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秦桧 我的无间道1（第1页）
第六章秦桧我的无间道1
说起我，你们绝不陌生。
今天如果你们去杭州，还可以看见我赤着上身反剪双手长跪在岳武穆的墓前。从明朝正德年间第一次铸像到现在，我已经在那里跪了将近五百年，而且貌似要永远跪下去。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岳庙的一副对联。上联说的是岳飞，下联说的就是我。
我就这么跪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符号，连无辜的白铁都被我连累了。如果白铁有知，我真想对它说声抱歉。我就这么屈膝垂首于山一样伟岸的、大忠大善的岳飞英灵前，任千夫所指、兆民唾骂。如果把这五百年来唾骂我的口水汇聚起来，足以成为一片浩瀚的汪洋。
而称颂岳飞的口水则会组成另一片汪洋。
当然，如果纯粹用道德眼光来看，我也承认，岳飞是个难得的忠臣，而且的确死得冤。所以就算在他灵前再跪五千年，我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道德评价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
有一点我务必事先声明，我对你们说这些，并不是替自己做翻案文章。都死了八百多年了，翻来翻去又有什么意思？暂且不说其他朝代，光是南宋一朝我就被翻了几次：
我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皇帝赵构为我盖棺论定，赠“申王”、谥“忠献”。五十一年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我被翻了过来，夺“申王”之爵、谥“谬丑”。才过了两年，亦即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又把我翻了过去，恢复原爵位和“忠献”谥号……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聊的把戏。无论人们评价我的时候如何针锋相对，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搞来搞去的真实目的无非还是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我极度讨厌所谓的“翻案”。我真正关心的是，在你们看来，除了道德论断这个传统角度，历史是否还可以从另外的侧面进出？
一
就像伟人降生总是被说成异香满室、神迹昭昭一样，人们似乎也倾向于认为奸臣打从出娘胎起就是一肚子坏水。
其实前者往往是谎言，而后者也多半是瞎掰。
人是善变的动物，而这个世界又是如此变幻莫测，就算你现在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又有谁敢保证明日的你必是今日的你呢？所以说，没有谁是天生的忠良，也没有谁是注定的恶棍。
就像我来讲，我既非从小就长得青面獠牙，也不是一落地就心怀大恶。相反，我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太学时，还以乐于助人、关心集体、手脚勤快等优良品格著称。同窗们平常有些跑腿的小事总是喜欢找我帮忙，而我也总是干得不亦乐乎；要是碰上三月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集体活动，我都是主动请缨担任义务总办，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替大伙操办一切。所以同窗们就赠给我一个雅号——秦长脚。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双健步如飞的长脚日后将带我走上那条一去不回头的无间道。
学生时代，我不但人缘很好，而且学业优异，所以我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就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考上了进士，授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一职。年轻时候的我之所以表现得奋发有为，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显赫的家世——我父亲秦敏学虽然也是从政之人，可一生中最大的官只当到县令，而且在我幼年即已去世，根本不可能对我的仕途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生能否出人头地，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努力！
当然，我后来的仕途发展，应该说还与我的妻子是有关系的。她是名臣后代，其祖父是北宋神宗朝的著名宰相王珪，如此显赫的门第自然会对我有所助益。我担任密州教授之后又继续深造，考中词学兼茂科，奉调为京师的太学学正，相当于最高国立大学的训导长，算是返校任教了。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总算是京城的官，比外放好多了。
日后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靖康年间从天而降的那场国难，我这一生恐怕很难当上宰相，更别说要执掌帝国权柄前后共计十八年并最终晋位为太师。我很可能跟所有太平时代的官僚一样，以蜗牛的速度慢慢爬，到发白齿摇的时候混到一个尚书就算功德圆满了。
所以，靖康元年无疑是大宋王朝悲剧的开端，却是我个人平步青云的起点。
不过你们可别误会，以为我这么说足以证明我一开始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其实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当穷凶极恶的金国军队兵临汴京城下、强迫大宋割地赔款的时候，我是朝中为数不多的坚定的主战派之一。
金人当时提出的城下之盟是：一、大宋一次性赔付金国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二、宋主尊金主为伯父；三、宋割让中山（今河北定州）、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四、以亲王宰相为人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上疏，向钦宗皇帝建言：一、金人贪得无厌，绝对不能割让作为汴京屏障的三镇，最多只能许以燕山（今北京）一路；因为金兵南下时，守将郭药师叛降，燕山所属州县已悉数为金所有；既已被占，不妨遂认可之。二、金人狡诈多端，即便议和，汴京的军事防御绝对不能松懈。三、召集百官廷议，集思广益，共商国是。四、金国的议和使臣只能驻留朝外，绝对不允许他们登上朝会大殿。
可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如同泥牛入海，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
几天后，我突然被擢升为职方员外郎。我大感振奋，以为主战派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当我挽起袖子准备报效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忽然命我去张邦昌的官署报到，听候差遣。你们也知道，这个张邦昌就是后来被金人扶植为“楚帝”、建立傀儡政权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显然，这一纸任命状是主和派颁发的，目的是想收买我。
我义愤填膺，一连呈上三道辞职奏章，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此项任命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说白了就是——宁掉乌纱，决不卖国。
朝廷接受了我的辞职请求。
日后当我偶尔回想起年轻时代壮怀激烈的那一幕时，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甚至很难想象靖康元年上疏辞官的秦桧和南宋初年奔走在无间道上的秦桧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我是多么正气凛然啊！所秉持的从政理念又是那么单纯！我以为身为社稷之臣、民之父母，国难当头的时刻就应该把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我以为只要大宋王朝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凶残的胡虏，保卫美丽的家园；我以为天子和百官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也拥有和我相同的信念，大家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没有根本的分歧……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世界并不那么美妙。美妙的只是我对世界的一厢情愿。
别人也不单纯。单纯的是我对别人的期许。
大宋王朝的官场，靖康元年的世事，国难当头的人心，瞬息万变的时局，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如果我再一意孤行地单纯下去，不需要等到国破家亡，头一个毁灭的就是我。
为此，我愿意不惜篇幅地为你们描绘我当时所面对的世界。
我很愿意告诉你们，靖康年间的大宋帝国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国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望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其战略意图是以宗翰一军下太原，取洛阳，断绝宋朝的西路援军，并阻止宋天子西逃入蜀；以宗望一军下燕山，取真定（今河北正定），直逼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两军最后对大宋都城实施包抄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