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唐德宗 失落的长安（第2页）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投靠朱泚的朝臣劝他诛灭滞留在京师的皇族，让天下百姓对唐室绝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惊闻长安发生兵变、德宗流亡的消息，正在河北、河南与叛军对峙的各路朝廷军不得不收缩战线，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政府。浑瑊等人率众力战，奉天城危在旦夕……

战乱的烽火突然间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天子的眼皮底下，大唐王朝陷入了自安史之乱平定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奉天被围一个多月，城中粮饷全部告罄，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最后的二石糙米。臣僚只好趁半夜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缒下城头，去野地里挖些野菜来充当天子御膳。在这样的困境中，德宗内心的沮丧达到了顶点。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公卿将帅召集过来，说：“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此乃应得；诸公并无罪错，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闻言，全都跪地叩首，涕泪横流，表示愿为天子尽死效忠。

十一月中旬，困顿的局势终于出现转机。李怀光、李晟、马燧等纷纷率部进入关中勤王，迫使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匆匆撤回长安。

奉天转危为安，德宗君臣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不久之后，李怀光却因受到宰相卢杞的排挤，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所以在长安郊外按兵不动，从此再不执行德宗克复长安的命令。

次年正月，德宗改元兴元，并颁布了一道《罪己诏》。诏书宣布：间架税、除陌钱等苛捐杂税一概罢废，并宣布除朱泚之外，对叛乱诸藩及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

这道非同寻常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不同反应。王武俊、田悦和李纳均取消王号，上表请罪。而李希烈尽管被德宗列入了赦免之列，可他自认为在叛乱诸藩中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所以不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旋即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

紧接着，李怀光又与朱泚联手，在咸阳揭起反旗，并公然叫嚣：“我已与朱泚联合，李适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由于李怀光近在咫尺，所以德宗不敢留在奉天，只好带着文武百官再度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虽然扯起了反旗，可李怀光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他麾下的朔方将士普遍对李唐还抱有感情，所以当李怀光遣将去追杀天子的时候，三个将领故意在途中逗留延宕，放走了德宗；此后李怀光准备攻打李晟，三次下达动员令，将士们都不从命。他们说：“如果是打朱泚，我们一定效死；要是想谋反，我们宁死不从！”

除了部卒离心之外，李怀光和朱泚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

李怀光反叛之前，兵多将广，实力强劲，朱泚致函尊其为兄长，并相约与他在关中称帝，愿为兄弟之国。可当朱泚后来发现李怀光的部众纷纷背叛，势力日渐削弱时，便又傲慢起来，竟然赐给李怀光“诏书”，以臣节相待，并打算征调他的部队。李怀光勃然大怒，可他处在李晟和朱泚的夹缝间，又不敢轻举妄动。他担心进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遭到另一个的攻击。万般无奈之下，李怀光只好烧毁营寨，东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已被德宗任命为京畿、渭北等四镇节度使的李晟对占据长安的朱泚发起反攻，从大明宫北面禁苑的苑墙突入城中。朱泚抵挡不住，带领残部一万多人向西而逃。沦陷了八个月的长安，终于回到李唐王朝手中。

朱泚向西一路狂奔，打算投奔吐蕃，可部众却沿途逃散，最后在半路上被手下大将所杀。数日后，首级被传送至梁州的天子行在。至此，由泾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叛乱终于尘埃落定。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十三日，颠沛流离的德宗李适终于回到了长安。

大明宫依旧矗立在那里，默默守候着王者归来。

归来的德宗受到万千军民的夹道欢迎，他一路上都尽量保持着微笑。那笑容仿佛在说：所有的灾难和不幸都已经过去了，让我们重建家园吧！

可事实上，此刻李适的心头正响着另外一种声音。

那声音在说：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丢了就是丢了，那是找不回来的。李适不知道自己到底丢了什么，可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

随着长安的光复，各个战场的形势也在逐步好转。

河中战场，浑瑊等人从西南反向进逼李怀光，而河东节度使马燧则从东北方向夹攻李怀光，先后收复晋州（今山西临汾市）、慈州（今山西吉县）等地，对李怀光的后方形成了重大威胁。河北战场，朱滔被打得节节败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极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请罪。中原战场上，朝廷军也开始转败为胜，先后逼降和俘虏了李希烈的手下大将李澄、翟崇辉、田怀珍、孙液等人，克复了汴州、郑州等战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次年正月，唐王朝把年号改为“贞元”。从新年号的字面上看，“贞”是坚定之义，而“元”是开局之义，可见德宗君臣不仅希望帝国从此获得一个崭新的开端，而且更希望能够把这个良好的开局长久地保持下去。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势穷力蹙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病死，其部下刘怦在将士的拥戴下接过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节度使，河北之乱告平。

八月，李怀光在马燧、浑瑊等人的围攻下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最后自缢而亡，河中告平。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身染重病的李希烈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旋即率众向朝廷投诚；是月底，朝廷任其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自任为留后，朝廷只好予以默认；至此，淮西之乱告平。

尽管诸藩之乱最终都被平定了，然而我们却无奈地发现——这场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的叛乱与其说是以唐王朝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德宗朝廷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镇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镇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朱滔身死、刘怦自立之后，或者是陈仙奇杀李希烈、吴少诚杀陈仙奇之后，德宗朝廷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本人强力削藩、中兴李唐的志向和信念却从此**然无存，从这个意义说，真正的失败者又何尝不是德宗呢？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领虽然一一败亡，看上去好像都失败了，但是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潜规则”却仍然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说，藩镇又何尝不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既然藩镇割据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消灭几个军阀是于事无补的。

在此后的整个贞元年间，诸藩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德宗皇帝也只能得过且过地守着这片支离破碎的江山，不敢再存任何奢望……

也许到最后德宗会依稀想起，泾原兵变的那一年，他失落的东西并不是长安，而是一种勇气、一种信念。