宦官干政是绝对不允许的，后宫不得参与政治是祖训，但是情况摆在那儿，小皇帝自己不具备亲自处理问题的能力，内阁报上去的建议，又没有说皇帝只能同意而不能否决或者修改，他否决了、修改了，也不需要说明是根据宦官或者母亲的意见办的，谁也不能说违宪。这就有漏洞了。高拱这样的首相很较真儿，认死理儿，哎呀宦官干政不行啊！政务应该内阁处理啊！堂堂正正倒是堂堂正正，正义也绝对是正义，但就是站不住！人家打发他立即卷铺盖滚蛋，他也不好再问皇帝这么小是谁让他滚蛋的啊？还是乖乖走人了。这一点，还是张居正比较清醒，是现实主义者。不仅夺权时期清醒，掌权后更加清醒，他没有摆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说太监、太后干预政治是违法的，你们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他不这样说，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说；恰恰相反，他摆出低姿态，很尊重他们，意思分明是说：“我听你们的，我听你们的，敬请吩咐。”当然他这样做，不是真的要乖乖听他们的，而是要他们乖乖听他张居正的。所以，他煞费苦心地以不同方式，把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都摆平了。

对李太后先是诱之以利——承诺与已被打入冷宫的正房并封皇太后，加同样字数的徽号，进而发展成为情人关系，把最有影响力的女人牢牢掌握住。女人嘛，一旦真的喜欢上一个人，那是很有牺牲精神的。结果，不仅她本人一切听张居正的，还拼命压服自己的皇帝儿子，非要他听命于张居正不可，甚至公文里明确对外公布说，皇帝到30岁后才能够亲自行使最高权力。张居正的这一招很厉害，也很关键。在张居正去世前，那个已经成人的皇帝也只能诚惶诚恐般听命于张居正。

对太监头子冯保，张居正相当于和他结拜了，认他做了“黑老大”。为什么说是“黑老大”呢？一是因为这样做既违法又不道德，不能公开，只能是地下活动，所以是“黑老大”；二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可能有什么摆到桌面上的规则、惯例，而是完全靠感觉、凭义气，仿佛黑社会的那一套，小老弟对老大很恭敬，老大对小老弟很仗义。行，政务上的事你就全权负责吧，为兄不干预！背黑锅的事嘛，哥哥替你背！

从道义上说，正义力量与宦官应该势不两立。可是，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机会主义者。他不仅不主动采取措施限制、防范冯保，而是甘心情愿认冯保为老大，对他毕恭毕敬，甚至可以说卑躬屈膝。这个“黑老大”在内，张居正在外，实现了里应外合、天衣无缝的美妙组合。这一招也很厉害啊，不仅夺权时配合默契，也避免了掌权后的权力争斗，再加上李太后对冯保的约束，形成了稳定的最高权力格局。一切政务都由张居正来决定，凡是他想办的事，包括明显违法的事——比如“夺情”大戏，很方便就办到了。

第二点，张居正巧妙地把劣势转化为了优势，在当老大还是老二这两个角色间游刃有余。

张居正具有内阁首相兼首席顾命大臣的合法身份，法定地位是国家的二把手。但是由于李太后的关系，张居正事实上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成为国家最高实权人物。

本来，张居正不是皇帝，事实上摄行皇权，是劣势，但是他却把这个劣势转化为了优势。

第一是既行使皇权又鲜有约束。在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上，约束皇权最主要的机制是宰辅。比如在唐代，皇帝发布任何命令，如果宰相不副署就不被承认。武则天时代，有一个有名的大臣就公开说，不经凤台鸾阁，何谓诏旨？就是说，不经过宰相机构的副署是违法的，那就不是诏书、圣旨，而是废纸一张！从这一点上看，传统的政治体制有点儿像现代的内阁制。到了大明帝国，伟大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要独裁，把政治体制给改了，可是后来慢慢地，还是在事实上恢复了。内阁虽然不是宰相机构，却有点儿那个意思了，按照不成文“宪法”，内阁可以把认为难以执行的决策退回去，请皇帝重新考虑。结果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皇帝收回成命，按照内阁的意见修改；要么依然坚持，那就意味着对首相的不信任，会导致首相下台。现在的情况是，张居正身兼二任，少了一个最大的制约。

第二是遇到一些需要承担直接责任或者与舆论不合甚至明显违规会引起争论的情形，张居正就会退回到老二的角色。一旦有人提出异议，他就说，这是皇帝的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正常情况下，皇帝的决定也是可以谏诤的，“议员”和中高级干部都可以提出意见，而内阁作为文官的代表，应该成为他们的后盾，并有道义的责任设法保护给皇帝提出意见的干部。可是，事实上所谓皇帝决定的，就是张居正的意见，反对者不仅得不到内阁的支持、保护，反而会受到以皇帝的名义给予的严厉惩罚。一般情况下大家也就很知趣地不说了，个别敢言直谏的“议员”和其他干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说了也白说，还要承担严重后果。

特殊情况下，张居正甚至退到老三的位置，把太监冯保推到第一线，让他背黑锅、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